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中國史 >> 中國近代史
山川分布、區域性集體暴力與軍事動員——從地理時間理解近代中國的戰爭與歷史格局
2021年07月26日 04:45 來源:《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21年第3期 作者:薛剛 字號
2021年07月26日 04:45
來源:《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21年第3期 作者:薛剛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要:明代中期以后,隨著中國南方山地的持續開發,源自美洲的玉米和番薯得到廣泛栽培,長江中游和珠江中游的丘陵形成多個旱地作物帶。由于本地人口繁衍和外來移民流入,新辟耕作帶內部的土客矛盾逐步累積,家族械斗頻繁出現。在西南山區,清政府接續明代政略,保留了大量土司建制,自川西起,沿滇黔延伸至湘桂。這一地域雖迭經改土歸流,但民間集體暴力行為仍廣泛存在。在兩者的共同影響下,廣西和湖南醞釀出太平軍和湘軍兩種暴力組織,并沿著商貿通道向長江下游擴展。北伐軍的組建,也與湘桂各暴力集團的跨地域整合直接相關。梳理19世紀中葉以來南方各暴力集團的地方史脈絡,能夠看到近代中國各區域發展的不同步性,有助于我們在地理時間的尺度上更深入地理解近代中國戰爭的歷史格局。

  作者簡介:薛剛,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在考察地中海區域的歷史時,布羅代爾曾注意到山地人口間歇性流出的現象。他認為,“山地往往人口過剩,或者對它的財富來說,至少是人口過多。在山區,‘人口的最佳密度’很快就達到并且超過。因此,山區必須周期性地向平原傾瀉它過多的人口”1。山區人口的流出方式因其自然條件和組織形態有所不同。人口在多數情況下會以勞動力的方式輸出,間或以流民形態外溢,偶爾聯結成暴力集團向平原傾瀉。而人口流出的方向、頻次和規模,常取決于山區與平原之間的交通條件和暴力落差。

  布羅代爾將歷史時間劃分為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和個人時間三種尺度,分別對應人與周圍環境的關系史、群體和集團史、個人規模的歷史2。在地理時間的尺度上,長江中游和珠江中游的中心平原與周邊山地之間似乎存在著一種人口遷入和暴力溢出的雙向進程。自明代中葉至清代中葉,長江中游東南部的武夷山區、西部武陵山脈、西北部的秦巴山地和珠江中游的廣西盆地先后出現劇烈的秩序動蕩,形成了一種與政治周期不盡一致的生態周期。南方濱水平原與丘陵山地的交互治亂,猶如北方農耕地帶與草原牧區的盛衰連環。

  16世紀初,在開發較早的閩粵贛交界山地出現了大規模匪亂,王陽明平定“山中賊”后奏設福建平和、江西崇義、廣東和平三縣,推動這一地區由亂返治。至17世紀中期,已度過移民沖擊造成的社會失序時期3。18世紀末,隨著秦巴山區的過度開發和生態惡化,鄂陜川交界地帶陷入動蕩4。何炳棣注意到,數百萬游民進入漢水流域種植玉米等作物,“土地利用和糧食生產都已達到了極限”,造成一系列社會和治安問題,催生了規模巨大的白蓮教起義5。幾乎同時,武陵山區墾殖造成的土客矛盾也導致了苗民起義的爆發。19世紀后,類似的現象仍未停止,廣西盆地內群體沖突頻仍,是太平天國運動的重要背景。

  本文希望借用布羅代爾的討論框架,結合區域性集體暴力生成和溢出的長期生態機制、山地人群的區域組織形式及具體的歷史情境,對太平軍、湘軍和北伐軍的組建略作梳理,以期在長時段中更深入地理解近代中國的戰爭走向。

  一、清代中期中國南部的山地生態和區域性集體暴力

  (一)旱地作物帶的暴力分布

  長江中游和珠江中游皆呈中部低四周高的地形結構。在長江中游地區,以洞庭湖、鄱陽湖和武漢周邊湖泊為起點,西北至大巴山、武當山、大別山,東南至武夷山,西南至武陵山和雪峰山,三塊平原在山水之間延展,呈“品”字狀分布,猶如一個多中心的巨型盆地,故施堅雅將其劃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大區。而在珠江流域,廣西盆地像是長江中游大區的縮小版,右江平原、潯江平原、郁江橫縣平原零散分布其間6。中心平原與外圍山地的作物品類差異頗大。稻谷在濱水地帶得到廣泛栽培,旱地作物則在周邊丘陵占據優勢,而外緣山脈多不具備土壤條件,將各個作物帶區隔開來。

  明代中期以后,伴隨番薯、玉米等美洲作物的逐步推廣,長江和珠江中游原本產出不多的丘陵變成潛在的良田,且在法權上處于“先到先得”的狀態。在濱水植稻的人群不斷向周邊拓展的同時,也出現了跨省長途遷徙的移民浪潮。數百年間,大量民眾從面水轉向面山,將墾殖線不斷向高海拔地區推移,直到逼近種植極限。當某一地域被充分開墾后,部分人口再“由土轉客”,繼續遷徙。

  在移民浪潮梯次推動下,中國南方出現了面積龐大的美洲旱地作物帶。據曹樹基等學者的研究,至嘉慶、道光時期,新辟番薯和玉米產區已呈東西分立格局。就行政區劃而言,玉米分布于陜、鄂、川、湘、黔、桂六省,自陜南延伸至桂西。番薯分布則跨越浙、閩、粵三省。兩大種植帶在湖南、廣西有所重合。就地理板塊而言,珠江中游的美洲作物帶大體沿廣西盆地周邊展開,長江中游的美洲作物帶則主要位于濱水平原外圍,在武當山、大別山南側,武夷山西側,南嶺北側,雪峰山東側,幕連九山脈兩側,呈三個半環狀分布7。

  眾多移民在平原和山區之間輾轉,伴隨著前后重疊的相遇、對峙、合居甚或驅離,也產生了戶籍身份、學額分配、宗教信仰等層面的社會沖突。尤其是在墾殖已近極限但移民仍在從不同方向流入的湘桂兩省,常出現家族械斗等形式的集體暴力。土著居民和先至客民為應付新移民的沖擊,紛紛筑壘自立。在長江中游,遠隔千里的西北、東南、西南山區都出現了相似的堡、莊、寨組織,反倒與各自周邊的平原村落大相徑庭,其暴力程度較瀕水低地要高得多8。在行政區劃上,表現為各省外側區域,如閩粵贛交界區、鄂豫皖交界區、湘贛交界區、湘西地區一度出現廣泛的土客對峙,其分布與旱地耕作帶有相當程度的重合。

  移民浪潮漸趨平緩之后,地理意義上的丘陵與平原之間,農業生態意義上的旱地與水田之間,仍存在一定差異。汪士鐸曾將中國南部的民眾分為山居之民和水濱之民,前者“貧而強,性好亂而暴,易動難靜,耐寒苦,樂殺戮”,后者“富而弱,性好文而詐,易驕難儉,好浮華,崇虛誕”9。民眾性情當然不會如此絕對,但確實存在某種區別。山民之“貧”多因生態脆弱,其“強”則由于暴力頻繁。

  大體而言,山地暴力可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第一種是失序性的暴力,多因朝廷無力維持山區治安而生成,并引起政治疏離。如曾國藩在咸豐初年觀察到,“二三十年來,應辦不辦之案,應殺不殺之人,充塞于郡縣山谷之間,民見夫命案盜案之首犯皆得逍遙法外,固已藐視王章而弁髦官長矣”10。此時湖南省內劫搶風起,呈“囂然不靖”的狀態,可見失序性暴力已擴散得相當廣泛。第二種是內嵌在社會秩序中的隱性暴力。它是中國傳統治理機制的一部分,在民間呈常態化存在。因中國傳統政教秩序以家庭擬制為基礎,故產權首先落實為家庭間的契約,出現糾紛時方決于州縣審斷。濱水地區因長期開發的關系,產權多有比較明確的界定,雖難免出現爭議,但引發暴力的情形并不太多。山地的情形則不同,隨著新辟旱地的增多,“所墾即所得”的機制在民間引發了大量武力對峙。為保全產權計,先來者常采取族姓共有的方式來對抗新移民,使得大量的土地、林木產權落實為一種集體公有制。產權糾紛難以在核心家庭層面解決,而是變成寬泛的家族間事務,讓山地暴力呈現集體性和長期性的特征。

  兩種暴力的主體接近裴宜理定義的掠奪性組織和防御性組織。但是后一種暴力的范圍要遠超團練等準軍事建制,作為社會基本單位的宗族本身即是一種潛在的暴力團體。它在常態下是穩固現有秩序的力量,但在極少數情形下會演變成與現政權競爭的軍事集團。在經濟性的民間械斗與政治性的軍事動員之間并沒有線性的因果邏輯,但是近代以來的南方戰事隱約可見墾殖擴張、人口膨脹與集體暴力之間的相關性。如王汎森所言,“山中之民”整體漸成一種不穩定的勢力,各種移民組織雖然“平時可以填補政府力量不到而形成的秩序空隙,但是它們也隱然與政府形成敵對之勢,在特定時候成為動亂的根源”11。

  (二)“次邊疆”地區的暴力分布

  從乾隆、嘉慶兩朝的戰事來看,清代中期的軍事前沿已推進至滇、藏外緣,但在遠離國境的川西、湘西等地,朝廷也不得不頻繁用兵。這些區域雖位于“境內”,但帶有濃厚的“化外”色彩,是一種與邊疆和內地都有所差異的“次邊疆”地帶。如姚大力所言,湘、桂的苗疆土司,川、滇、黔的夷疆土司,以及羌、壯、侗等土司都“屬于‘邊防’部署的對象”,“在清人觀念中并不把苗疆、夷疆等視同狹義的邊疆。可以認為,它們具有‘內部邊疆’的性質”12。隨著改土歸流的持續推進,各土司領屬在不斷縮小,但直至清中期,苗疆、夷疆的界域仍比較清晰,大體自四川盆地西緣起,沿云貴高原延伸至廣西西部和湖南西部,宏觀上呈半環形分布。

  清政府平定三藩后,持續推進對西南地區的整合。朝廷政教秩序沿長江和珠江支流向上拓展,不斷將湘、桂、黔的山地人群納入治理。在此進程中,云貴高原東北部的烏江、東部的沅水、澧水和東南部的西江發揮了重要作用,水路通達的地區往往教化先至。不過,因清代奉行定額財政方針,即使在流官治下,朝廷也只是調配有限的人力來處理繁重的政務。政府無意建立深入民間的警政系統,而是由州縣官被動應對各種爭端,除提倡教化外,多采取“民不告官不究”的態度。溫春來認為,這種看似對“地方主義”的姑息,反因其靈活性而有利于朝廷制度的推廣13。不過,這一機制也使得“次邊疆”地區長期處于暴力充斥的狀態,民間沖突不斷。

  西南地區的多數暴力群體不像大小金川一樣存在政治性首領,而是嵌入宗族、團練、市鎮武裝、盜匪、屯兵等組織中。以廣西中部為例,自元代初年至清朝中葉,答剌罕軍、屯兵、苗軍、徭寇等地方軍事和暴力組織之間具有相當的延續性,且持續向民間溢出。大量鄉村家庭或多或少地卷入集體性暴力活動,甚至有些士人身兼家族首領和武裝頭目的角色,其暴力程度甚至高于真正的邊疆人群14。相似的暴力行為在江浙地區或許是社會失序的表現,但在廣西中部往往是社會秩序的一環。不過,這種充斥日常生活的集體暴力并不直接針對朝廷,反而讓各社會群體之間矛盾重重,難以實現大規模的軍事動員。

  次邊疆地區的暴力分布與地形結構有一定關聯。在云貴高原及其外延地帶,各個臺地是為數不多能夠承載大量人口的高海拔區域,衣食起居自成一體,風俗文化頗為獨立。尤其是湘西的臘爾山臺地,其位置雖接近洞庭湖區,但因缺少大的水道貫通,與平原的文化隔閡反較滇黔中心區域更為嚴重。臺地自身面臨人口增長壓力,又有不斷涌入的移民參與拓殖,兩者矛盾難以疏解。數百年間,土著和客民都在資水和沅水上游對峙,直到1795年爆發大規模苗民起義。曹樹基注意到,起義隊伍中有相當數量的原住漢人,故這次起義“本質上是土著與移民的矛盾所引起的”15。

  鄂西山地與湘西有著相似的人口壓力,這導致鄂西的白蓮教起義幾乎與苗民起義同時爆發。但因地形差異,其戰爭形態和戰后秩序都有所不同。戰事初起,白蓮教起義軍即大范圍轉戰江漢平原、大巴山區和漢水谷地,而苗民起義軍則基本被封閉在湘黔臺地周邊。戰爭結束后,鄂西人口向川陜等地大量流散,土客矛盾大大減輕,而湘西人口無處轉移,族群間沖突和族群內部沖突仍相當劇烈。受限于水路不暢,清政府無力控制臺地,但反抗者也難以向川鄂溢出,使得戰事趨于地方化和長期化,漸成湖南省內部的常態事務。因中央政府分配的財政資源有限,當地政府轉用屯田方式維持練勇,并仿照明代舉措重建邊墻,使得湖南西部長期處于動員狀態。

  (三)貿易通道與暴力傳導

  19世紀中期,中國南方的暴力分布與商業網絡具有一定的相關性。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中國南方之所以能夠供養龐大的人口,基本生活品的集中生產和長途轉運是不可或缺的條件。傅衣凌觀察到,江浙和兩湖在明代中葉即已出現蠶絲和糧食生產的地域分工16。清代以后,這種分工沿著長江、珠江各個支流繼續向山地拓展。吳承明認為,“清代東西貿易有重大突破”,除糧食為大宗外,“川陜的木材、江漢平原的棉花、湘蜀的絲、茶以及南北土產,都匯入長江”17,漢口成為長江中游和下游之間的貿易樞紐。而在珠江流域,“上達滇黔,下通粵港”的梧州承擔了類似的中轉職能,“往來貨物,由此出入,實掌握全省交通之總匯。梧州而上,再分三大干線而入內地”,聯結桂林、柳州和南寧18。在張其昀看來,“若與長江相比,梧州猶漢口,南寧猶重慶”19。

  李伯重指出,清代的江南地區正處于“不斷擴大中的遠東國際市場的中心”20。以蘇州和漢口為樞紐,長江流域存在兩種制造業和農業的內外循環,一是以日本木材為代表的江南與海外的貿易循環,二是江南與長江中、上游的國內貿易循環。同樣,以廣州和梧州為樞紐,珠江流域也存在內外兩種循環,廣西和暹羅的大米都匯聚于珠江三角洲,以換取各種手工業制成品。上述貿易皆以水運為主要手段,使得國內商業對河道的依賴達到極高的程度。在李伯重看來,長江水系、大運河和沿海構成了中國長途貿易的主干,“全國市場也就以這三條水路為基礎,呈現出一種三叉形的枝狀空間結構”。在此結構中,“商業腹地并不一定以同心圓的方式環繞著這個市場的中心。從功能上來說,第一層商業腹地包括直接與這三條水路相鄰的地區,第二層腹地包括可以通過其他大小水道進入這三條水路的地區,而第三層腹地則為那些僅只有陸運的地區”21。以江南為中心,距離遙遠但水路便利的湘南河谷在第二層腹地內,而近處的浙西部分山地反倒屬于第三層腹地。圍繞三條水路干線,商業組織的分布也呈枝狀結構展開。越靠近武漢、梧州等核心節點,人群分布就越密集,組織程度也越高。

  商業腹地的分層和鏈接,提供了一個反向觀察暴力分布和傳導機制的視角。圍繞長江和珠江水系存在兩種不同的暴力形態。首先是第一層腹地中的潛伏的隱性暴力,其載體既包括秘密會黨和水匪,也包括公開幫會及社團,在特定狀態下,船戶和水手也會變成潛在的兵員。其次是第二、三層腹地中的顯性暴力,多因掠奪性開發而生成。為滿足江南等核心區的需求,大量客商和移民在長江、珠江各支流的河谷、坡地展開了對自然資源的巨量開采。如因江南地區缺少煤鐵礦產和木材,燃料和建筑材料匱乏,明代以后,長江下游的巨木逐漸消耗殆盡,故而造船業、建筑業均極度依賴湘、黔等省的木料,皇木采辦和商業砍伐的規模都相當龐大。這種對林木的攫取常常是掠奪性和破壞性的,在當地造成客商與土著間的尖銳沖突,就像是貿易網絡在向長江下游輸入商品的同時,也在向各中游支流輸入暴力22。19世紀以后,隨著水路日益通暢,那些在偏遠山地采掘、墾殖過程中出現的暴力,可能反向輸出至第二層腹地,并傾瀉到全國市場的中心。而這種暴力的傳導速度和規模與運輸的便利性呈正相關,如對江南而言,來自湘南的威脅或不亞于浙西。

  金田起義爆發前,中國南方正處于有史以來人口密度最高的時期,故太平天國與人口壓力的關系一直為學界所關注。羅爾綱曾得出結論:“太平天國革命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人口壓迫。”23何炳棣則認為,盡管導致太平天國出現的因素很多,“但毫無疑問,人口壓力是最基本的原因之一”24。兩位學者的分析都有大量史料支持,但從地理視角來看,有幾點悖論還需要有所解釋。第一,孕育太平天國的廣西是人口相對稀疏的省份,其密度遠低于長江下游地區。如姜濤所論,“從人口壓力或人口過剩的角度考察,廣西并不比其他各省更為嚴重”25。第二,廣西是糧食輸出而非輸入地區,米價長期維持低位,且變化不大26。第三,廣西是人均稅賦較低的地區。胡恒注意到,在清代政區“沖、繁、疲、難”四字分等中,因“賦多逋欠曰疲”,故“疲”字可部分作為標示錢糧征收難度的指標。在全國范圍內,廣西、貴州、山西、四川等省很少有含“疲”字的政區,也顯示廣西的錢糧完納并不太難27。

  所以,從地理的視角來看,太平天國戰爭是在人口密度相對較低、自耕農較多、稅賦較輕的區域出現,蔓延到人口密度更高、佃農比例更高、稅賦更重的區域,這是一種并未得到充分解釋的奇特現象。如果稍稍轉換視角,不僅將太平天國視為一個反抗壓迫的農民組織,也將其視為競爭性的軍政集團,則能夠看到太平天國的另一重面相——它是在美洲作物種植帶、次邊疆區域和水運樞紐的疊加范圍內成形,沿貿易通道反向傳導至核心經濟區的。如能進一步考察廣西盆地的特殊情境,或可以更深入地認識太平軍的起源。

  二、廣西盆地與太平軍的動員

  咸豐元年(1851)二月初,杜受田就廣西情形上奏咸豐帝,稱當地“賊匪多至數十股”,屢屢攻掠州縣,“藤縣城守自縊,知縣被傷。柳州逼近府城都咸堡地方,賊至與官接戰,殺死武員八人、兵丁數百。太平知府王彥和被賊逼死。龍州同知王淑元父子殉城”。新任提督向榮四處轉戰,各地武裝已“迭就殲擒,賊勢稍平”28。不過,屢戰屢勝的向榮卻無力消滅“金田股匪”,即使取得牛排嶺等戰勝利,也未能讓其潰散,反襯出后者超乎尋常的戰斗力29。如賽尚阿總結,“粵西股匪雖多,本以金田會匪最為頑狡”,“與他游匪迥不相同,死黨累千盈萬,固結甚堅”30。對比上述兩種觀察,似可以進一步探討太平軍的特殊性。第一,與其他反抗朝廷的武裝力量相較,太平軍超強的戰斗力和組織力是如何形成的?第二,這種強悍的戰斗力為何未被清政府察覺?

  首先要注意的是,清代的廣西盆地是一個大量接收移民的地區。移民來源復雜,其入桂的途徑主要有兩條,“自中原及湘贛來者,系溯湘江以入桂林,由桂林再下撫河或至中部各縣。自廣東移來者,則溯西江而上,沿各支流以散布于各縣”31。土著和移民之間、不同流向的移民之間在拓荒墾殖過程中常處于對峙狀態,流血沖突層出不窮。像移民追逐耕地一樣,身負種種美好愿景的領袖人物也在追逐人群,日益擁擠的人口猶如待開墾的荒野,同樣處于“先到先得”的狀態。一旦美好的愿景符號與人群結合,即可生成一定規模的暴力團體。

  劉志偉觀察到,中國鄉村從明代中后期起逐漸走向自治,與朝廷的關系開始出現結構性轉型。明代“動亂是以逃戶的方式來表現,它針對的是政府對個人、對編戶齊民的控制體制”,但“清代嘉道以后叛亂,則是一種政治上的敵對勢力,背后還有宗教等因素”32。反抗者雖然都在借用宗教意象動員,但所用的符號和標識因地理位置而有所差異。鄂西因深處內陸,鄉民們傾向于采用本土的邊緣思想資源自我組織,最終在白蓮教下聚合。廣西與珠江三角洲聯絡便利,易受外來宗教思想的影響,上帝教因此得以廣泛傳布。

  太平軍的動員與廣西當地的暴力環境存在相反相成的一面。首先,上帝教利用當地的信仰沖突以摶聚人眾,但又著力彌平土客、商農、族群、地域矛盾以維系團體。如洪秀全曾率眾長途跋涉赴象州拆毀甘王廟,但又宣揚“真主為王事事公,客家本地總相同”33,對土客雙方都盡量做到不偏不倚。傳教士韓山文觀察到,自“真理由紫荊山傳出”后,“有勢力者如韋正及其多數族人,舉人如胡某帶其徒一體加入”34。和韋昌輝一樣,石達開“亦是富厚之家,后因認實天父天兄,不惜家產,恭膺帝命”35。在既有研究中,關于韋、石的民族屬性和階級成分皆有爭議,恰從反面說明上帝教能夠有效跨越各類身份界限。

  其次,上帝教動員的人群有一定的戰斗經驗,但內嵌在民間秩序中隱而不顯。洪仁玕曾提到,會眾多次在廣西鄉村爭斗中取勝,“凡有攻仗,皆有天助神奇。貴縣白沙兄弟被山尾村搶去耕牛,十余兄弟追殺至該村大勝”,金田起義“固由歷年神跡所致,乃眾心堅如金石”36。可知太平軍將士的作戰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是通過鄉間械斗磨煉出來的。官方默認械斗乃是民間常態,并不將其視為政治層面的威脅。但林鳳祥等一線戰將已層累構建出戰無不勝的“神跡”敘事,將械斗中的宗教信念轉化為戰場上的氣血之勇。

  太平軍的潛在兵員極為分散,團營通告發出后方突然集中。因上帝教對信徒的篩選依賴口耳相傳,受眾多為接受客家話的人群,故其基地集中于廣西盆地中部和東南部37。其中陸川和博白距離桂平達300余里,信眾需要跨越半個廣西方能參加金田起義。領命團營的隊伍吸收了很多鄉土中人,又將其從家鄉徹底剝離。其過程如李秀成所述,“臨行營之時,凡是拜過上帝之人房屋俱要放火燒之。寒家無食之故而從他也。鄉下之人,不知遠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頭,家后又有追兵,而何不畏”38。這些世居之民棄絕鄉土的行動,使得太平軍內有大量婦孺,影響其臨陣的戰力,但也讓信眾保持極強的向心性,對長途流動作戰的忍耐力更是其他武裝力量無法比擬的。

  上述幾個特點相反相成,可以部分解釋太平軍的強悍與隱蔽——上帝教的成員在每個地區都是極少數群體,卻驟然聚合為兩廣范圍內的勁旅。不過,太平天國的動員既依賴上帝教的紐帶,也受制于此。夏春濤注意到,“作為一名落榜童生和洪氏宗族晚輩,洪秀全在生于斯、長于斯的官祿很難樹立起教主的形象。直到遠赴廣西后,他才得以消除在家鄉的種種拘謹和顧忌”,為此洪秀全“或密藏深山,或隱匿鄉里,行蹤詭秘飄忽,從而沖淡了其世俗形象乃至自身的某些缺陷”39。反之,廣西當地的信徒也需要一個具有神秘感的教主來滿足其精神需求。不過,若要從拜會過渡到建政,有大量的世俗事務需要處理,作為外鄉人的洪秀全力有不逮,所以他必須借助本土的楊秀清等人統合鄉民,并與之達成一種結構性的教、政分工。如王慶成所論,“楊秀清的政治地位在百僚之上,宗教地位是天父代言人,又有圣神風、贖病主、禾乃師種種稱號,是太平天國賴以立國的政治—宗教體系中最重要的一環”40。而據清方觀察,“自粵西至江寧,秀清皆與洪秀全同行。洪秀全每至一處,必深藏不出。秀清則盛陳儀衛,巡行閭市”41,正體現了兩人位勢的鮮明反差。這一來自廣西盆地的政治遺產固然是維系團體的必需,但也隱伏了教、政沖突的隱患。

  金田團營后,馮云山等人將來自各地的信眾進行編組,分成軍、師、旅、卒、兩、伍六級。根據王慶成考證,太平軍并沒有將兵員依縣域編成軍或師,而是將其混編。照《太平軍目》所舉圖例,“這一軍都屬黃旗,但軍帥以下的五名師帥分屬五縣,這是明確的;師帥以下的旅帥、卒長的旗幟雖未遍舉,但與上級所屬的縣份并不相同,至少并不是清一色,這也是明確的。中下級單位可能系由一縣的人組成,但就全軍而言,實行的卻是各縣混合編制”42。這種既照顧地域又回避地域的辦法,使得博白植稻的農民、紫荊山的燒炭工、龍山的礦工、大黃江口的水手能夠相互配合,既保持了基層單位的戰斗力,又維系了整體統一,即使局部崩散也不會造成全軍解體。不僅如此,這一軍制也使太平軍能夠穩定擴張,甚至一次性吸收超過自身人數的外部力量。如汪士鐸所言,太平軍中“潯州老賊不過數百,廣西賊合男婦不過二千余,湖南賊約六七萬,湖北賊約十萬,而池州、安慶、江西、寧國諸賊合一二十萬”43。太平軍在迅速膨脹的同時仍能維持穩定,正體現了其初始軍制的優越性。

  與18世紀末的白蓮教和苗民起義軍相比,太平軍初始規模并不算大,且距離長江干流更遠。它之所以能席卷江南,一個重要的緣由在于其罕見的親水性。作為西江航運的重要中轉站,潯州有一批依靠航運生活的人群。太平軍吸納了羅大綱等人領導的暴力組織,自成軍起即擅長利用水路。與鄂西和湘西相比,湘桂走廊的水運網絡更發達,與長江干流的連通也更順暢,以致太平軍一度試圖全師順湘江而下。在進攻長沙受挫后,熟悉水系的太平軍繞過八旗和綠營的防線,轉而在益陽和岳州大量收編船戶,進占武昌。

  羅澤南曾言,武昌乃“江漢之所由合者也,荊岳諸州倚之為鎖鑰”,堪稱“天下樞紐”44。太平軍從道州輾轉至此,相當于從貿易網絡的末端進入中心節點。太平軍將全國范圍內的大型貿易組織轉為作戰單位,并在隨后沿江東下的過程中一路收編皖、贛各港商業人群,借助干流發達的船運系統提速行軍,將西南“次邊疆”山區聚合的軍隊成建制投放到下游的濱水平原。太平軍越靠近江南遇到的抵抗越少,這不僅是由于清軍腐化,也由于長江下游來不及動員,難以抵擋巨大人流的沖擊。太平軍的梯次動員是依托商業組織進行的,它在湘南大量吸收山區礦工,在湘北則編組運糧船戶,對兩湖地區的非農業群體進行篩選整合45。在太平天國的歷史上,對經濟組織的改造與跨區域投放多次出現,但從長江中游補充人力并部署到下游相對容易,從下游動員并向上投放則頗為困難,這顯示兩個地域之間存在某種暴力落差。如在石達開進軍西南的過程中,越靠近湘南遇到的阻力越大,直至自疲于山谷。反之,1861年太平軍西征時,李秀成在湘鄂贛交界的鄂城至通城一線輕易即收編30余萬人回師東下。羅爾綱認為:“這一支巨大的力量,就是后來進軍浙江和抗擊外國侵略者的新生力量。”46

  不過,太平軍在長江中游反復進行的“裹挾性動員”造成士兵素質明顯下降,軍紀日趨敗壞。如江寧人李圭描述親歷情形,稱太平軍內有些人“窮兇極惡,無所不至”,但“行此類事者,大抵以湘、鄂、皖、贛等籍人,先充官軍,或流氓地痞,裹附于賊,或戰敗而降賊軍,積貲得為老兄弟者居多。其真正粵賊,則反覺慈祥愷悌,轉不若是其殘忍也”47。隨著廣西信眾日漸凋零,新補充的士兵素質不高,在江浙等地頗受抵制。劉晨觀察到,在太平天國統治范圍內,民變的規模和烈度在相對短的時間內均超越了清朝統治時48。至1861年以后,太平軍規模膨脹,面對湘軍常是以多對少,但戰斗結果則勝少負多。

  三、次邊疆區位與湘軍的興起

  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后,本屬偏師的湘軍縱橫黔、桂、川、贛、皖、浙各省,直至攻下“天京”。湘軍崛起的原因同樣是一個后世探討很多的問題,但從地理的層面似仍有可探究的空間。與前述關于太平天國的討論一樣,或可簡化成兩個問題來分析,一是在清朝陣營中湘軍超越其他各軍的優長之處何在?二是湘軍相對于太平軍的優勢在哪里?以當下后見之明來看,兩者都與湖南西部地區的“次邊疆”屬性有直接關聯。

  既有關于湘軍的研究多著眼于它與綠營的前后對比,凸顯其時序上的差異,但這種對比也遮蔽了湘軍在地理區位中的特殊性。胡林翼曾總結稱,湘勇之所以屢立戰功,并非“材技果勝于他軍”,而是“南省人多刻苦,登山涉水是所慣習,又稔知粵匪伎倆,素無畏心”49。這一特點早在1852年太平軍初入湖南時即有體現。在全州蓑衣渡戰斗中,江忠源統率新寧楚勇成功攔截太平軍,戰事規模雖小,但顯示了湘西地方軍的戰斗力極為強悍。

  江忠源的楚勇并不是改革綠營舊制的結果,而是湘西傳統軍制的延伸,在某種程度上乃是傅鼐屯田練勇的產物。曾國藩在向咸豐帝自陳其練兵意圖時曾說“臣擬現在訓練章程,宜參照前明戚繼光、近人傅鼐成法”,此前的研究多關注湘軍與戚繼光的關聯,近來謝曉輝關于鎮筸兵勇的研究則還原了“傅鼐成法”的面貌,顯示湘軍承續的湖南區域脈絡。因臘爾山臺地與周邊的隔閡,湘西一直是明清兩朝廷武備集中之地。將佐在長年累月的對峙中多顯疲態,視軍務為謀生之具,甚至“只愿賊在,豈肯滅賊”50。但在持續數百年的暴力環境下,當地民風頗為彪悍,傅鼐以農為兵,建立并長期維持一支性質模糊的職業軍隊,并創制了一套相應的屯田和保甲體系,以糧代餉。這支地方軍隸屬辰沅永靖道,但多次離鄉作戰,甚至遠征貴州,在嘉慶以來財政和軍事資源雙雙吃緊的情境之下,借助有限的財政資源維持地方守備。

  在魏源看來,傅鼐以“區區守土臣,未領縣官斗糧尺兵。所事大吏,不掣其肘即已幸,徒自奮于齟齬拮據中”51。1805年,湖南巡撫阿林保明確指出,練勇屯軍和苗兵都只能由傅鼐本人來統轄調度,這一點與后來的湘勇頗為相似。即使傅鼐被任命為湖南按察使后,還需要定期巡視湘西52。然而,傅鼐是順天宛平人,祖籍浙江山陰,他與練勇的紐帶并非鄉誼。湖南民風本就“樸實強固,尚為出力”,傅鼐于齟齬拮據中維持的軍制,使湘西形成了綠營、練勇、屯軍、苗兵長期并立的格局,更使湖南西部成為長江中下游幾乎唯一保持動員的地區。就全國范圍而言,這一地區的組織化、武裝化程度也是罕見的。在太平軍迅速占據江南,各省被迫重新動員的情況下,湖南有著巨大的“先發優勢”。如胡林翼所言,“除卻湖南已開勇丁風氣,此外無處選將,無處募勇,特必不能處處問湖南要餉耳”53。

  湘西練勇在清代軍制中固然不多見,但并非沒有先例。此類帶有地方化色彩的軍隊建制在歷史上已多次出現,如于成龍在17世紀70年代在湖北組織的地方軍。羅威廉指出,“至少在華中地區的某些部分,國家認可的地方軍事化以及相應的國家與精英權力的重新界定,仍比孔飛力所想象的早很多。事實上,它幾乎完全反映不出這種‘轉變’,更恰當地說,只是于成龍這樣的帝國官員對既有的、事實上的權力格局的法理性認可”54。與于成龍類似,傅鼐看似“逾越”的作為在初始階段并未得到朝廷認可,但至少得到了長期默許,后來更是得到最高層的鼓勵,嘉慶帝甚至稱其為“封疆保障”。

  從嘉慶朝到咸豐朝,湖南一直在拮據中勉力維系其地方軍。如毛鴻賓所總結,“湖南民氣剛強,籌兵較易,籌餉則萬分艱難”55。曾國藩曾上奏咸豐帝,稱“團練之難,不難于操習武藝,而難于捐集費資”,主張“就各縣曾經訓練之鄉民,擇其健壯而樸實者招募來省”56。羅澤南、王鑫帶到長沙的“鄉民”是湘軍的種子部隊,除帶隊的幾位士子外亦無甚儒學基礎,其特殊性更多體現在“曾經訓練”,稍加整編即可成軍。

  太平軍過境后,湖南境內各府縣紛紛將原有“官勇”加以整合。1853年曾國藩到長沙之前,各地已成軍者即有楚勇、南勇、瀏勇、寶勇、湘勇等,陸續成軍者還有道州勇、辰勇、郴勇、永勇等。漢軍正白旗人魁聯任寶慶知府時,即募勇對抗石達開的遠征軍。胡林翼稱其“捐解私囊,養士募勇,已歷十年”57,“石達開以數十萬賊圍郡城八十余日。城堅,人無乏食,賊卒不得逞”58。后世被視為湘軍統帥的曾國藩,更像是湖南各軍中的方面大員59。

  散落各地的“官勇”之所以能屢立戰功,駱秉章和左宗棠的決策不可或缺。《湖南通志》稱,湖南界連江、鄂、兩粵、黔、蜀六省,咸豐五年(1855)時“僅蜀省一面二百余里之地尚安靜,余則烽煙四逼,剿不勝剿”。面對困局,“駱秉章應變審機,不動聲色,湘陰舉人左宗棠佐之調度,悉合機宜”,“其間裹糧出師,越境援剿,東南各行省自是倚湖南為重矣”60。可知駱、左兩人的組合充分發揮了湖南的戰爭潛力。

  駱秉章與洪秀全同為廣東花縣人,都需要以異鄉人的身份動員本地力量。像洪秀全必須借重楊秀清,駱秉章也需要左宗棠為其“軍師”。就像天王深藏不出和東王盛陳儀衛一樣,粵士不動聲色與湘紳調度全局乃是相異政治體系下的相似分工,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動員地方力量而進行的結構性搭配。如潘祖蔭所論,“其時帶兵各官,如李續宜、蕭啟江等,皆系宗棠同省之人,孰長于攻、孰長于守,孰可以將多將少,宗棠燭照數計,而諸將亦稔宗棠之賢,樂與共事”61。這是一種繞過回避制度的人事默契。郭嵩燾曾說:“駱文忠與羅文僖同處,即一切委之羅文僖;與曾文正同處,即一切委之曾文正,其心誠無所計校,才雖薄而固君子人也。”62但駱秉章督川后的鋒芒畢露與撫湘時的休休有容大相徑庭,顯示“無所計較”既是秉性也是策略63。左宗棠后來自承,“以桑梓故,勉佐帷籌,九載于茲,形影相共,惟我知公,亦惟公知我”64,正能體現駱秉章對他的充分授權。在長江流域的戰場上,與洪秀全、楊秀清在內,韋昌輝、石達開在外的結構相比,駱秉章、左宗棠在內,劉長佑、田興恕等人在外的結構形成更晚,但穩定性更高。在駱、左二人調配下,各支湘軍開始交替“南防粵寇,北御鄂氛,西堵黔邊,東防江右。以一省而防五省之寇,且援剿兩省之寇”65,逐漸成為太平軍的勁敵。

  駱、左二人的守、攻決策可從地理視角來理解。即以鎮筸兵西向對黔,新寧勇南向對桂,湘鄉勇與水師配合向東。因雷再浩和李沅發都是起自新寧,故接續江忠源的劉長佑對湘桂走廊極為熟悉。他對曾國藩戒心深重,但遵行駱、左調度,順利南進兩廣。而田興恕統帶的鎮筸勇兵多湘西屯田系統下的練勇、屯丁甚至是苗兵出身,本就長期在湘西和黔東作戰,故輕易西進貴州。總之,駱、左的調配充分發揮了湘軍的戰斗力,產生了一廳一道即可平定一省的戰略性效果。

  與其他湘勇將領相比,曾國藩身份尷尬,一度在家賦閑多年,但他始終對湘軍水師保持影響,這是他能夠再獲啟用的重要因素。郭嵩燾曾言,設立水師的提議本起自江忠源,“曾文正公因創定水軍營制,開立十營,意在助江忠烈公平賊而已”66。彼時曾國藩在長沙遭排擠,被迫輾轉至衡州練兵,反得以在極短時間內建立水師,具備了其他各支湘軍都不具備的復合戰力。胡林翼稱,統領水師的楊載福、彭玉麟“經曾國藩拔識于風塵之中,自湘潭出師以至今日,久已分為兩部,即不能統為一軍。在該員本無不和,而兩營弁勇,即有才力不相上下之勢。是該鎮道勢,又不能互為統轄”67,只有創建者曾國藩才能協調。加上胡本人回避另立湖北水師的計劃,客觀上形成了長江水面作戰力量只能由曾國藩調度的局面。水陸配合本是太平軍相對于八旗和綠營的優勢,此時轉成為曾國藩在戰略層面無法被替代的潛因。隨著湘軍水師在湖口戰勝太平軍水營,戰事即沿鄂、贛、皖各港逐步迫近南京。

  從地理視角來看,太平軍和湘軍都是邊疆拓展和移民墾殖兩種外向進程的反撥。不論反叛者抑或鎮壓者都處于日常暴力比較頻繁的環境,故能在各自陣營中脫穎而出,使得這場席卷珠江和長江流域的戰爭就像是西南山區的“內戰”。太平軍和曾國藩的湘勇一旦走出湘南,即在相似的山地戰術素養、水面作戰潛力和團體認同感推動下先后席卷江南。

  何炳棣說“太平天國起義堪稱為世界史上規模最大的內戰,如就雙方的殘酷性和破壞性而言,歷史上是少有其匹的”68。這樣的破壞性,需要在當時全國貿易結構中加以解釋。這是一場在發達的商業網絡中進行的戰爭。太平軍在珠江支流醞釀成型,輾轉后進入長江干流,將沿途的商業組織轉化成戰斗單位。為鎮壓太平軍,湘軍對武漢至南京一線港口逐個爭奪,破壞了長江干流最重要的商業節點,也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損失。

  太平天國出現前,湖南尤其是湘西的特異之處在于其暴力性與組織性,這一地域在歷史上從未以儒學著稱,甚至帶有蠻荒色彩。湘軍的戰功讓大量湘人進入全國性政治舞臺,且因騎射軍制無法恢復而享有長期的上升空間。由欠餉帶來的學額,更為三湘子弟開通了進入政、教版圖的階梯。個體上升路徑的改變也重塑了地域的意識形態傾向,原本與儒學最為隔膜的“苗亂淵藪”反而變為儒家文化中興之地,至新文化運動之后仍是讀經衛道的重鎮69。與之相對應,因孕育太平天國而備受防范的廣西子弟繼承了反清的余緒,從辛亥革命至護國戰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到1926年后更成為國民黨軍的核心群體。

  四、梧州集團與北伐軍的組建

  在1926年北伐戰爭中,兵力處于劣勢的國民革命軍一舉戰勝北洋軍閥,頗出時人意料之外。在羅志田看來,此時國民黨與新桂系分別統一兩廣,加上湖南的唐生智,“南方形成比原來集中得多的三個新興政治軍事集團,與北方的四分五裂適成對照,北分南合的趨勢已經出現”,故此時北伐“不再是地方對抗中央,反成為有道伐無道。攻守之勢既異,北伐勝利的基礎已經奠定”70。“南北新舊”的框架對于理解北伐成功很關鍵,此外還可從人事整合與地域聯結的角度對北伐軍的組建再作考察,進一步探討此次北伐何以成功。

  護國戰爭后,全國軍事地理版圖中形成南北對峙格局,滇、桂、粵各軍與北洋軍隊尤其是直系在岳陽至衡陽一線反復拉鋸。直軍主力長期據守長江沿岸主要城市,南方多次北伐皆難以逾越。1917年,西南諸省尚能在護法旗幟下維系統一的外表,北伐軍興,各省即紛紛派軍出征,失利則多赴廣東“就食”,逐漸造成廣東內部土客之間以及駐粵軍隊與本省民眾之間的嚴重矛盾。尤其是在桂軍占據廣州期間,民眾對客軍的憤恨達到頂點。在此背景下,1920年8月駐閩粵軍自漳州回師廣州,第一次粵桂戰爭爆發。

  粵軍宣言“人必先愛其鄉而后能愛國,粵軍今日系為鄉為國而戰”,且特意標明“凡一切黨派,及其他問題,均非所知”,并將孫中山與伍廷芳并列,置于唐紹儀之下,統納入“吾粵”譜系內,體現了其與護法話語的疏離。粵軍能以偏師驅逐桂系,固有桂系莫榮新等部腐化的因素,“粵人治粵”提供的正當性不可或缺71。陳炯明部屬頗受廣東民間歡迎,孫科甚至宣稱“璀燦之山河不至淪胥以亡者,追原功首,實皆陳公競存討逆救粵之賜”72。

  1921年第二次粵桂戰爭爆發后,粵軍沿珠江上溯反攻廣西。因桂軍劉震寰部倒戈,順利攻下廣西門戶梧州。在陸榮廷通電下野后,桂軍各部紛紛另立自治軍旗號,只有馬曉軍部等少數桂軍接受粵軍收編。然而,粵軍雖提前宣言要扶植“桂人治桂”,但士兵對廣西報復心理很強,“紀律極壞,燒殺極慘,致使人民憤恨”。此時粵桂兩軍已主客異位,粵軍駐桂猶如此前桂軍據粵,“因紀律太差,遭桂人的全體反對,和民九桂軍入粵,遭粵人全體反對,如出一轍”73。而孫中山隨后的北伐計劃,乃是進一步利用流散外省的滇、贛、黔等軍進攻湖南,即先占領客地,再借用客軍攻擊客省。如孫中山向張作霖所示方略,“文定策先以兵出湖南,與敵戰于長岳,勝則可進據武漢,退亦可與相持于衡陽,依山據險,以戰以守,勝負之數,必不遽決。當此之際,公以大兵,直指京畿,囊括直豫”74。即使其設想一切順利,也不過是與張作霖劃江而治的局面,多支客軍勢必常駐湖南。雖然孫中山反復聲明只是“借道”,仍遭湖南全省反對,不得不用“贛軍回贛”的名義假道江西。此間孫中山既利用地方意識,又拒斥地方意識,即一面鼓吹贛軍應該入贛,為北伐確立正當性,一面聲明滇軍不應回滇,避免北伐無兵可用。

  因此,1921年北伐之所以軍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粵軍無法統合廣西,反要防范桂軍。這意味著北伐軍甫一出省,即會面臨后方不靖的困境。至次年第一次直奉戰爭形勢明朗后,北伐即不得不終止。1922年6月葉舉圍攻廣州總統府,孫、陳關系破裂。1922年底,孫中山將“舊桂系待殲之余孽”75沈鴻英部引入廣東,與桂軍劉震寰、滇軍楊希閔合兵攻擊陳炯明。1923年1月,因沈部發動“江防事變”,又轉借滇、桂等軍將其再度趕回廣西。

  在此期間,廣西人李濟深被孫中山委任為粵軍第一師師長,并以西江善后督辦的名義管轄重鎮梧州。在粵桂交訌的語境下,這種人事安排或有孫中山制衡粵軍的考量。或因其地位尷尬,李對扶植鄉土勢力頗為用心。在他的支持下,黃紹竑和李宗仁率領的兩批下級軍官團體開始在粵桂交界處壯大。黃紹竑1920年隨桂軍攻入廣東,1921年轉而接受粵軍收編,被廣西各自治軍視為叛逆。他在從桂西百色逃往桂東梧州途中,一度投向李宗仁,轉入自治軍系統,后又帶走李的部屬轉投沈鴻英,在沈軍內部吞并黃炳勛旅后再次投向粵軍,在粵軍內又將一同接受改編的馮葆初旅繳械。在一年多時間里,黃紹竑的政治立場反復轉換,但他自與李濟深接觸后,始終與其維持良好關系,視其為恩人和朋友。

  李濟深因為桂人的身份,在粵軍中實無甚根基,故極力扶植黃紹竑,甚至不惜違抗孫中山本人的命令。如陳天泰軍奉孫中山命令率軍返桂,但中途被黃紹竑繳械,孫中山對此無可奈何,只能通電稱:“該部移駐都城系政府命令,即有不是,亦應呈候本大元帥核示辦理,何得同類相殘。”76但李濟深不能違逆部下意愿過度介入廣西事務。李宗仁軍力大于黃紹竑,但李宗仁曾為林虎部下,且曾接受陳炯明收編,難以取得孫中山和國民黨中央的信賴。孫中山對蹂躪廣東但參與討陳的沈鴻英極其容忍,對李宗仁則戒心頗重。故李宗仁必須借助李濟深來抵擋劉震寰、劉玉山等孫中山認可的返鄉桂軍。黃紹竑占據梧州重地,且與李濟深的關系莫逆,但此時廣西省內接近粵軍者即為眾矢之的,“統名曰‘反骨仔’,得之即行殺戮”,他和白崇禧皆是幸免于難77。其部從百色退往梧州時曾大肆劫掠隆安縣城,在廣西聲望不佳,實無獨立治桂的資格。黃本人干脆“以‘討賊’自命,和全體桂軍為敵”78。三人之間各有所短,但相互信任,使得定桂軍、討賊軍和粵軍第一師之間也保持默契,甚至能在相反的旗號下配合作戰,“無形中成為以梧州為中心,彼此背靠背而不可分之團結”79。

  黃、李兩軍分別占據的梧州和玉林在廣西相對富庶,稅源比較充足,梧州的地位尤其關鍵。1897年6月,梧州依據《中英緬甸條約》開埠。自此以后,梧州不僅是兩廣貿易的中轉站,也成為廣西與香港交通的樞紐80,使其具有少見的戰爭潛力。黃紹竑回憶,梧州“有載重數百噸的中外輪船直通香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歐洲各國把過時或多余的彈藥銷毀,有些商人就把步槍子彈的彈頭、彈筒、火藥拆開,運到香港當廢銅出賣”81。黃紹竑遂大量采購,設廠翻制,使黃、李兩軍“彈藥的儲備,比任何一支敵人都來得充足”82。

  梧州在軍事上乃兩省前沿,是名副其實的四戰之地,難以成為穩固的后方,民初以來從未有軍政集團能據此統一兩廣。梧州的潛力是在特殊的人事結構下發揮出來的。在人事層面偶然聯結形成的梧州集團,并不能改變兩廣民間對彼方軍隊的惡感,但使得兩年前尚在“互相吞噬”的粵桂兩軍內部,出現了互不統屬,但能聯合作戰的三支軍隊。兩廣此前雖有過軍政統一的局面,但不論是桂軍駐粵還是粵軍駐桂,都帶有征服與被征服的意味。梧州集團的形成改變了這一格局,定桂軍、討賊軍與沈鴻英作戰,陳濟棠曾多次奉命相助,但從不占據廣西土地。而李濟深出兵南粵討伐鄧本殷,定桂軍派俞作柏等部助戰后也并不覬覦廣東,三方互相配合又互不逾越,從兩廣邊緣開啟統一的進程。隨著三軍漸次壯大,開始出現兩省一致對外的可能性。

  1926年的兩廣統一正是建立在三支軍隊的默契之上,這種脆弱的聯合隨時都可能被打破。黃紹竑曾說,廣西無法仿閻錫山“閉關自守,不問外事”,因為廣西養不起定桂軍和討賊軍數萬之眾,悲觀地預測少則三年即會爆發內戰。在他看來,“唯一的辦法是向外找出路”,“一則減輕廣西人民的負擔,把軍費用于建設;二則大家有了遠大目標,奮斗前進,然后才可能避免發生內訌”83。廣東既然無法成為出兵的對象,援湘北伐即提上日程。

  在兩廣軍隊暫時聯結的同時,湖南軍界則內爭加劇。在趙恒惕、唐生智內斗之余,湘南還有唐生智、譚延闿和程潛的對峙。唐生智軍規模遠超曾參與1924年北伐的湘軍譚延闿部,其立場本偏向于北方,至1925年仍在與老同盟會員程潛對抗,與國民黨敵對。然而,在吳佩孚壓力下,唐轉而加入國民黨陣營。他并不服從國民政府的人事安排,所謂“統一”流于表面,但此舉在南北雙方不斷分裂的大趨勢下,讓湘、桂、粵三省已成建制的軍隊聯結在一起。雖然各軍兩年后即告反目,但是在1926年夏天的時間窗口,形成了三省對長江流域的軍力優勢。

  戰事初期,粵軍、桂軍、黨軍皆承認唐生智為前敵總指揮,借“援湘”旗號師出有名。部分駐粵湘軍則轉戰江西,避免湘省內爭。桂軍選擇了與太平軍接近的入湘路線,剛入永州即著意捐米捐薪賑濟災民,并慰勞湘軍傷兵,以示兩省之友好84。包括曾長期駐湘的吳佩孚在內,多數人都未能意識到國民政府雖與滇黔分裂,其麾下軍力反倒超越歷次北伐。

  作為北伐主力的第四、七兩軍在戰場上多次沖突,如在進攻武昌時,因第七軍作戰消極,第四軍登城部隊蒙受巨大損失,陳可鈺與李宗仁爭持不下。在江西戰場,因李宗仁強令張發奎渡江作戰,后者一氣之下脫離部隊。但大體而言,兩軍能夠互相配合,尤其是在面對孫傳芳主力時連續作戰,自箬溪至王家鋪諸役皆未崩解,最終慘勝。

  王家鋪戰斗結束后,前線軍人已經兵疲力竭,但能得到后方源源不斷的兵員補充,從而迅速恢復戰力。李宗仁稱,新兵雖“均系未經訓練的徒手兵,無戰場經驗”,但“所幸廣西歷年征戰,鄉民多習于戰斗,平時參加民團剿匪,故對持槍作戰并不太陌生,以之參雜于老兵之間也可以作戰”85。“后方第七軍”通過兵站運出的大量新兵體現了北伐軍的一個重要優勢。自湘軍水師遮蔽長江后,太平軍已很難從西南地區獲得兵員,而第七軍卻能不斷得到補充,避免北伐功虧一簣。

  像太平軍和湘軍一樣,北伐軍也在湖南大量募兵。據張軫回憶,第六軍進攻南昌失利后,轉而“在湖南招募新兵陸續補充缺額,邊整頓,邊訓練,又逐漸恢復了原來的戰斗力”86。而張發奎則稱,第四軍“在湖南征兵尤多,并將俘虜兵安插到各部隊。大量非粵籍士兵的加入,并沒有影響第四軍的戰斗力。僅有的差別是,我在廣東講粵語,到了湖南則改說國語”87。像咸豐、同治年間一樣,北伐各軍不斷在長江中游吸納人力,并將其成建制投放到長江下游。

  北伐軍主力自湘南出發,經武漢推進至九江、南京,其進軍路線并非由南而北,而是自西南至東北,與太平軍和湘軍接近。中國歷史上的北伐勝少負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北伐多從長江中下游進軍暴力程度更高的華北,而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是從長期暴力充斥的兩廣地區向比較安靖的江浙地區進軍,相對容易得多。而在攻占武漢、南京,控制整個長江流域后,物力、財力都占優的國民革命軍,在二次北伐時傷亡巨大,但直到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都難以控制京漢、津浦兩條鐵路沿線之外的北方地區。

  桂軍立場的轉移既是相隔五年的兩次北伐一敗一成的重要潛因,也是讓廣西子弟成為全國性政治舞臺主角的重要因素。革命意識原非北伐成功的主要因素,卻成為北伐的重要精神遺產。勝利帶來的成就感反向塑造了廣西軍人的認同感,此后十余年間,新桂系雖與蔣介石持續對抗,但始終留在國民黨人事體系內,并利用革命話語著力整合桂軍與桂省。在黃旭初等人領導下,新桂系花費巨大精力構建了深入村一級的行政和民團體系,在人事上注意兼用土客,將兩者都納入黨化和國家化的話語中,使得持續數百年的土客矛盾也得到緩和。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廣西迅速完成全面動員,源源不斷地向蘇滬輸出。據李宗仁回憶,此時廣西“已有4屆有訓練的士兵退伍在鄉,各級干部也儲備齊全”,“一經號召,各縣農民蜂擁前往縣政府報到入伍,終因報到人數太多,政府還須以抽簽方式決定取舍。不滿一月,便編成4個軍,共40個團,嗣后改編為3個集團軍,開中國近代史上軍事動員前所未有的先例”88。這也展現了近代時空的多重錯位——兩代人之前,廣西鄉民正借助上帝教的符號席卷青浦,占領蘇南這一儒家文化的核心地帶;后輩子弟此時則高舉三民主義旗幟,在國民政府的統領下保衛上海。

  章太炎提到:“管子有言:‘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蓋據有廣土者,不得無是見也。”89此語乃是就政制改革立論,但對于后世理解近代中國的變局也有啟發。廣土和眾民帶來的差異性是巨大的,在全國性的政治事件尤其是戰爭之間固有其歷時性的聯系,但具體到每一次大規模的軍事動員,都有特定的共時性因素,往往要在具體的空間中才能理解。地理板塊之間的暴力循環伴隨著地區內部的宗教信仰更迭、政治立場變動與個體身份轉型,重建地理條件、群體結構與人事組合之間的關聯,或能加深對全國性政治變革的理解。正如陳寅恪所言:“以觀空者而觀時,天下人事之變,遂無一不為當然而非偶然。既為當然,則因有可以前知之理也。”90

  羅志田指出,“因幅員廣闊所造成的區域性發展不同步”本是近代中國的一大特色,這使得“任何對近代中國的框架性系統詮釋都有相當大的局限性”91。這也提示我們,或可將“區域性不同步”本身視為一種基礎變量,將人事之變在區域網絡中還原后,再重新納入框架性的詮釋系統,或能為既有的近代史敘述提供些許補充。

  注釋:

  1布羅代爾:《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1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39頁。

  2布羅代爾:《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8-10頁。

  3參見黃志繁:《“賊”“民”之間:12—18世紀贛南地域社會》,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第172、238頁。吳啟琳也注意到,明代弘治年間設置的南贛巡撫于康熙初年撤銷,贛南地區曾是軍事建制的“堡”也漸成行政區劃。參見吳啟琳:《明清贛南“鄉里”區劃空間差異與形成緣由——以贛州府“鄉”、“堡”并存格局為中心》,《學術研究》2015年第11期。

  4參見鄒逸麟:《明清流民與川陜鄂豫交界地區的環境問題》,《復旦學報》1998年第4期;鈔曉鴻:《清代漢水上游的水資源環境與社會變遷》,《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

  5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進、傳播及其對中國糧食生產的影響》,《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516-519頁。

  6李孝聰:《中國區域歷史地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60頁。

  7本段內容主要依據曹樹基:《清代玉米、番薯分布的地理特征》,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編:《歷史地理研究》第2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296-297頁。另外參考龔勝生:《清代兩湖農業地理》,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27-145頁;李昕升、王思明:《清代番薯在江西的引種和推廣》,《中國農史》2016年第2期;周宏偉:《清代兩廣農業地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3-176、242-252頁;李昕升、王思明:《清代玉米、番薯在廣西傳播問題再探——兼與鄭維寬、羅樹杰教授商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8年第4期。

  8贛南和鄂西北兩地的寨、堡形態,可參見饒偉新:《生態、族群與階級——贛南土地革命的歷史背景分析》,廈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2年;張建民:《環境、社會動蕩與山區寨堡——明清川陜楚交邊山區寨堡研究之一》,《江漢論壇》2008年第12期。

  9汪士鐸:《汪悔翁乙丙日記》,明齋叢刻本,1936年,第1卷第1頁。

  10曾國藩:《與徐嘉瑞》(咸豐三年二月),《曾國藩全集》第22冊,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第124頁。

  11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第86頁。

  12姚大力:《中國邊疆的基本特性》,《學術月刊》2019年第2期。另可參見席會東:《明清地圖中的“苗疆”與“生苗”》,《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20年第1期。

  13溫春來:《從“異域”到“舊疆”:宋至清貴州西北部地區的制度、開發與認同》,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第320頁。

  14參見任建敏:《從答剌罕軍到苗軍:元末吳天保之亂的史實考辨》,《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2期;唐曉濤:《明代中期廣西“狼兵”、“狼人”的歷史考察》,《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任建敏:《咸同年間廣西潯州的“堂匪”、團練與地方權力結構的變動》,《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1期。

  15曹樹基:《中國移民史》第6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4、150頁。

  16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59頁。

  17吳承明:《中國的現代化:市場與社會》,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144-145頁。

  18千家駒等:《廣西省經濟概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16頁。

  19張其昀:《本國地理》上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年,第238頁。

  20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第342頁。

  21李伯重:《十九世紀初期中國全國市場:規模與空間結構》,《浙江學刊》2010年第4期。

  22如清水江木材貿易中出現的“爭江”現象,參見張應強:《木材之流動: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區的市場、權力與社會》,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第76-84頁。關于過度采伐對生態的破壞,參見藍勇:《近500年來長江上游亞熱帶山地中低山植被的演替》,《地理研究》2010年第7期。

  23羅爾綱:《太平天國革命前的人口壓迫問題附〈太平天國革命的背景(未刊原稿本)〉》,《羅爾綱全集》第6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74頁。

  24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第321頁。

  25葛劍雄主編、曹樹基著:《中國人口史》第5卷下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718-719頁;姜濤:《中國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1、385、386頁。

  26參見陳春聲:《清代中葉嶺南區域市場的整合——米價動態的數理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2期。

  27胡恒:《清代政區分等與官僚資源調配的量化分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3期。

  28杜受田:《兩廣各地舉事情形折》(咸豐元年二月初八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譯室主編:《太平天國文獻史料集》,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年,第84-85頁。

  29崔岷:《廣西“匪患”與金田起事——基于清方軍事部署的考察》,《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

  30《賽尚阿等奏覆遵查廣西未有李丹朱九濤等人并報洪秀全等及剿辦東西兩省各股情形折》(咸豐元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第2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407-408頁。

  31張先辰:《廣西經濟地理》,桂林:文化供應社,1941年,第16頁。

  32劉志偉:《貢賦體制與市場:明清社會經濟史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第413-418頁。這一視角對理解廣西潯州在明清兩代暴力形態的差異頗為關鍵。參見麥思杰:《賦役關系與明代大藤峽瑤亂》,《廣西民族師范學院學報》2016年第2期;唐曉濤:《神明的正統性與社、廟組織的地域性——拜上帝會毀廟事件的社會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

  33《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太平天國印書》下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15頁。

  34韓山文:《太平天國起義記》,《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29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第38-39頁。夏春濤考證學界常用的“拜上帝教”應為“上帝教”,本文從其說。參見夏春濤:《天國的隕落——太平天國宗教再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0-34頁。

  35《天情道理書》,中國史學會主編:《太平天國》第1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71-372頁。

  36王慶成輯校:《洪仁玕親書自述、詩句》,《近代史資料文庫》第5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24頁。

  37關于拜上帝會主要基地的分布,參見鐘文典:《拜上帝會斗爭基地的創建》,廣東太平天國史研究會、廣西太平天國史研究會編:《太平天國史論文集》,廣州、南寧:廣東人民出版社、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23-440頁。

  38羅爾綱:《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上海:開明書店,1951年,第61頁。

  39夏春濤:《天國的隕落——太平天國宗教再研究》,第48頁。

  40王慶成:《太平天國的文獻和歷史——海外新文獻刊布和文獻史事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156頁。關于楊秀清在《圣經》中的角色,參見周偉馳:《洪秀全對太平天國革命的圣經解讀》,《學術月刊》2016年第3期。

  41張德堅:《賊情匯纂》,中國史學會主編:《太平天國》第3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6頁。

  42王慶成:《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31-232頁。

  43汪士鐸:《汪悔翁乙丙日記》,第3卷第9頁。

  44羅澤南:《與曾節帥論東南戰守形勢書》,《羅澤南集》,長沙:岳麓書社,2010年,第111頁;羅澤南:《與曾節帥論分援江西機宜書》,《羅澤南集》,第114頁。

  45參見楊國安:《明清兩湖地區鄉村社會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111-132頁。

  46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10頁。

  47李圭:《思痛記》,中國史學會主編:《太平天國》第4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80頁。

  48劉晨:《19世紀中葉鄉村民變的動員——以江南太平天國民變為中心》,《中國農史》2020年第5期。

  49胡林翼:《水師擊毀賊船直抵田鎮并咸寧剿賊大勝疏》(咸豐六年十月初八日),《胡林翼集》第1冊,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第153頁。

  50謝曉輝:《只愿賊在,豈肯滅賊?——明代湘西苗疆開發與邊墻修筑之再認識》,《明代研究》第18期,2012年6月;伍新福:《清代湘黔邊“苗防”考略》,《貴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51魏源:《湖南按察使贈巡撫傅鼐傳》,《魏源全集》第17冊,長沙:岳麓書社,2004年,第787頁。

  52謝曉輝:《傅鼐練兵成法與鎮筸兵勇的興起:清代地方軍事制度變革之肇始》,《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1期。

  53胡林翼:《致李續宜》(咸豐十年),《胡林翼集》第2冊,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第494頁。

  54羅威廉:《紅雨: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190頁。

  55毛鴻賓:《湖南厘金仍照舊章辦理折》(同治二年三月初一日),《毛尚書(鴻賓)奏稿》第2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894頁。

  56曾國藩:《敬陳團練查匪大概規模折》(咸豐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曾國藩全集》第1冊,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第69頁。

  57胡林翼:《敬陳湖北兵政吏治疏》(咸豐六年十二月初三日),《胡林翼集》第1冊,第185頁。

  58曾國荃等纂:《湖南通志》,楊奕青、唐增烈編:《湖南地方志中的太平軍史料》,長沙:岳麓書社,2010年,第48頁。

  59賈熟村:《試談駱秉章與湘軍》,《嶺南文史》1993年第1期。

  60曾國荃等纂:《湖南通志》,楊奕青、唐增烈編:《湖南地方志中的太平軍史料》,第39頁。

  61潘祖蔭:《潘文勤公(伯寅)奏疏》,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25頁。

  62郭嵩燾:《湘軍志評議》,梁小進主編:《郭嵩燾全集》第5冊,長沙:岳麓書社,2012年,第506-507頁。

  63鄭峰:《駱秉章與西南政局(1861—1867)》,《社會科學研究》2008年第3期。

  64左宗棠:《答毛寄云中丞》,《左宗棠全集·書信一》,長沙:岳麓書社,2014年,第386頁。

  65左宗棠:《出師他省傷亡恤賞請歸用兵各省支領折》(咸豐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左宗棠全集·奏稿九》,長沙:岳麓書社,2014年,第409頁。

  66郭嵩燾:《湘軍志評議》,梁小進主編:《郭嵩燾全集》第5冊,第508頁。

  67胡林翼:《起復水師統將以一事權并密陳進剿機宜疏》(咸豐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胡林翼集》第1冊,第307頁。

  68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第279頁。

  69羅玉明:《湖湘文化與湖南的尊孔讀經(1927—1937)》,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6-124頁。

  70羅志田:《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92頁。

  71《粵軍全體將士宣言》,李培生:《桂系據粵之由來及其經過》,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34頁。

  72孫科:《序》,李培生:《桂系據粵之由來及其經過》,第11頁。

  73黃紹竑:《五十回憶》,長沙:岳麓書社,1999年,第50頁。

  74孫中山:《復張作霖函》(1922年9月22日),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6冊,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559頁。

  75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粵軍史實紀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2頁。

  76孫中山:《制止聯軍內訌致李濟深等電》,湯銳祥編注:《護法時期孫中山軼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年,第212頁。

  77黃紹竑:《五十回憶》,第82頁。

  78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上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46頁。

  79黃紹竑:《五十回憶》,第64頁。

  80方書生:《近代嶺南商埠格局的變遷(1843—1939)》,《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4年第2期。

  81黃紹竑:《新桂系的崛起》,廣西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新桂系紀實》上集,南寧:源流印刷廠,1990年,第57頁。

  82黃紹竑:《五十回憶》,第110頁。

  83馮璜:《新桂系的崛起史料補遺》,廣西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新桂系紀實續編(一)》,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6頁。

  84陳雄等:《桂軍提前入湘參加北伐》,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18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31頁。

  85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上冊,第300頁。

  86張軫:《北伐軍第六軍憶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河南文史資料》第24輯,鄭州:河南第二新華印刷廠,1987年,第10頁。

  87張發奎:《張發奎口述自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第72頁。

  88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505頁。

  89章太炎:《代議然否論》,《章太炎全集》第4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0頁。

  90陳寅恪:《俞曲園先生病中囈語跋》,《寒柳堂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164頁。

  91羅志田:《近代中國思想與社會發展的時空不同步現象》,《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與學術掠影》,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4頁。

作者簡介

姓名:薛剛 工作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郭飛)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回到頻道首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聯系我們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聯系我們
色窝窝色蝌蚪在线视频网站免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