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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學與澳門發展道路
2021年07月26日 04:21 來源:《南國學術》2019年第1期 作者:吳志良 字號
2021年07月26日 04:21
來源:《南國學術》2019年第1期 作者:吳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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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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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澳門當代學術的形成與發展,與澳門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步伐高度吻合。在此一過程中,“澳門學”概念應運而生,并成為探索澳門發展道路的助推器。澳門學的提出,自有其歷史背景及現實取向。如果澳門人文社會科學或澳門研究可被統稱為“澳門學”,則以歷史學的研究成果最為明顯,但學科研究整體而言并不平衡、水平參差,跨學科的學術成果也明顯缺乏。雖然澳門學從一開始就有清晰的問題意識和正面又正確的價值取向,直接促成了澳門宏觀敘事的建立,推動了澳門社會主流核心價值的形成與發展,促進了澳門特區主導性話語權的確立,但澳門學是在澳門社會實踐和經驗的認識非常有限、學術準備極其不足的語境下提出的,因而存在先天缺陷、后天發育不足的困境。為此,以本土知識體系構建澳門學,應成為當務之急。具體而言,既需要重點填補某些學科研究的空白或不足,逐步達至各學科均衡、協調、規范發展,并逐步建立其學術自主性;又需要挖掘和弘揚澳門社會實踐和文化經驗的價值和意義,并使之在解決現實問題中發揮作用。由于澳門學的研究對象是“澳門”這個特定區域所發生的事情,因此研究視角就不能只有澳門的過去,也應包括澳門的現在和未來;又由于澳門的社會和經濟規模細小,因此研究手段應加強采用微觀分析方法,并以注重質量和水平為導向,不強求宏觀分析手段和研究成果的規模。構建澳門學的中心意義和核心價值,在于客觀敘述歷史和科學解釋現實,并對未來發展提供有益的啟示。澳門發展道路的選擇,必須建基于澳門的歷史經驗和社會實踐,而研究澳門的歷史發展規律和現實社會需求,有賴于澳門學的研究成果,彼此互為依存,共生共榮,任重道遠。

  關鍵詞:澳門學 成果 成因 挑戰 發展道路

   作者簡介:吳志良,1985年畢業于北京外國語學院葡萄牙語專業,1986年赴葡萄牙進修,1991年在澳門東亞大學完成為期兩年的公共行政課程,1997年獲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歷史文化工作委員會主席,、澳門學者同盟主席,兼任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以及澳門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客座教授;主要從事澳門歷史與政治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澳門政治制度史》《東西交匯看澳門》《悅讀澳門》等。

  澳門當代學術的形成與發展,與澳門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步伐高度吻合;當代學術因政治、經濟、社會發展而生,又反過來為后者提供智力支持。20世紀70年代中期葡萄牙的政治民主化與70年代末中國的改革開放,直接推動了澳門的政治制度開放、經濟高速增長和社會快速轉型,也使澳門當代學術的形成和發展有了可能;與此同時,澳門學術的進步又為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搖旗吶喊,推波助瀾。在此一過程中,“澳門學”概念應運而生,并成為探索澳門發展道路的助推器。近十年來,在澳門學術界的積極倡議和推動下,“澳門學”引起國內外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討論,以建設本土知識體系為核心任務的澳門學的學科建構也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澳門學的聚焦點也從偏重歷史文化考察擴展至對澳門未來發展的高度關懷。因此,回歸倡導“澳門學”的初衷,總結澳門發展的實踐經驗,探討如何為澳門未來發展提供知識和智力支持,將是本文的主旨和心愿。

  一 “澳門學”提出的歷史背景及其現實取向

  20世紀70年代,中、葡兩國的政治轉型和政策轉向,決定了澳門當代史的走向。1974年,葡萄牙推翻獨裁統治,實行非殖民化政策,確立了澳門作為葡管中國領土的自治地位;兩年后,《澳門組織章程》的頒布,則為澳門的政治行政自治、社會自我治理創造了條件和奠定了基礎。1976年,中國結束“文化大革命”,兩年后提出改革開放,為澳門經濟增長和社會轉型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和源源不斷的動力,促使澳門快速城市化和現代化。1979年,中葡建立外交關系,澳門政治、法律地位明朗化,發展前景更加清晰。1987年,中葡兩國政府經過多輪友好談判,簽署了《中葡聯合聲明》,和平解決了歷史遺留下來的澳門問題,澳門從此步入政權交接的過渡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開始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并在澳門推動成立基本法起草咨詢委員會,廣泛征集澳門民意,動員市民為澳門平穩過渡、基本法起草、特區創建建言獻策,深深觸發了市民對澳門前途的思考和討論及其對未來的憧憬,大大推動了澳門民間社會對未來發展的參與欲、積極性和歸屬感,大大促進了社會的和諧和市民的家國情懷。

  就是在此一波瀾壯闊、激蕩人心的歷史背景下,陳樹榮、黃漢強等一批有識之士提出了“澳門學”的概念。其基本出發點有三:一是澳門歷史演變具有獨特性,值得客觀、全面、系統地進行研究和總結;二是這一獨特性對澳門未來發展具有重要的價值;三是總結和研究澳門歷史發展的經驗和規律,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具有啟示和借鑒意義。

  香港問題比澳門早提出,《中英聯合聲明》也比《中葡聯合聲明》早簽署。在香港,也有人提出“香港學”,出發點大致相同,只是“香港學”更強調保持與西方文明接軌,“澳門學”則強調如何順利回歸。事實上,澳門歷史演變與香港相比有其明顯特殊之處:首先,澳門并非割讓地。自16世紀中葉明朝政府默許葡萄牙人入澳經商居住之后的近三百年時間,中國政府一直對澳門進行有效的管理,只允許葡萄牙人社群進行內部自治,其自治權亦僅限于其族群內部事務,形成“華洋共處分治”的局面;其次,即使鴉片戰爭后,葡萄牙希望仿效英國取得澳門的管治權(包括部分主權要求),并通過單方面宣布澳門為自由港、派遣亞馬留(C. J. M. F. d. Amaral,1803—1849)總督推行強硬殖民擴張政策、占領葡人原居住區之外的地區,以及在1887年(清光緒十三年)通過與清政府簽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獲允“永居管理澳門”,但因為勘界談判失敗、“澳門”界址不清而無法有效對澳門實行殖民統治;最后,因為香港崛起、“五口通商”,澳門經濟快速走向衰落,逐漸被人遺忘了,在中、葡兩國政治議程上也沒有什么位置,直到葡萄牙推行非殖民化政策和中國改革開放,特別是中葡兩國就澳門前途談判時才再度進入人們的視野。

  縱觀澳門歷史,政界和公眾對澳門的關注以及知識界對澳門問題的研究基本都處于澳門歷史的轉折點:例如,明代朝野對是否允許葡人居澳的爭議,康熙皇帝(1661—1722年在位)下令遷海后耶穌會士在朝廷的操作,“禮儀之爭”時期澳門對疏導傳教士的作用,鴉片戰爭前后葡萄牙人尋找擁有澳門主權證據的嘗試,亞馬留被殺后中葡兩國的交涉,勘界談判期間朝野內外對澳門勘界問題的討論以及各地民眾的呼應,“巴黎和會”后收回包括澳門在內的租界、殖民地的吶喊,“三二九”慘案后對澳葡殖民統治的控訴,“一二?三”事件后中葡對澳門問題的再認識和新取態,等等。

  由于知識界對澳門問題的關注集中在中、葡紛爭的時點,澳門歷史研究不可避免地染上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這也解釋了多年來人們一直將澳門歷史寫成了中葡關系史甚至中葡交涉史的原因。另一方面,因為與現實政治緊密相連,澳門研究一直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并形成現實取向的傳統。澳門學最早倡導者之一黃漢強于1985年推動成立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時,沿襲了此一傳統;該會以“研究澳門,服務社會”為宗旨,堅持“面向社會,聯系實際”的作風。1988年,他在澳門東亞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創辦《澳門研究》時,宗旨也是“研究澳門,服務社會”;1993年,《澳門研究》與澳門基金會合作復刊,再次強調“為了響應本澳社會發展的需要”。吳國昌在1987年提出構建“澳門問題”時,也認為“無論是要認識澳門、搞‘澳門學’,還是對澳門進行社會科學研究,都不宜只埋首于澳門本身的史料,應該正視澳門在世界中的角色,廣泛參考其他地區的經驗,研究世界性的機能,不卑不亢地探討澳門的轉變、問題與出路”。他甚至直言,“澳門問題科學化”其中一重要意義是“打通渠道,讓社會科學研究的成果更直接地為正視、研究和解決澳門前途問題效勞”。

  “澳門學”的概念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提出,其現實關懷和現實取向是顯而易見的。其后的發展歷程雖然并非一帆風順,但初衷未變,澳門學的中心思路和核心任務依然是為了說明和解釋“我從哪里來”“我在哪里”“我往哪里去”,換言之,說明和解釋“我是誰”“我應該做什么”“我應該怎么做”這幾個重大問題。這幾個問題,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心理,即在政治、行政過渡時期人們對個體和群體身份認同的某種焦慮以及向他人表達展示身份特征的渴求,反映了人們對個人和社會未來發展的關注。此一現實取向,一直陪伴著澳門學的成長。

  二 澳門學的成果與成因

  社會科學家的天職是解釋世界和改造世界。社會科學的基礎是一個社會的實踐,其責任是解釋一個特定社會的實踐并以其研究成果反過來指導社會實踐。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社會科學的發展程度,依賴該國家、該地區社會科學學者解釋現實的能力和努力。我們不得不佩服澳門學早期倡導者的學術自覺、想象力、熱情、創意和膽識,在人們(包括倡導者)對澳門歷史和社會尚不深入了解、更缺乏整體研究的環境下提出了構建“澳門學”的設想。在某種程度上,這體現了澳門學倡導者對澳門社會科學研究和社會發展的抱負和理想,此一抱負與理想,又折射到澳門學本身。

  社會科學來自社會,是對社會實踐及其經驗的總結、概念化和理論化的過程。“澳門學”概念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時,是在對澳門社會實踐和經驗的認識還非常有限、學術準備很不足的時候橫空出世的,無疑是一個“早產兒”。也正因為此,“澳門學”至今仍然是一個具有爭議的概念,其研究邊界、研究范式仍在探索形成中,澳門學作為學科來建設的道路依然十分漫長。由于“澳門學”概念及其研究邊界有待確定,為了敘述方便,本文暫且將澳門人文社會科學或澳門研究統稱為澳門學,而總結澳門學的成果,實際上是指廣義上澳門研究的成果。

  對于澳門學研究取得的成果,去年我曾撰文從宏觀上做過總結。而從微觀即不同學科來看,如果將澳門學視為一門多學科和跨學科學問的話,歷史學的研究成果最為明顯,其突出標志是大量收錄了主要歷史檔案文獻的匯編——《澳門編年史》,以及由中國內地、澳門、葡萄牙以及多位其他國家學者共同撰寫的《澳門史新編》的出版,不僅探明了有關澳門現存檔案文獻的大致狀況并進行了梳理和編輯,還對此進行了初步的研究并在某些重大歷史問題上形成了初步的共識,這大大推進了澳門宏觀歷史敘事的形成;法學研究也以《澳門法律匯編》《澳門法律叢書》《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叢書》《中國大陸與港、澳、臺地區法律比較叢書》為主線,對澳門基本法、澳門法律史、法制史、幾大法典、各部門法進行了全面的介紹和系統的研究,尤其在澳門基本法(包括港澳基本法比較)研究方面,碩果累累;在政治領域,對政治制度、政治文化、行政現代化也有眾多著述;在經濟領域,經濟史、經濟結構、公共財政、區域合作方面不乏成果,但略顯實證不足;在社會領域,有關社團(社會管理)、教育、宗教、衛生、科技的研究深淺不一,社團和政治、社會關系研究較為深入,其他學科的研究顯得零碎。

  整體而言,澳門學的學科研究并不平衡、水平參差,跨學科的學術成果也明顯缺乏。但是,值得強調的是,澳門學從提出之時就有宏圖大志,《澳門總覽》《澳門百科全書》《澳門編年史》《澳門史新編》《中國地域文化通覽?澳門卷》的編輯出版明顯帶有從宏觀構建澳門學、即建立澳門的宏觀敘述的意圖;盡管此一意圖實現的難度很大,甚至有點理想主義色彩。此外,以澳門基金會為首的各公、私機構緊貼澳門政治、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有意識、有計劃地培養學術人才、推出研究項目、出版各類叢書、舉辦學術活動,無疑推動了澳門研究的加速發展及水平的不斷提升,促進學術成長,并與澳門現實發展形成良性互動關系。

  澳門學術形成和發展歷程中兼有的現實取向和理想主義,獲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結果:一方面,不同學科一步一個腳印地夯實基礎,穩步推進相關研究;另一方面,構建澳門學的意圖又令澳門研究不著痕跡地有序規劃,全局部署,分步推行,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了一個澳門宏觀敘事。盡管此一宏觀敘事還是有缺失、不平衡的,但主體已經明確、輪廓已經清晰,學術界甚至公眾對其總體思路、框架、路徑選擇、價值取向也大致認同。宏觀敘事在任何后殖民社會都至關重要,對建立主流核心價值具有決定性意義。澳門建立宏觀敘事的過程自然而相對平順,可能與其歷史發展的獨特進程有較大關系,特別是澳門開埠不是被葡萄牙武力占領的結果,長期以來,葡人居澳地位也不明確;即使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簽訂后,葡萄牙雖獲清廷允許“永居管理澳門”,但因界址不清,亦未能在澳門進行有效的殖民管治,甚至可以說,澳門沒有經歷過傳統意義上的殖民統治,所以,澳門與其他殖民地不同,“去殖民化”的意識并不強烈,“去殖民化”的觀念和阻力也相對薄弱。澳門回歸前后,社會和學界的諸多討論中,主流意識更多聚焦在回歸后的政治、經濟、社會重建及其與中國的聯系和融合。在此一背景下建立起來的澳門宏觀敘事獲得學界內部認同和公眾的外部認同,意味著將成為群體知識,既使得澳門歷史話語權得以順利確立,又令建立本土知識體系成為學術可能。

  澳門學術形成與發展過程中另一個始料不及的結果是,帶有濃厚民族主義色彩的歷史學研究成功從中葡關系史重心轉移至澳門內部社會或以澳門本土視角來考察,而且沒有受到政治權力或經濟利益太多的關注和阻撓。其內在原因,一方面,可能由于當代澳門學術初創階段,主要推動者都從內地移民過來,具有強烈的民族、國家認同又對澳門沒有太多的歷史包袱;另一方面,也因為澳門學術與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一直保持若即若離的關系,保持了相對的獨立性,學術本身在初創時期也沒有太大的社會影響力,不足以引起外界的關注,從而有了相對自由寬松的生存空間和成長環境。澳門基金會這類公立機構的參與,不僅提供了必要的資源支持,還扮演了組織者、協調者的重要角色。與此同時,公立機構高度關注尊重和維護學術自由,學者也自覺自律,避免了政商權力與學術界關系的緊張,甚至形成某種良性互動,有助于正面價值觀的塑造。當然,不可否認,這也弱化了批判精神的培養。澳門學術由民間推動、政府資助、放任(當然有自律)發展的歷程,對澳門學未來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三 澳門學面臨的挑戰

  澳門學從一開始具有清醒又清晰的問題意識和正面又正確的價值取向,直接促成了澳門宏觀敘事的建立,推動了澳門社會主流核心價值形成與發展,促進了澳門特區主導性話語權的確立。這體現了澳門學術界的文化自覺和學術自覺,是澳門學過去三十多年的最重大也是最重要的成果,而且此成果還在持續擴大之中。但是,我們也必須認識到,作為“早產兒”,澳門學存在先天的缺陷,后天也發育不足。因此,彌補其先天缺陷,促進其全面發育,作為本土知識體系來構建澳門學便成為當務之急。

  所謂社會科學,社會是主體,科學是方法。作為知識體系來構建澳門學并將澳門學作為學科來建設,既必須繼續抓緊基礎檔案文獻整理和田野研究實證資料收集,為澳門學提供充足而源源不斷的養分,又必須強調科學,必須注重理論的建構和學術標準的建立,必須走專業主義的道路。而專業主義既包含研究范式和方法論,又包括了澳門學各相關學科的規范發展問題。

  近年來,澳門學出現了宏觀過度理論拔高、微觀轉向歷史考證式研究的趨勢。宏觀理論拔高而缺乏專業研究的支撐,可能會成為空中樓閣;微觀考證式鉆研而缺乏宏觀的把握和現實的觸覺,可能走進歷史的故紙堆。這應該不是倡議“澳門學”的初衷,也不是澳門學追求的目的。澳門學應該研究歷史發展規律,弘揚文化意義,探索現實社會問題,引領特區未來發展,參與國家建設,為國家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做出貢獻。澳門學應該有宏觀的視野、科學的方法、實證的研究、意義的闡發,否則,很難得到健康的發展,很難獲得國內外學術界的普遍認同和社會的廣泛支持。

  具體而言,在澳門學構建過程中,一方面需要在不同學科領域深耕細作,重點填補某些學科研究的空白或不足,逐步達至各學科均衡、協調、規范發展,并逐步建立其學術自主性;另一方面,又需要挖掘和弘揚澳門社會實踐和文化經驗的價值和意義,并使之在解決現實問題中發揮作用。澳門是中華文化傳承從未中斷且傳統保存得相對完整的一個城市,也一直保留了包容共濟、守望相助的人文關懷,如何在當今中華文化重建以及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建設中凸現其價值?澳門作為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港口城市以及與西方交往交流的前沿陣地,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與西方文化平等來往、相容合作的經驗,如何在當今全球化陷入困局以及中國倡議“一帶一路”并努力進入世界舞臺中央的進程中展示其意義?這些問題,不僅賦予了澳門學的歷史使命,也將彰顯澳門學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問題直接關系到澳門特區的內部改革、未來的發展方向和策略,關系到澳門如何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怎樣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

  值得慶幸的是,推動澳門學研究的主要參與者和參與機構已經意識到此一問題,并積極行動起來,協調步伐,調整方向。最近,主要參與者和參與機構代表舉辦了多次座談會,一致認為,澳門學已從過去的一個學術概念,逐步過渡到學科建設的階段。在過去,澳門學在很大程度上是歷史文化研究的一個范疇,但隨著時代的變化,澳門學所涉獵的范圍需要有所擴展。澳門學的建設就是本土知識體系的構建,在澳門發生的一切事情,以及澳門與外部世界的聯系與互動,都應該是澳門學研究的對象。在澳門學的研究過程中,應該致力形成一個完整的宏觀敘述和解釋體系,確立澳門的學術自主性,鞏固澳門的學術話語權。

  座談會參與者還認為,在新時代下,澳門學的使命至少應該是:(1)建立正確的宏觀歷史敘述;(2)科學研究和歸納澳門現狀;(3)高度提煉“澳門”的普遍意義;(4)推廣澳門在促進不同文明之間對話溝通的傳統功能。為此,澳門學應結合當今社會現實,配合澳門的發展、“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實施。同時,澳門學的學科建設有必要開辟新的領域,拓展研究的視野,特別是集中梳理和厘清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大而亟待解決的問題。澳門學不僅僅是歷史文獻研究,也涉及經濟、法律、政治、社會、文化、宗教、“一國兩制”方針的實施等問題的研究,為澳門未來發展提供知識的支撐與理論的指導,已經逐漸成為澳門學術界的共識。

  澳門學術界的另一個共識是,澳門學作為一門獨特的地區學問,需要構建適合澳門特點的學術范式和方法論。由于澳門學的研究對象是“澳門”這個特定區域所發生的事情,因此研究的視角就不僅只有澳門的過去,也要包括澳門的現在和未來。又由于澳門的社會和經濟規模細小,因此研究的手段應加強采用微觀分析方法,并以注重質量和水平為導向,不強求宏觀分析手段和研究成果的規模。以上述的視角和手段為原則和基礎,從時間、空間、結構三個維度全方位地開展研究,以豐富澳門學的研究內涵,使澳門學的研究成果可廣泛應用于各種政策主張。

  另一方面,大家認同歷史文化研究與當代精神提煉并不矛盾。由于建設澳門學學科的目的在于構建知識體系和解釋體系、提煉出澳門本土知識體系的全球意義,因此澳門學應該是澳門研究的核心,通過這個核心來凝聚不同學科、不同研究領域的澳門研究人員對澳門學學科建設的參與感、向心力和認同度,并培養和吸引更多的學者參與其中。

  四 澳門學與澳門發展道路

  構建澳門學的中心意義和核心價值在于客觀敘述歷史和科學解釋現實,并對未來發展提供有益的啟示。之所以提出作為本土知識體系來構建澳門學,乃因為澳門學就是有關澳門的所有和全部學問,而知識體系的建立,一方面需要專業主義,需要科學方法和研究范式,使得澳門學的發展更加規范,成為一門符合學術規范并獲得國內外學術界普遍認可的學科;另一方面,一個知識體系的建立,使得人們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解釋自己和發展自己,更好地為澳門特區的可持續發展──政治發展、行政改革、法律現代化、經濟多元化、社會轉型、文化建設及其相關制度的完善,為不斷探索“一國兩制”的實踐、履行國家賦予特區的新使命──更加積極主動助力國家改革開放、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國家治理實踐和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文交流以及為國家新時期的發展──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進入世界舞臺中央、構建民族命運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力量,為當今世界諸多問題的解決提供一條可供參考的路徑。

  這是澳門學應該做的,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澳門學源于澳門,因澳門而生,為澳門發展而成長。澳門學從提出之日起,就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和現實取向,以研究澳門、服務社會為己任,天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豪邁情懷。在《中葡聯合聲明》談判、《澳門基本法》起草期間和特區初創前后,澳門學充分吸收了有關澳門歷史和前途大討論的民間智慧,既表現了其開放性,又打下了一定的社會基礎和獲得了公眾認同。三十多年來,聆聽市民呼聲,緊貼社會脈搏,系統深入研究澳門現實問題,科學總結澳門歷史經驗,為澳門平穩順利過渡和特別行政區的創建、發展出謀獻策。事實上,澳門學術界的許多研究成果,從博彩開放、區域合作、經濟多元化到政治發展、行政法律改革到社會、文化建設,都為政府和社會采納,直接為澳門順利過渡、平穩回歸和特區創建與發展的路徑選擇做出了貢獻。換言之,澳門學本身就是澳門歷史經驗和社會實踐的產物,匯聚了民間智慧,并且為社會實踐服務,孜孜以求地探索澳門的發展道路。

  澳門發展道路的選擇必須建基于澳門的歷史經驗和社會實踐,即符合澳門的歷史發展規律和現實社會要求;而研究澳門的歷史發展規律和現實社會需求,又是澳門學的中心任務。如何選擇澳門的發展道路,在相當意義上,有賴于澳門學的研究成果。澳門學既總結澳門獨特發展道路和經驗,又為澳門發展道路提供知識支持;反之,澳門發展道路的踐行又是澳門學成長的原動力。澳門學與澳門發展道路互為依存,共生共榮,任重道遠。

  澳門作為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一個港口,一度發展成為遠東最繁榮的城市,長期在中西經貿、文化交流中扮演著獨一無二的角色,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可以說,澳門開埠是早期全球化的結果。研究澳門歷史,一方面要解釋清楚澳門城市的內部發展歷程,另一方面又要解釋清楚澳門與祖國、與世界的關系。澳門是中國的,根植于中華文化,保存了中華文化最本真的傳統,而且這種傳統扎根于民間生活和社會實踐,充滿了人性關懷和生命力;同時,澳門作為中國與西方世界接觸交往的前沿陣地,與西方文化朝夕相處數百年,“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知己知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無融會貫通之處,又自然而然地沾染了相當的世界性。這充分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巨大包容性和開放性,也充分證明中國與西方價值是可以互補和協調的,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是可以調和與解決的。澳門歷史這種特殊經驗,決定了澳門學的開放性,生成了澳門學與西方交流的平臺和語言,賦予了澳門知識體系與其他知識體系的溝通能力,也是澳門未來發展的寶貴財富。

  澳門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的政策。“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制定,照顧了澳門(和香港)歷史發展的特殊性,在某種意義上延續了葡萄牙(和英國)遺留下來的某些制度、特別是法律制度與實踐,也是中華文化巨大包容性和開放性的真實寫照。澳門回歸后,經濟發展,族群和諧,制度兼容,居民家國情懷不斷增強,日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時又與西方世界特別是葡語國家加強交流合作,努力在國家進步、民族復興進程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澳門學當應更加積極主動投身于此一歷史進程中,在構建本土知識體系過程中積累經驗,講好澳門故事,為中國構建自己的知識體系、講好中國故事盡心盡力,做出應有的貢獻。澳門學以其天然的開放性及其溝通西方文化的特殊能力和語言,也一定能夠做出自己的貢獻。

  綜上所述,澳門歷史發展已經證明,不同文明是可以對話、溝通、共生共存的;澳門特別行政區過去二十年的成功經驗,也證明不同制度是可以兼容互補、共存共榮的。未來的世界,無論全球化的進程如何波折和國際形勢如何詭異,“地球村”的觀念已經深入民心,也必然是共存、共建、共擔、共享的世界。澳門學在其發展過程中,已經有了這種意識、覺悟和責任、擔當,而這種意識、覺悟和責任、擔當亦將貫穿于澳門本土知識體系的構建和澳門發展道路的探索及其踐行之中。澳門學、澳門知識體系、澳門發展道路的成功構建、探索和踐行,對新時代中華民族復興、國家進步以及中國與世界的對話、溝通、交流、合作,也一定能夠提供有益的啟示、產生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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