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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海洋研究:一個人類學視角
2021年07月26日 04:34 來源:《南國學術》2019年第1期 作者:張先清 字號
2021年07月26日 04:34
來源:《南國學術》2019年第1期 作者:張先清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 要:作為伴隨早期全球化而成長起來的一個國際型城市,澳門與海洋的命運緊密相連。如果沒有跨海洋的商業與文化交流,也就沒有澳門這座城市的生長。近年來,學術界在澳門學研究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但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史領域,而在海洋研究方面則較為薄弱。一些學者對澳門的海港貿易與海上航線展開了有益探討,但這些研究只是澳門海洋世界的一部分,除此之外,還應該更注意那些構成水上世界社會文化的主體內容。如果能夠讓海洋和以海為生的人群占據澳門研究中更為重要的位置,那么,就應該在現有的澳門研究框架內發展出更為明確的海洋視角,從而彌補學術界過分關注以中西文化接觸為側重點的澳門學的不足。從人類學視角重新思考以水為澳門社會文化生活的中心,對于推進澳門學研究具有跨學科意義;而海洋人類學的興起,對人們重新認識澳門的海洋世界更具有啟發意義。尤其是在澳門學的學科體系建設上,引入海洋人類學的視角,發展澳門的海洋研究,可以表明,研究者已走出學科與區域邊界,將澳門學推進到一個更為廣闊的視野。澳門在海洋上的獨特歷史傳統與東西海上通道區位特點,使得澳門的海洋研究與內地其他區域相比,具有更為突出的必要性和代表性,而海洋人類學視角下的澳門海洋研究,至少在以下三個維度是目前需要重視的:其一是澳門海洋人文知識體系的系統認知;其二是澳門海域管理與生態保護;其三是海洋遺產科學的跨學科探討。站在海洋的角度來看澳門,不僅可以讓人們對澳門因海而興的區域歷史有更為透徹的理解,思考歷史上澳門多元族群交往與水上網絡的密切關系;同時,也可以對澳門向海而行的新時代發展道路有更為明晰的認識與把握。而這種海洋視角,必將有助于澳門學跨越目前的學科界限,進入學術界的主流。

  關鍵詞:澳門學 海洋澳門 海洋人類學

  作者簡介:張先清,2003年在廈門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人類學與民族學系系主任,主要從事文化人類學、基督教與跨文化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官府、宗族與天主教:17—19世紀福安鄉村教會研究》《小歷史:明清之際的中西文化相遇》《跨文化接觸:基督教與近代中西對話》《帝國潛流:清前期天主教在華的本土化》(待出版),主編有《史料與視界:中文文獻與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等。

  作為伴隨早期全球化而成長起來的一個國際型城市,澳門與海洋的命運緊密相連。澳門處于東西洋海上通道的關鍵樞紐,在季風亞洲圈中,澳門是一個關鍵節點。如果沒有跨海洋的商業與文化交流,也就沒有澳門這座城市。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海洋是澳門不可分離的一個生命符號。然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澳門的海洋研究被遮蔽在全球化與中西關系中,沒有得到凸顯。盡管學術界在澳門研究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但既有研究也存在一些學科差異化。例如,在海洋研究方面,偏重探討澳門海港貿易與海上交通史,而對港口城市或海上航線顯然關注不夠,尤其忽略了那些構成水上世界社會文化的內容。如果我們認同海洋和以海為生的人群應該在澳門研究中占據更重要的位置,那么,就應該在現有的澳門研究框架中發展出更為明確的海洋視角,從而糾正以往過分關注以中西接觸為基礎的澳門學問題。本文的用意,在于從人類學視角重新思考以水為澳門文化生活的中心議題,以及在推進澳門學研究方面的跨學科意義。

  一 “海洋澳門”與海洋人類學

  澳門是一個典型的依海而生的城市,歷史上長期作為中外貿易和交通的重要通道和港口,在中外文化交流與互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一直以來,澳門管轄范圍只包括澳門半島、凼仔路環的陸地區域,對周邊海域并沒有法律意義上的管轄權,這在很大程度上束縛和限制了澳門整體社會發展空間,同時也對澳門海洋文化的延續傳承產生較大影響。2015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區域圖》明確了澳門陸地與水域界線,首次確認澳門將擁有八十五平方公里的海域管轄權,使澳門得以重新回歸到真正意義上的海洋城市。海域管轄權的賦予,無疑為澳門社會經濟發展打開了新的空間,為澳門參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供了新的機遇,但與此同時,它也給澳門的海洋管理、生態保護與治理、漁業生產與發展、文化保育與傳承等提出了重要命題和新的挑戰。從學術研究層面來看,海域管理與開發利用是一篇大文章,具有相當的復雜性和長期性,需要進行廣泛的跨學科合作。

  近年來,海洋在世界的位置越來越重要,海洋研究也成為熱門學科。作為一門尊重和倡導文化多樣性的學科,人類學對于海洋族群與海洋社會文化的關注和研究由來已久,并最終發展為海洋人類學這一獨立分支學科。所謂“海洋人類學”(Maritime Anthropology),就是運用人類學的理論、視角、方法對海洋類型社會的人群行為及文化進行分析和研究的學科,主要探討包括漁業小區的人口、家庭、風俗、宗教信仰、生計方式、組織規范、文化遺產、海洋移民、海洋生態、漁業資源管理、全球化對于地域漁業小區發展的影響等眾多議題。海洋人類學最初更多關注的是小規模漁業,比如雷蒙德·弗思(R. Firth,1901—2002)最早在馬來半島研究馬來漁民的社會經濟,也標志著海洋人類學學科的形成。早期的海洋人類學研究是以海洋族群及其社會結構為研究對象,豐富的海洋民族志,不僅對理解海洋地帶人群的社會結構與文化有著重要幫助,還可以使人們超越土地主義的視野局限。1980年代以來,在全球化帶來急劇社會變遷的背景下,海洋人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漁民及其漁業經濟的“單純”關注,也不再束縛于文化生態或社會文化的傳統研究范式,而是具有更為廣闊的視角,多元化的研究態勢和議題日漸顯現。例如,對于海洋產權和管轄權、海洋資源與環境保護等問題的關注和研究,日益成為海洋人類學的重要探討對象。當前,海洋已成為許多國家的戰略重點,圍繞海洋權益而誕生的問題已吸引了諸多學科研究者的目光。不僅如此,人類學家還關注漁業小區的社會結構,以及小區在爭取資源、權益時的要求和表達,嘗試用文化的視角來解釋產權問題對漁業小區和漁民們所具有的意義。總之,海洋人類學將告訴人們,海洋資源的屬性難以一概而論,應該將其置于具體的社會歷史場景和文化脈絡下去理解。又如,面對日益嚴重的海洋污染及其治理問題,海洋人類學也試圖作出學科層面的回應。海洋污染已對海洋生態、海島社會、漁業小區乃至海洋文化遺產都造成了很大影響,卻始終未能尋找到一條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其中一個重要原因,與調查研究中文化變量的缺失有很大關系。而海洋人類學研究在應對海洋污染治理的著重點就放在這些方面,包括用文化的視角體認并“翻譯”人們在全球化過程中的經歷與感受,揭示海洋污染對漁民生計方式和文化傳統所造成的影響,挖掘漁民應對海洋污染和災害的地方性智慧和傳統。

  對于澳門而言,海洋承載著其歷史和文化的記憶,更是其今后發展的重要資源和場域。海洋人類學研究不僅對研究者重新認識依海而生的澳門世界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同時對澳門特區海洋知識體系的建構、海域管轄與海洋生態保育、海洋漁業生產、海洋文化遺產保護等現實問題也具有重要價值。

  二 人類學的港灣:澳門海洋研究的維度

  澳門在海洋上的獨特歷史傳統與東西海上通道的區位特點,使得澳門的海洋研究與內地其他區域相比,具有顯著的必要性與代表性,其所涵蓋的研究內容也相當豐富。概而言之,從人類學角度針對澳門的海洋研究,至少需要重視以下三個維度。

  其一,澳門海洋知識體系的系統建構與認知。這里所說的海洋知識體系,包括各類海洋信息的總和及其系統化的認知。在海洋數據方面,既包含歷代涉海文獻記錄,也包括海洋小區的各類口述數據。在各方推動下,經過多年的努力,目前澳門的海洋歷史文化資料已有相當好的基礎,有關澳門的各語種文獻及檔案相繼被翻譯、整理出版,可以說,這些多語種的澳門文獻檔案,為認識大航海時代以來澳門的海洋活動提供了重要的數據基礎。由于上述澳門海洋數據分散在歷史、宗教與比較文化領域,需要進行系統的匯編整理。此外,一部分學者對澳門地區的宮廟碑刻資料進行了調查搜集,內中也收錄了不少關于澳門海洋發展的珍貴民間記載。

  盡管從文獻檔案角度已經儲備了較好的澳門海洋文化研究資源,但在海洋民族志層面,目前尚缺少真正深入地依照規范的人類學田野調查而開展的相關海洋人類學研究及其資料匯總。數百年間,澳門從小漁村成長為國際性港灣城市,但其海洋傳統卻仍然潛藏在社會結構深層,類似船戶與漁民這樣的海洋族群,曾經是形塑澳門社會景觀的一個重要元素;盡管伴隨著現代化的腳步,上述澳門海洋族群逐漸退出了當地的主體舞臺,但今人從文獻傳統中還是可以捕捉到他們的蹤跡。保存在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中的清代澳門檔案就涵蓋有許多這類澳門海洋族群的活動信息。例如,一份乾隆四十一年(1776)香山縣正堂楊椿曉諭“澳門夷目”的文書就記載了當地澳門葡人曾經向官府稟稱“營地街擺賣鮮魚之人欺壓壟斷”一事,由此也透露出了當時在澳門營地街有不少售賣海貨鮮魚的漁民,這也揭示了傳統時代澳門漁民的某種社會生活狀況。同樣,在上述清代澳門檔案中,也保留有不少澳門船戶駕操舢板行走運貨的記載。例如,一份嘉慶二年(1797)的文書就提到一位名叫胡阿富的船戶私自駕船前往雞頸洋面與美國商船交易運貨的情況。此外,這些清代澳門檔案中也記載了許多海船在澳門由船匠們進行修補的狀況。從上述文獻數據記載可知,無論是歷史上還是直至晚近時期,這里曾經生活著一群擁有當時亞洲高超的海洋知識的水上人群體。而這類海洋人群的歷史,無疑是澳門海洋知識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可惜的是,目前學術界對這些身處社會底層的澳門海洋族群的社會生活,尚缺少深度的研究

  可以說,澳門豐富的海洋社會人文還沒有被放置于一個整體脈絡下加以深度考察,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關于媽祖等宗教信仰和宏觀的海洋文化探討等方面,對澳門海洋社會及人群的物質、技術、建筑、藝術等海洋知識的調查研究還有待進一步加強,也沒有系統地針對澳門歷史上形成的海洋文獻記錄和實物開展搜集整理。如果這些基礎研究工作未能得到有效開展,也就無法建構系統的澳門海洋知識體系。因此,從推進澳門海洋研究出發,有必要結合文獻搜集與田野調查,針對澳門的各類海洋資源開展系統的挖掘與整理,從而達到對澳門海洋社會文化較為細致、深入的了解和認識。與此同時,也可及時搶救和保存一批珍貴的海洋文化資源。毫無疑問,海洋知識是人類與海洋長久互動和實踐的結果,系統建構與探知海洋知識體系,是人類良性開發和利用海洋的前提,也是處理人類與海洋之間關系不可或缺的基石。

  其二,澳門海域的管理與生態保護。由于歷史原因,澳門的海域范圍一直不明朗,以至于澳門一度被視為是一座“脫海”的港口城市,但自2015年起,中央政府明確劃定了八十五平方公里的海域歸屬澳門特區政府管轄,從而使澳門的水陸邊界正式得到確認。澳門真正成為一座回歸到海洋的港市。八十五平方公里海域的劃定,為澳門帶來了重要的海洋發展空間,同時也給澳門的海洋管理與生態保護等提出了重要課題。

  在海洋發展領域,海洋管理是一個涉及方方面面的問題,不僅需要政治、法律、經濟與管理等多學科的知識,而且因為其特殊的人類海上活動行為特點,更急需人類學學科的參與。目前,國外海洋人類學家已經在海洋管理層面取得了富有成效的成果。例如,一些人類學家通過比較研究的方式,希望開辟出一條漁業管理以及解決國際海事權利糾紛的新路徑。在解決復雜的海洋產權、所有權與海域控制方面,海洋人類學家也提出了許多有益的見解。顯而易見,海洋不同于陸地的生態環境和流動性特點,決定了海洋所有權與產權問題的復雜性,而海洋人類學強調將這種復雜性置于當地的社會歷史脈絡去理解,并給予海洋社會更多主體性的關懷,這對于正處在起步階段的澳門海洋利用與管理,不無借鑒價值。

  澳門海域不僅僅是一個水上航道,同時也是一處活躍的海洋生境。因此,與其他海岸帶地區一樣,澳門也面臨著同樣的海洋環境問題,尤其是重要的海洋生態保護問題。而海洋人類學同樣可以為澳門的海洋生態保護提供重要的理論參考與應用實踐指導。

  當前,海洋生態保護已成為全球化時代海洋研究領域中的重要話題。國際學術界在海洋生態保護過程中越來越強調一種整體性視角,將作為環境保護主體的“人”放在首要位置,尤其是重視發揮海洋小區本土知識或地方性知識的作用,從而達到可持續的生態保育效果,而這又與海洋人類學在海洋生態保護問題上的認知是一致的。所謂“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也可稱之為本土知識、地方經驗,是指特定區域內的民眾主體在特定社會背景中產生的一套具有文化特性的、適合于本地生存與發展的地域性知識,它蘊涵著當地獨特的運作邏輯與文化規范。在人類學家格爾茨(C. Geertz,1926—2006)看來,地方性知識是當地社會文化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人們理解社會存在合理性的關鍵之處。在海洋社會中,地方性知識通常指的是與漁民生產生活及社會文化息息相關的本土知識體系。它常常被視為是與“西方的知識”(western knowledge)或者“現代的知識”(modernknowledge)相對應的部分。這種本土知識體系,是海洋人群經由長時期的海洋認知的經驗總結,主要包括認知、宗教禁忌、習俗、制度等類別,既是理解海洋社會的一種知識體系,也是支撐海洋生態平衡的重要知識資源。在海洋社會的地方性知識體系中,有關海洋生態的認知是重要的組成部分。這種基于本土經驗的地方生態知識,又可稱為“傳統生態知識”(traditionalecological knowledge)。這種尊重地方性知識的海洋生態保護視角,對于當前的澳門海洋生態保護有著重要的啟迪意義。首先,必須認識到,澳門海域是一個與當地社會生活緊密聯系的整體,歷史以來澳門人在與海洋長期調適互動的過程中,已相應地構造出了有關海洋的地方性知識,在澳門的海洋生態保護過程中,必須深度挖掘這些地方性知識,并將其放置在人海關系的首要位置來加以考慮。其次,必須重視建立相應的地方性知識的口頭教育系統,培植澳門地區的大眾海洋知識。海洋人類學家研究發現,在處理海洋生態保護時,一些海洋國家與地區十分注重推廣地方漁業知識,包括對公眾進行宣傳教育,以及把當地漁民的知識納入其中加以學習,從而收到良好的生態保護效果。從某種程度上說,目前海洋知識并未成為澳門公眾的常識,因此,有必要借鑒相關海洋國家和地區的做法,鼓勵相應的協會或社團來開展有關澳門海洋地方性知識的教育,并借此營造尊重環境、保護海洋生態的大眾環境倫理體系。

  由于海洋管理與生態保護是一項包含多方面問題的“社會—生態系統”(socialecological systems),在開展澳門海洋管理與生態保護過程中,從尊重海洋主體性角度出發,引入海洋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無疑可以幫助澳門特區的海洋管理與生態保護走向一個良性發展的軌道。

  其三,海洋遺產科學的跨學科探索。澳門位于海岸帶地區,其自然與人文遺產具有典型的海洋性特征。海岸帶是一個復雜開放的系統,以高度的生物多樣性、發達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多樣性及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為標志,構成一種獨特的空間形態。而海岸帶也是海洋文化遺產分布最為密集的地方,這些海洋文化遺產是海岸帶居民長期以來在接觸海洋、利用海洋的實踐過程中創造的寶貴財富,具有重要的歷史、科學、藝術和社會價值。然而,由于海岸帶所處的獨特生態區位以及面臨氣候、環境問題日趨惡化的趨向,海岸帶文化遺產也呈現出相對脆弱,容易受到生態環境變化影響的特點。

  文化遺產既是澳門的記憶載體,也是澳門城市肌理的核心內容,在澳門社會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因此,對于澳門的文化遺產保護問題而言,海洋遺產科學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重點發展方向。這種海洋遺產科學,不僅包括對一般性遺產內容的認知,更重要的是對海洋遺產保護的實踐性應用與保護技術的探索與提升。澳門的海洋文化遺產兼具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容。歷史上澳門人在長期與海洋互動過程中,創造出了豐富的海洋物質文化遺產,這些海洋物質文化遺產既包括港口、船塢、燈塔、路橋、堤塘、堡寨、漁村、宮廟、教堂等眾多涉海建筑遺跡,也包括從事漁業生產與海上運輸的船舶、漁具等各類海洋生產生活用具以及沉船、貨物等水下遺物,這些林林總總的海洋物質文化遺產是歷史上澳門人從事海洋活動的生動見證。除此之外,包括造船技藝、漁具、漁法以及飲食、節日信仰等各種海洋生產、生活習俗與口述文化,也是澳門遺產體系中值得珍視的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

  澳門的海洋文化遺產保護,尤其要重視其海洋生態屬性及其對文化遺產的影響。當前,由于海平面上升、全球氣候變暖等因素,對沿海生態環境產生了大范圍的長期影響,包括海水酸化、海洋災害頻發,這些都是直接影響澳門海洋文化遺產保護不可忽視的生態問題。因此,如何結合海洋科技與生態知識,發展針對本土的海洋文化遺產保護技術,進而提煉經驗,為與澳門有著同樣遺產生成背景的季風海域沿線地區海洋文化遺產地提供重要的遺產保護咨詢與技術指導,也無疑是人類學視角下澳門海洋研究值得重視的問題。

  此外,在海洋遺產科學領域,遺產管理也是澳門海洋發展一個值得重視的研究方向。當前一些國家和地區在海洋遺產管理實踐方面主要采取“由上至下”和“由下至上”兩類保護模式。前一類模式主要有兩種:(1)海岸帶綜合管理模式。例如,葡萄牙政府于2004年制訂出臺了海岸帶管理計劃,提出了八項目標,將海洋和陸地的“資源、自然和景觀遺產保護”作為其中一項,將海洋文化遺產保護納入其中。(2)劃定海洋保護區與遺產保護區。例如,2000年,美國將“海洋保護區”定義為“由聯邦、州、地區、部落或地方法規所保護的海洋環境的任一區域”,從而為部分或全部自然與文化資源提供最后保護。各地設立的海洋保護區普遍將海洋文化遺產保護列為重要內容,甚至一些海洋保護區主要的保護內容就是海洋文化遺產,如著名的桑德灣國家海洋保護區就是在2000年為保護當地豐富的航海文化遺產資源而特別建立的。與此同時,在遺產管理模式中,“由下至上”的小區保護模式也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海洋人類學家研究發現,在海洋遺產管理過程中,充分發揮小區的主體性,調動當地整個文化與自然資源的活態性,更有利于維護并促進海洋遺產生態系統的健康發展。

  作為海岸帶文化遺產集中的區域,澳門在進行遺產保護時,只有將其置于一個社會生態系統整體中考察,才能更好地起到保護效果。除了借鑒國際上已有的開展海岸帶文化遺產保護的成效與做法外,注意培育結合地方知識體系的澳門海岸帶文化遺產保護經驗,并在遺產科學方面積極探索相關遺產保護技術,從而在國際海洋遺產科學層面做出積極貢獻,是澳門遺產科學必須面對的核心問題之一。

  三 超越邊界:澳門海洋研究的跨學科體系意義

  正是得益于澳門自16世紀以來大量類型豐富、涉及面廣泛、極具研究價值的文獻遺存,“澳門學”才在世界貿易體系、海外交通史、中西文明的交融、宗教文化等議題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并貢獻了許多極具價值的學術成果。而“澳門學”自建立以來,也一直試圖突破地區學的限制。盡管學者們傾向于認可“澳門學”是一門綜合性學科,以期在學理上有所推進,但因其主要研究范式較難擺脫對歷史文獻的深度依賴,因此學科與區域的邊界意識依舊突出。而引入海洋人類學的研究,從某種程度上說,或許有助于推進目前的澳門研究及重新思考澳門學的邊界。首先,人類學一以貫之的整體觀,有助于將澳門社會生活的不同面向納入到系統分析框架下,并將不同學科的知識置于同一語境內進行探討和實踐;其次,海洋視角的介入,不僅使澳門可以面對超越土地束縛更為廣闊的海洋世界,而且也可以在人類學海洋研究的學術脈絡中展開豐富的比較研究并尋求新的突破。

  如果要打破澳門學研究的既往框架,一個重要前提就是,需要建立跨學科體系以突破純粹的文獻、歷史、知識層面的局限,從而擴大學科范疇。就海洋研究層面而言,對于當前面臨的海洋生態、海洋產業變革、海洋小區的社會轉型、遺產保護與管理等問題,海洋人類學已經采取容納多學科理論智識與實踐方式的態度,整體地參與觀察海洋社會,密切關注上述諸議題的發展動態。澳門的海洋研究在“澳門學”基礎上,也勢必要將海洋人類學這一跨學科視野與態度納入其中,才能超越學科邊界和區域邊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突破。在這一點上,海洋人類學的應用人類學屬性有助于推進澳門學的跨學科發展。進入21世紀以來,人類學更注重應用與實踐的意義,趨向于采用跨學科的方式研究當代社會問題,促進學科自身價值與意義的豐富。當人類學逐漸加強與其他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合作并吸收其優勢后,它不僅在理論與方法層面上得到了完善,也使自身成為了綜合性學科。應用人類學的重要意義還在于,以扎實而豐富的田野材料將研究成果回饋給政策制定者,從而在社會中產生積極、正面的影響。正因為如此,作為應用型的海洋人類學,在助力海洋開發、海洋資源保護、人海關系等問題的良性發展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通過引入海洋人類學的視角,無疑可以將澳門的海洋研究納入到廣闊的研究視野中,無論對于澳門這座海洋城市本身還是澳門的海洋學科領域而言,都具有重要意義。

  不僅如此,海洋人類學的澳門研究,也可以使“澳門學”走出其區域邊界,超越澳門港市的界線,直面海洋世界的流動性。從地緣網絡與區位來看,澳門的海洋研究是一種灣區研究。在由香港、澳門與廣東省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東莞、肇慶、江門、惠州等九市組成的城市群中,灣區作為各城市之間的連接紐帶至關重要。基于灣區的城市群發展模式一旦提出,以往被固定于澳門與各城市間的邊界就已打破。在澳門所處的大灣區城市群背后,是整個華南地區豐厚的學術土壤,歷史上華南區域海陸互動而產生的一系列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學術概念,也相應地成為澳門海洋研究可以憑借并響應反思的學術傳統。此外,澳門還具有超越灣區、借助傳統全球化的網絡進入到更為廣袤的大洋空間的優勢。除了傳統上與歐洲之間的緊密聯系外,澳門在大洋洲、印度洋地區也有著深厚的關系網絡。現有的“澳門學”通過材料、檔案建立起了與馬尼拉、雅加達等東南亞區域之間的文化網絡,但澳門也面對著人類學學科史上最為重要的學術區域之一——大洋洲。這里誕生了眾多民族志與人類學經典理論,亦是海洋人類學的理論基礎來源之一。關于海洋族群、海島社會結構、海洋社會地方知識、現代化進程的開展與海洋社區轉型、海洋經濟等議題,在這一區域的民族志作品中都得到了全面且充分的展現。人類學橫跨波利尼西亞、美拉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島嶼地帶的研究,也印證了大洋洲歷史上與東南亞、中國東南沿海區域族群的互動關系。而大洋洲區域的學者在人類學傳統的海洋研究之上建立了更為完善的海洋研究學科體系,對于澳門的海洋研究而言,如何與大洋洲區域進行比較研究以及學科建設借鑒將變得十分重要。同時,澳門與印度洋亦有很強的區域關聯性。葡萄牙殖民時期澳門與印度果阿形成了頻繁而密切的往來關系,由此也勾連起了澳門與印度洋的區域聯系。巧合的是,早期人類學的海洋研究亦在安達曼海區域催生了類似《安達曼島人》這類經典的島嶼民族志作品。因此,通過海洋人類學的視角,澳門可以將大洋洲、印度洋兩大海洋區域聯系起來,不僅可以超越以往對外關系的局限,更有助于在深厚的海洋人類學理論積淀中找到未來的學術增長點。

  可以說,澳門身處兩個大洋之間的關鍵位置,使得研究者不能忽略澳門研究中海洋視角的重要性。而這種海洋研究,除了早期中西關系與海外交通層面的探討之外,應該要重新回到亞洲研究的區域本位中,尤其是重視將澳門研究與亞洲的海洋世界特別是東南亞與南部印度地區聯系起來。澳門學研究應該更為積極主動地與上述基于海洋視角的亞洲海域研究互動,借鑒目前大洋洲與印度洋海洋研究中發達的學科體系,從而擴大“澳門學”的國際視野與影響力。

  綜上所述,當研究者真正將澳門置于一個以海洋為主導的世界時,就更能理解這座城市與海洋的血脈聯系。浩瀚的海水順著季風從歐洲南端和東南亞的海岸奔涌而來,穿越伶仃洋流淌過澳門,也將澳門與世界海洋網絡聯系在一起。今天,這座城市的海洋發展正邁入一個嶄新的時代。可以說,站在海洋的角度來看澳門,不僅可以讓人們對澳門因海而興的區域歷史有著更為透徹的理解,進一步認識歷史上澳門多元族群交往與水上網絡的密切關系,同時也對澳門向海而行的新時代發展道路有著更為明晰的認知與把握。而這種海洋視角,無疑十分有助于澳門學能跨越目前學科與地區的界限,進入學術的主流。

作者簡介

姓名:張先清 工作單位:廈門大學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郭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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