首頁 >> 哲學 >> 馬克思主義哲學
馬克思“一般智力”范疇的當代重構及其效應評估
2021年07月28日 12:17 來源:《探索與爭鳴》 作者:孫樂強 字號
2021年07月28日 12:17
來源:《探索與爭鳴》 作者:孫樂強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The Contemporary Reconstruction of Marx's Category of "General Intelligence" and Its Effect Evaluation

  作者簡介:孫樂強,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南京 210023)。

  原發信息:《探索與爭鳴》20211期

  內容提要:自治主義和認知資本主義結合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演變,從活勞動的主體維度重新激活了馬克思的“一般智力”范疇。作為社會總體智力的“一般智力”被詮釋為公眾具有的普遍潛能,即“智力一般”。在此基礎上,實現了對“現實抽象”“固定資本”“大眾智能”等的全新理解,建構了富有特色的自治主義批判理論和“認知資本主義”范式,成為當代西方左翼思潮中一道靚麗的風景線。不過,他們的當代建構也存在不可避免的理論缺陷,過度泛化了“一般智力”和“固定資本”的科學內涵,混淆了“一般智力”與“一般智力的作用形式”,帶有鮮明的一般智力決定論傾向,由此解構了階級邏輯,在斗爭策略上陷入后現代主義的窠臼之中。

  關鍵詞:一般智力/認知資本主義/現實抽象/固定資本/大眾智能

  標題注釋:[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當代西方左派對馬克思‘機器論片斷’的理論重構與社會批判范式的當代轉型研究”(17BZX031);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資助項目“新世紀以來國外馬克思主義發展趨勢和重大問題研究”

  

  創新發展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是國內外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者的一項共同使命。有些西方左翼學者結合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新形態,圍繞馬克思當年涉及但并未系統闡述的相關范疇和思想展開了深入探討,并在新的語境中賦予其鮮明的時代內涵,建構了一套獨具特色的理論范式和話語體系,有力展現了馬克思思想的當代價值和強大生命力。其中,“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也翻譯為“普遍智能”)就是他們重點挖掘的范疇之一。那么,什么是馬克思語境中的“一般智力”?當代西方左翼又如何理解這一范疇的?借助這一范疇,他們建構了什么樣的理論體系?我們又應當如何看待他們的理論建構?解答這些問題,無疑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

  從“一般智力”到“智力一般”:當代西方左翼話語的邏輯轉換

  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固定資本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當代西方左翼稱為“機器論片斷”)中,馬克思指出:“自然界沒有造出任何機器,沒有造出機車、鐵路、電報、自動走錠精紡機等等。它們是人的產業勞動的產物,是轉化為人的意志駕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說在自然界實現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質。它們是人的手創造出來的人腦的器官;是對象化的知識力量。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會生產力已經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僅以知識的形式,而且作為社會實踐的直接器官,作為實際生活過程的直接器官被生產出來。”①這就是馬克思“一般智力”范疇的出場語境。結合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當代西方左翼通過對這段話的批判性解讀,在新的語境中實現了對“一般智力”范疇的再發現和當代重構,從而開啟了一個全新的理論空間。

  首先,什么是當代西方左翼學者理解的“一般智力”?維爾諾認為,馬克思實際上提供了兩個認識維度。一是顯性的物質勞動維度。維爾諾指出,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機器大生產必然迫使工人與一般智力分離開來,使前者降低為生產過程的次要環節,淪為單純的體力勞動者;同時,也必然會大力吸納和占有一般智力,將其轉化為固定資本。二是隱性的非物質勞動維度。維爾諾認為,在馬克思的分析中,實際上還隱藏著另一條非常重要的線索,即非物質勞動領域中的“一般智力”問題。他指出,馬克思提出了兩種不同的非物質勞動:一是產品可以脫離勞動行為的非物質勞動,如作家、畫家的勞動等;二是產品無法與勞動行為分離的勞動,如鋼琴家、舞蹈家、教師、演說家、醫生的勞動等。②維爾諾認為,在馬克思的分析中,這兩條線索的地位是不一樣的,雖然馬克思看到了非物質勞動問題,但由于社會歷史條件所限,他并沒有將這一維度上升為分析“一般智力”的主導尺度,而是認為它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完全可以置之不理”③。于是,馬克思只是基于物質勞動來理解一般智力范疇,進而把后者理解為對象化在機器體系和固定資本中的科學知識,錯失了一般智力的豐富內涵。然而,到了后福特制時代,一切都發生了變化,非物質勞動已經取代物質勞動成為資本主義勞動的主導形態。因此,維爾諾認為,必須顛覆馬克思當年的分析邏輯,將非物質勞動當作理解一般智力的主導尺度,將其與活勞動聯系起來,重新界定一般智力的科學內涵。

  于是,一個新的問題就產生了:既然非物質勞動分為兩種類型,那么,哪種類型的非物質勞動才是理解一般智力的主導尺度呢?在維爾諾看來,第一種非物質勞動屬于對象化的勞動,它提供一種外在的終端產品,如一本書、一幅畫、一個數學公式等。在這種情況下,一般智力仍像物質勞動領域一樣,表現為一種客觀化的資產形態。區別只在于,在物質勞動領域,一般智力對象化為固定資本;而在非物質勞動領域,一般智力對象化為客觀的知識和思想。因此,這種非物質勞動還不足以體現一般智力的根本屬性。因此,維爾諾認為,只有基于第二種非物質勞動,才能徹底把握一般智力的根本特質,因為與第一種非物質勞動不同,這種非物質勞動不提供任何外在的客觀產品。在這里,一般智力不再凝結為某種“固定資產,而是以認知范式、對話演繹、語言競爭的名義在交流互動中展開”,“體現著活生生的主體的交往、抽象思考和自我反思”能力。④換句話說,在這種勞動中,一般智力既不表現為澆筑在固定資本中的科學知識,也不表現為“人類已獲得的知識的總和”,而是表現為主體自身的潛能本身。⑤基于此,維爾諾指出,必須超越客體邏輯,將一般智力理解為主體自身的能力。同時,也必須超越原來的小眾邏輯,即不能再將一般智力理解為少數人的專利,而是理解為所有公眾具有的普遍能力,由此完成了從馬克思的“一般智力”到“智力一般”(intellect in general)⑥、從少數人的智力到大眾智能的邏輯轉變。以此來看,維爾諾所理解的一般智力不僅包括對象化在機器體系中的科學力量,以及對象化在各種終端產品中的客觀知識和思想,還包括主體自身蘊含的各種潛能和能力本身,后者才是維爾諾對一般智力范疇的本質界定。

  其次,一般智力與勞動價值論、現實抽象之間存在何種關系?自治主義和認知資本主義學派指出,馬克思雖然看到了當時資本主義條件下的非物質勞動,但他卻始終認為,后者并不創造剩余價值,屬于非生產勞動,“在那里沒有自主的制成品,在極大程度上就不能說生產性(剩余價值)勞動。馬克思實際上接受了這樣一個等式:沒有終端產品的勞動=個人私人服務”⑦。因此,他們認為,在馬克思那里,勞動價值論主要是指物質勞動創造價值,非物質勞動則被排斥在生產性勞動之外。但在后福特制時代,隨著資本主義產業結構的深度調整和文化工業的蓬勃發展,非物質勞動代替物質勞動成為創造剩余價值的主導形式;而一般智力也取代了過去的體力,成為“雇傭勞動、等級制度、生產剩余價值的一個支柱”⑧。在這里,“后福特制的全部勞動都是生產性的(創造剩余價值的)勞動”⑨。這一斷言不僅是維爾諾的結論,也是拉扎拉托、奈格里、哈特和認知資本主義流派的共同觀點。

  在此基礎上,他們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即如何理解后福特制時代的“現實抽象”?自索恩-雷特爾、齊澤克等人重新發現馬克思的“現實抽象”之后,一些左翼學者也試圖在新的基礎上對此問題作出新的詮釋。維爾諾就是其中之一。他指出,在馬克思那里,“現實抽象”不過是一種事后的“經驗事實”⑩,比如,貨幣不過是“等價理念”在現實中的經驗化身,反映了人類對已經完成的物質勞動成果的總結和抽象,它只指涉“勞動的過去時”。而在后福特制時代,沒有終端產品的非物質勞動已經成為剩余價值創造的主導形式,因此“現實抽象”不再體現在勞動的結果中,而是表現為活動本身;它不再指涉“勞動的過去時”,而是表現為“勞動的現在時”。因此,與貨幣抽象相比,一般智力“是更加絕對的真正抽象的概念”,“是精神的抽象直接在它們本身的真實的抽象階段”(11)。如果說在馬克思那里,是物質勞動創造價值,那么在后福特制時代,則是一般智力創造價值;如果在馬克思那里,價值抽象表現為物質勞動的社會轉化及其產物,那么在后福特制時代,“現實抽象”則直接表現為一般智力的精神抽象;如果說在馬克思那里,一般智力是與勞動分離的,那么,在后福特制時代,一般智力已經與勞動緊密結合在一起了。基于此,維爾諾指出,馬克思曾預言大眾智能只可能出現于后資本主義社會,然而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實踐表明,大眾智能在后福特制時代就已經出現了。

  再次,一般智力與固定資本的關系出現了何種變化?在馬克思那里,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是依據資本在剩余價值生產中的作用作出的本質劃分,而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則是依據資本的流通形式作出的外在劃分。(12)不過,在當代西方左翼思潮中,卻出現了一種新的趨勢,即力圖激活固定資本范疇來重構馬克思思想的當代性。如果說哈維通過空間轉向,重新詮釋了固定資本的當代價值,那么奈格里等人則通過一般智力的中介重新賦予固定資本以新的內涵。

  在馬克思那里,生產過程主要是指物質生產過程,而固定資本主要是指看得見的機器體系,它是科學知識對象化的產物,而科學知識則是由作為主體的人創造出來的。因此,固定資本的發展程度,最終取決于人自身的發展程度。基于此,馬克思給出了一個重要結論:“節約勞動時間等于增加自由時間,即增加使個人得到充分發展的時間,而個人的充分發展又作為最大生產力反作用于勞動生產力。從直接生產過程的角度來看,節約勞動時間可以看作生產固定資本,這種固定資本就是人本身。”(13)自由時間的增加意味著個人有更多時間從事科學研究,充分占有一般智力,這反過來又推動了一般智力和科學知識的發展,從而促進固定資本的發展。因此,當馬克思說“固定資本就是人本身”時,主要是指固定資本的發展最終取決于人本身的發展,而不是說人本身已經成了固定資本。

  到了后福特制時代,這一命題的內涵發生了重大變化。奈格里指出:“當馬克思斷言在《資本論》中通常被理解為作為機器網絡的固定資本,已經變成了‘人本身’時,他預言了資本在我們時代中的發展。”(14)隨著資本主義產業結構的深度調整,資本主義國家逐漸將低端制造業轉移到海外,形成了以知識生產等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對于大公司、大企業而言,馬克思當年所說的工廠中的物質產品的生產已淪為價值鏈的最低端,它們要維持自身的競爭優勢,重要的不再是有形物品的生產,而是價值鏈的高端產品,如知識、信息和一般智力的研發創新。而要生產這種無形產品,單純的機器體系已無法完成,必須依靠擁有一般智力的高素質勞動者。基于此,奈格里指出,就無形產品的生產來說,固定資本已經不再表現為機器體系,而是表現為一般智力和人本身,“固定資本現在看起來是在身體之內,印在他們身上,同時也服從他們——當我們考慮諸如研究和軟件開發等活動時,情況更是如此。這些工作不是與工人相分離的物質產品的凝結,而是仍然被納入大腦、不能脫離人而存在”(15)。換言之,對于物質產品而言,固定資本表現為機器體系,可變資本表現為以體力為主導的勞動力;但對于非物質產品而言,固定資本則表現為擁有一般智力的人本身,即“身體-機器”,而可變資本則表現為以一般智力為主導的勞動力。如果說在前者那里,固定資本和勞動力還是分離的,那么在后者這里,固定資本與勞動力在一般智力的基礎上實現了合一:擁有一般智力的人既是知識信息生產和技術研發的主要勞動力,也是后者不可或缺的固定資本。基于此,奈格里指出,在后福特制時代,人已經取代機器體系,成為固定資本的最高形態。在奈格里看來,固定資本從機器發展為人本身,意味著馬克思當年關于固定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劃分似乎已經過時了,“在這里,死勞動和活勞動之間的界限(即固定資本和可變資本之間的界限)徹底變得模糊不清了”(16)。這意味著,馬克思當年關于資本有機構成的解釋,即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比,也已經失去了既有效力,因為在這里,可變資本恰恰代表著固定資本本身。在此基礎上,奈格里得出了結論:今天,重新占有固定資本,絕不是一種隱喻,而是新時期階級斗爭必須踐行的政治綱領,因為重新占有固定資本,就是重新占有一般智力,就是回歸人本身。

  一般智力與資本主義新形態:當代西方左翼社會批判理論的范式轉換

  隨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迅猛發展,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在此背景下,一些左翼思想家從不同的方面分析了這種變化,并在反思馬克思物質生產理論的基礎上,建構了不同的社會批判范式,對意大利自治主義和認知資本主義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中,比較突出的有德波的景觀批判(17)、鮑德里亞的符號仿真批判(18)和波斯特的信息方式批判理論(19)。從景觀批判到符號仿真批判再到信息方式批判,反映了當代西方左翼對資本主義主導邏輯嬗變的理論認知,雖然他們的立足點有差異,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即都認為馬克思的物質生產理論只是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產物,已無法解釋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此外,這些社會批判理論在某種程度上開啟了一種不同于物質生產邏輯的“嶄新”視域,為當代自治主義和認知資本主義重新激活“一般智力”范疇、建構富有特色的非物質勞動和認知勞動理論提供了重要借鑒。在綜合吸收這些觀點以及其他左翼思想的基礎上,自治主義和認知資本主義建構了一套既有共識又存在分歧的社會批判范式。不過,值得玩味的是,與前輩相比,他們的整個邏輯都發生了重大變化。

  首先,從景觀、符號和信息方式的具體范式到一般智力的總體轉換。就理論淵源和債務關系而言,從景觀到符號仿真再到信息方式的演變,反映的是前者影響后者并在邏輯上不斷遞進的過程。不過,自治主義學派認為,不論是景觀、符號仿真還是信息方式,實際上都不過是當代資本主義轉型的一個側面。僅僅停留在這些具體層面,還無法完整地把握當代社會演變的主導邏輯。因此,自治主義和認知資本主義認為,必須進入歷史深處,總結景觀、符號、仿真和信息方式背后的共同邏輯,超越具體范式,達及抽象本身。在此背景下,馬克思的“一般智力”范疇恰恰迎合了他們的理論需要。結合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他們將景觀、符號、仿真、信息、知識(客觀化形態)以及認知、交往、情感、語言交流、思考、想象(能力和潛能本身)等通通納入一般智力范疇之中,并將后者當作解剖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一般抽象基礎。這不僅超越了馬克思當年所說的“對象化的知識力量”的客體維度,也超越了景觀、符號、仿真、信息等具體范式,實現了從現實具體到一般抽象的邏輯轉變。

  其次,從批判話語到積極話語、從資本邏輯到主體邏輯的轉變。在德波、鮑德里亞和波斯特那里,所謂景觀、仿真、符號甚至信息,都是在資本的主導下建構完成的,是作為批判對象出場的:德波呼吁通過日常生活的革命來徹底摧毀景觀,鮑德里亞期冀于象征交換的回歸和符碼的“內爆”來徹底終結“仿真”邏輯,波斯特則將電腦病毒視為抵抗信息方式的一個重要途徑。但到了自治主義和認知資本主義這里,整個邏輯被顛倒了過來。景觀、符號、信息等不再作為批判對象出場了,而是被翻轉為一種肯定式的正面話語,即被視為一般智力和社會生產力的積極表現,這是一種典型的邏輯錯位。如維爾諾指出:“‘景觀’是已經成為一種商品的人際交往。通過景觀傳遞的恰恰就是人類的交往能力,口頭語言的交流……在后福特制時代,人際交往也通常是富有成效的合作所必需的基本要素;因此,它是起支配作用的生產力……在景觀里,我們發現了以各種獨立的、受人迷戀的形式展示的最具影響力的社會生產力。”(20)此外,在拉扎拉托、奈格里和哈特關于非物質勞動的定義中,同樣可以看到景觀、信息、符號等因素蘊含的積極作用,這也是后來哈特、奈格里在《大眾》中將其命名為“生命政治勞動”(21)的原因所在:作為對福柯的借鑒,“生命政治”這一范疇在哈特、奈格里這里被賦予獨特內涵,其與“生命權力”范疇(即資本對生命的權力統治)相對,特指主體生成的解放政治學,它是一種積極的生命政治學。如果說在德波、鮑德里亞和波斯特那里,景觀、符號仿真和信息方式代表了資本邏輯的最新發展形態,那么到了自治主義學派這里,這些因素則視為主體生成的積極力量。自治主義者認為,在當代西方社會,資本的確已經將自己的觸角延伸到一切非物質勞動領域,完成了對整個精神生活的內在殖民,開啟了以一般智力為基礎的新型統治,正是在生產景觀、信息、符號、知識和情感的勞動中,出現了一種全新的合作形式,它蘊含著“出離”資本的可能性。這種合作不再是資本強加的被動合作,而是勞動者自主形成的集體合作。(22)在這種合作中,主體將會重新占有一般智力,將其從資本、國家(維爾諾)和帝國(哈特、奈格里)的支配下解放出來,實現一般智力的“共產主義”。

  再次,從后工業社會到認知資本主義的范式轉換。德波的景觀社會、鮑德里亞的符號仿真、波斯特的信息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新發展,似乎宣告了一種不同于工業社會的新型資本主義范式的誕生。這一問題域在自治主義和認知資本主義這里都得到了延續。在他們看來,“一般智力范疇的確認回應了工業資本主義本身的結構性危機”(23),必須從一般智力、非物質勞動和認知勞動的主導維度來界劃這種新形態。不過,在具體范式上,維爾諾始終堅持后福特主義和國家權力的分析框架,哈特和奈格里走向了去國家權力的資本帝國,而認知資本主義則聚焦資本與新型勞動之間的權力關系,提出了認知資本主義(cognitive capitlaism)范式。韋賽隆指出:“‘認知’這一術語強調了勞動和資本矛盾關系的新性質,以及基于資本積累的財富形式。需要注意的是,認知資本主義的概念也被發展為對目前資本主義轉變(從福特主義到后福特主義靈活模式,有時也被稱為‘豐田主義’)解釋不力的一種回應。同時由工人主義左翼和調節學派經濟學家共同采用的‘后福特主義’解釋范疇,本質上仍然受到新資本主義視域下新工業資本家的束縛。”(24)與此同時,新自由主義的“知識經濟”范式雖然較好地體現了知識在當代經濟增長中的主導作用,卻掩蓋了資本權力對知識生產和認知勞動的吸納和支配作用。因此,認知資本主義流派既不同意用后福特制或帝國來指稱這種新形態,也不同意用知識經濟來概括這種新模式,而是提出了一個新范式,即“認知資本主義”來概括當前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形態。

  正是依據一般智力和認知勞動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他們實現了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歷史分期,將資本主義劃分為三個階段:重商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和認知資本主義。(25)重商資本主義發展于16世紀早期到18世紀末,此時的勞資關系以工匠和貿易工人的知識霸權為標志,以重商主義和金融積累為特點。工業資本主義階段起源于第一次工業革命,終結于福特制資本主義。這一階段的最大特點是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徹底分離:資本家逐步占有科學知識,并運用科學知識來完成對工人的統治(固定資本和管理過程),工人的勞動完全淪為與知識分離的物質勞動或體力勞動。在這一時期,剩余價值主要來源于物質勞動,而馬克思的物質生產理論就是與這一階段相適應的。到了認知資本主義階段,馬克思的這套邏輯已經過時了:今天的知識生產已經像當年的物質生產一樣完全從屬于資本權力,剩余價值的創造已經不再來源于物質勞動,而是根源于一般智力和認知勞動,這是一種全新的資本主義,即“一般智力資本主義”(26)。在這里,“傳統工業資本主義下的死勞動與活勞動之間的對立,讓位于一種新的對抗形式,即資本的‘死知識’和勞動的‘活知識’之間的對立”(27)。

  最后,從抵抗的悲觀主義到解放的樂觀主義的轉變。情景主義者并沒有放棄階級斗爭,而是主張通過日常生活的文化藝術革命,來實現對景觀世界的反叛。而波斯特則認為,在“超級全景監獄”的信息時代,階級邏輯已經被徹底瓦解,剩下的只是一個個多元分散的個體,革命已經成為一種不可能的幻象。在這里,個體似乎只能像黑客那樣制造點電腦病毒或搞點小破壞,做一些類似網絡“恐怖主義”的日常反抗。而到了鮑德里亞這里,所有反抗似乎都被解構了,因為在他看來,所有的反抗主體都已經死亡了,最終倒向了悲觀的虛無主義。與他們相比,自治主義和認知資本主義則多了幾分希望和樂觀,提供了一種比較積極但也略顯幼稚的替代方案。前者抓住一般智力和非物質勞動,建構了多元化的大眾主體(28),實現了與馬克思工人階級理論的決裂。而認知資本主義則力圖基于資本與認知勞動的關系,來重構反抗資本的階級主體,由此提出了“認知階級”理論,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恩格斯的“腦力勞動無產階級”(29)范疇的當代拓展和延續。不過,在斗爭策略上,他們是內在一致的,即主張通過主體的集體合作來實現對一般智力的重新占有,進而完成對資本的最終“出離”。

作者簡介

姓名:孫樂強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秀偉)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回到頻道首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聯系我們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聯系我們
色窝窝色蝌蚪在线视频网站免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