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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元之風尚蕩”考論——貞元學潮與中唐文風之關聯
2021年07月26日 04:15 來源:《南國學術》2021年第3期 作者:查屏球 字號
2021年07月26日 04:15
來源:《南國學術》2021年第3期 作者:查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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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唐貞元時期,唐德宗對皇權威嚴的強化與科舉階層參政責任感的提升發生了激烈碰撞。陸贄罷相,陽城被貶,是皇權持續膨脹的結果;諫官、太學生的集體抗爭,是一代士人參政激情集體性的爆發。盡管史料記載有異,但都表明,貞元一朝的士風有激蕩多氣的特點。韓愈、柳宗元都有與此事相關的作品,對其中的主要人物陽城、何蕃予以稱贊。韓、柳之文與他人的抗議之文一起,表現了與太學生抗爭精神相同的士風特色。這應當就是唐人李肇所說的“貞元之風尚蕩”的具體內涵。這些抗爭之文,或是廷議論駁,或是公開書信與碣文,文體不同,觀點有異,但多具貞元一朝的話語模式與時代色彩,特點有三:一是在內容上有著強烈的批判精神,切指當下政治,多觸及當時的敏感話題與君王隱痛,毫不避諱。二是語多急切,鋒芒畢露,反映了貞元朝激蕩多氣的時代特色。三是行文激蕩,不好含蓄收斂,不求警句醒目,而重敘述與闡述的充分,氣骨強健。這一激蕩多氣的風格既是貞元一朝士風的反映,也有百余年科舉制累積起來的政治凝聚力,更體現了經安史之亂、建中之亂考驗后的一代精英所特有的家國一身的參政激情與勇氣。由于貞元學潮是中唐影響較大的一個政治事件,也成為一個特定的文學題材,不僅當時,之后很多年仍有人提及。它構成了從唐到宋一種特殊的文學現象,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表現。首先,元稹、白居易關于陽城驛的唱和引發了持續題詠,擴大了貞元學潮的影響,使之成為一流行的文學題材,并成為宋人流行的話題。其次,自此之后,貞元學潮及陽城、何蕃之事成為詩文之典故,廣為運用;一百多年里,他們一直作為仁善勇諫的清流名士為人稱道,這與貞元學潮的影響及韓、柳等人的書寫相關。再次,因韓柳文影響的上升,對陽城及貞元學潮的討論連綿不斷,從歐陽修、李彌遜到楊時,爭論一直延續到明清的何喬新、李漁等。這個話題之所以能夠持續七八百年,除了韓愈《諍臣論》的名文效應外,還在于當時有一批與貞元學潮相關的文章。

  關鍵詞:貞元學潮 貞元士風 中唐文風 “尚蕩”內涵

  作者簡介:查屏球,1993年在重慶師范大學獲得文學碩士學位,1996年在南京師范大學獲得文學博士學位,1998年從復旦大學博士后流動站出站并留校任教,曾為釜山大學、九州大學專任教授,現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李白學會副會長,主要從事漢唐士人文化、文學史與學術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唐學與唐詩——中晚唐詩風的一種文化考察》《從游士到儒士——漢唐士風與文風論稿》等。

  貞元時期(785—805)作為“元和中興”的準備期,無論在政治史還是文學史上都是唐宋轉型的一個重要階段。唐德宗在二十歲就參與平定安史之亂,三十七歲即位后很想有所作為,卻因平藩失敗導致建中大亂,幾陷唐王室于滅頂之災;碰壁之后,又在妥協中與藩鎮磨合出一種新型關系,維持了二十年的政治穩定,為元和中興積累了國力。但是,由于他的重斂無度及對藩鎮的前強后軟,已使皇家威嚴大減,故在亂定之后,急欲重樹權威,精神高度緊張,尤忌他人的挑戰,加之剛愎多疑,無法評判朝臣的忠奸良惡,使得盧杞、裴延齡等無品投機者屢屢得志。另一方面,在平亂斗爭中,大批科舉之士對君國的向心力已成為挽救危機的核心因素,士人群體政治地位的大幅度提升,他們的參政熱情與政治責任感空前高漲。以陸贄為代表的平亂中堅力量,在亂后多以批評時政來維護自己對皇權的忠誠,使得檢討建中之亂的朝政失誤,指斥德宗用人不當,成為一時風氣。貞元學潮就是不斷上升的儒臣精神與日趨強化的專制意志碰撞的結果,體現了安史之亂后新一代士人的精神面貌。由于這一事件與相關寫作在唐宋都有影響,成為了文學史特有的話題與廣為運用的典故,將其置于太學生運動史背景中考察,可對其文化意蘊有更深入的認識。這一階段也是古文運動核心人物韓愈、柳宗元在文壇的起步階段,深入分析他們作品與具體歷史事件(尤其是貞元學潮)的關系,可更具體把握中唐古文運動的走向。

  一 從諫官延英門跪諫到太學生赴闕請愿

  從辦學規模上看,唐代貞觀、開元的太學達到古代高峰,動輒數千人,但未有大規模集體示威之事;而到貞元朝,太學只有五六百人,卻出現了學潮,這與當時特殊的政治環境有關。早在德宗繼位之初,就發生過街頭請愿與群臣集體抗爭之事。《舊唐書·盧杞傳》記:因不滿朝廷的橫征暴斂,“長安(商戶)為之罷市,百姓相率千萬眾邀宰相于道訴之,杞初雖慰諭,后無以遏,即疾驅而歸”。長安等中心城市經過上百年的積累發展,市民階層已有一定的規模,街頭請愿成為他們的一種抗爭方式,這也催生了士人的集體請愿運動。貞元初,因反對德宗重用盧杞,群臣就采取了一致性的抗爭行動。這一次是由袁高發起的諫官集體抗爭,最終讓固執的德宗取消念頭,這也為以后的集體性抗爭活動拉開了序幕。積累至貞元十年(794),終于激發成一個高潮,朝臣與德宗發生了四次碰撞。

  第一次是因德宗寵任裴延齡引發了與陸贄等人的矛盾。在奉天之難中,德宗對陸贄言聽計從;貞元后,卻寵信如裴延齡等聽話順意者,不僅不接受陸贄的規勸,反而對他的“冒犯”耿耿于懷,無情打擊,并以各種固執之舉找回他在奉天之難中丟失的形象損失。陸贄卻堅持“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的人格操守,直諫如初,如其《論裴延齡奸蠹書》言:

  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為己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修勵之志,有罪己悔懼之辭,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感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回慮,化危為安。

  陸贄在揭發裴延齡劣行時,直接指出德宗有失察與縱容之過,并一再以建中之事警告德宗,這勢必刺激德宗脆弱的神經,觸碰到德宗忍耐底線。上書不到兩月,德宗即罷了陸贄的相職。

  第二次是諫官群體與德宗的沖突,事在貞元十一年(795)三月。《韓昌黎文集·順宗實錄》記述道:

  至裴延齡讒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陽)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信用奸臣。”即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于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

  經奉天之難后,唐德宗權力意識高度敏感,一經裴延齡挑撥,竟要置陸贄于死地,這引發了朝臣集體抗爭。除了陽城、王仲舒之外,參與延英門伏閣的“諸諫官”,還包括歸登、熊執易、崔邠等。史家多將此事作為各自人生中最大的亮點來記錄。例如,王仲舒是韓愈好友,《韓昌黎集》中存有王的碑銘與墓志銘,貞元十一年(795)才二十九歲,是這一群人中年紀最小者。歸登,《舊唐書》有傳:

  時裴延齡以奸佞有恩,欲為相,諫議大夫陽城上疏切直,德宗赫怒。右補闕熊執易等亦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愕然曰:“愿寄一名。雷電之下,安忍令足下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聯署其奏,無所回避,時人稱重。

  歸登為學者型老臣歸崇敬之子,大歷七年(773)及第,此時近五十歲,其父仍為太子侍讀,太子最后出面,或與此相關。熊執易,《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其書,注曰:“熊執易《化統》五百卷,執易類九經為書,三十年乃成。未及上,卒于西川,武元衡將為寫進,妻薛藏之不許。”這是一位學者型官員,新近發現熊執易女墓志,即殷恪《唐鄉貢進士陳郡殷恪妻鐘陵熊夫人墓志銘并序》,有言:

  烈考執易,一舉秀才上第,兩登制策甲乙科。屈就常調,抑居尤等。德行文學,稱為帝師。道隆勢孤,遭時排斥。故位未升乎公相,仕止尚書郎官,壽中輟,君子悼焉……夫人誕于德門,居然上瑞。生六月即孤,且依舅氏。……以開成四年十二月三日,沒于京兆盩厔縣陽化鄉之別業,享年參拾壹。

  熊執易貞元元年(785)進士及第,至此已年過不惑了。墓志既稱他為“帝師”,又言“遭時排斥”,就是指受此事的牽連。崔邠,《舊唐書》稱贊他:“常疏論裴延齡,為時所知。”其時四十二歲,是上疏執筆者之一。五人中,陽城是諫議大夫,王仲舒是左拾遺,歸登是右拾遺,崔邠是左補闕、熊執易是右補闕,如同上次反對重用盧杞一樣,這一次也是諫官群體出動。《新唐書·鮑防傳》記:“貞元元年,策賢良方正,得穆質、裴復、柳公綽、歸登、崔邠、韋純、魏弘簡、熊執易等,世美防知人。”他們能統一行動,還可能緣于多有同年關系。其時,陸贄的職務是太子賓客,太子出面說情,陸贄才由三品太子賓客被貶為五品的忠州別駕,免于死罪,諫官達到了目的。

  這次抗爭激發了他們的勇氣,隨后又一起諫阻裴延齡為相,時間在貞元十一年十一月左右。對此,《韓昌黎文集·順宗實錄》記:“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于庭。’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在這次抗爭中,權德輿作為諫官也加入了,同書《唐故相權公墓碑》記:

  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征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奸悻,與陽城為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其能。

  權可能是接替了崔邠之職。雖然,貞元十一年七月,陽城因密奏失利被貶為國子司業,但裴延齡也未當上宰相,又于貞元十二年九月亡故。第三次抗爭結束,倒裴者獲勝。

  群體下跪請愿,這種集體性抗爭活動在唐代尚屬首次,由金吾將軍張萬福的反應看,在朝廷內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群臣在已知德宗發雷霆之威后,仍群起對抗,足見其時死諫抗爭之風甚強。又,韓愈為王仲舒所作的神道碑銘記:

  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與陽城合遏裴延齡不得為相。德宗初怏怏無奈,久而嘉之。其后入閣,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余,特改右補闕。

  由德宗的反應看,他對群臣抗爭既有所忌憚,又有所不甘。這則醞釀出更大的風暴。

  第四次是貞元十四年(798)太學生群赴闕下為陽城請愿,成為貞元士人抗爭的高潮。《順宗實錄》記:

  有薛約者,嘗學于(陽)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蒂,吏縱求得城家。坐吏于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為黨罪人,出為道州刺史。太學王魯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

  在裴延齡死后二年,唐德宗仍如此關注陽城,就是因為他在前一事中自尊與威嚴受到挑戰。相對于陸贄來說,對陽城的處理并不嚴厲,但激起的反響卻更大,顯然是受到了前幾次諫官集體抗爭成功的激勵。通過辨析相關史料,既可解釋史源之復雜性,也可更具體了解這次學潮的特點。

  首先,學潮的核心成員。《柳宗元集·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記:“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季儻、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這與韓愈《順宗實錄》所載“太學王魯卿、李儻等”是不一樣的,其他如《舊唐書》《新唐書》《冊府元龜》《資治通鑒》都是承《順宗實錄》所錄而來,屬同源史料。柳文寫于當時,相較于十五年后形成的《順宗實錄》,柳文中的信息更加原始;而且,其“身份+郡名+人名”的表達方式也最合當時表達規范。這次學潮的領袖,應就是李季儻、何蕃,而王魯卿、李儻、季償等,都是在抄寫過程中出現的訛誤。何蕃是領頭者之一,《順宗實錄》卻不記何蕃一名,這是韓愈的有意忽略,表明對這次學潮有不同的認識。由何蕃就學太學二十余年的身份看,其時太學生是一個特殊構成,故有更強的勇氣參與現實政治。

  其次,學潮的規模。《唐六典》卷二十一記,開元年間,國子監生員總數約二千二百人;安史之亂后,國學毀損嚴重,人數大減。到了貞元十年左右,已恢復正常。《唐會要》卷六十六記錄了元和初的國學狀況,也大致反映了貞元時國子監生員數量。當時,長安國子監生員數是五百五十人,考慮到廣文館、律學、書學、算學一百人,教學活動與前三者不屬同一系列,參與請愿活動者主要應來自國子館、太學、四門館這四百五十位中,而且,極有可能是國子學八十人、太學七十人的全部。由國子監生員人數看,無論是二百六十人還是一百六十人,對當時學館來說,都是一場大規模的風波。

  再次,學潮過程與運動方式。柳宗元言,九月二十三日見貶陽城詔,次日下朝時見太學生“頓首西闕下”,二十六日作勸戒文,表明事情還沒結束。其于碣文中言:第一次請愿,“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閽吁天,愿乞復舊”,朝廷派人接受請愿狀但仍維持原詔書決定。第二天,太學生再赴闕,走到東宮被勸止了,請愿狀未能獻上,就在路上聚集聲冤。學潮發生在九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兩天,分兩次進行,活動方式是罷課游行,到皇宮西門跪請。國子監在皇城南門外務本坊,從此出發赴闕請愿,需穿過整個皇城,其舉動近似現代都市集會游行。東宮在延喜門旁,后一次活動止步于延喜門,應是太子干涉的結果。韓愈則言:“住數日。”到皇宮前靜坐了幾天,未得到朝廷受理,與柳說不同。柳文記錄當時眼見之事,應更為可信。

  從反盧杞到反裴延齡,從保護陸贄到保護陽城,從朝廷大臣、諫官的集體跪諫到太學國子學的學生上街游行請愿,抗爭的頻率越來越高,抗爭的規模越來越大,經歷建中戰亂后的一代士人在此顯示出了新的精神氣象。這包括:士人參政議政的主動性與積極性,奮力抗爭的政治勇氣以及為正義結盟,以群體力量發聲的自覺意識。諸事皆可證明,人心激蕩、好爭敢言正是貞元士風的特色。最早的太學生運動可追溯到西漢哀帝時王咸舉幡之事,東漢后期太學生運動規模更大,《后漢書·歐陽歙傳》記:“(歐陽歙)坐在汝南臧罪千余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后漢書·李固傳》記漢桓帝建和元年(147),李固被梁冀誣以謀反罪下獄。李固學生王調、趙承等上書為李固喊冤,“(李固)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在王朝體制下,以救師名義展開的抗爭活動,符合傳統的“天地君親師”的倫理規范,但群議力量的公開挑戰,自然為專制者所不容。《后漢書·黨錮傳》記:熹平五年(176),永昌太守曹鸞上書為黨人喊冤,結果被送入獄,“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太學諸生三萬余人,其持危言核論,以激濁揚清自負者,誅戮禁錮殆靡孑遺”。自此之后,這類活動都蒙有“黨人”惡名而遭禁錮。這固然與國學機構衰微以及師承觀念淡化有關,更緣于歷代王朝對此類事的嚴厲防范控制。貞元學潮不僅恢復了漢儒太學生集體抗爭的傳統,還以強烈的激情重振了漢儒參政熱情與斗爭精神。他們的集體請愿,既緣于對陽城人格的敬重,還在于對陸贄、陽城一系政治立場的認同,對德宗專橫的不滿,其內在精神是與朝臣延英門抗諫相呼應的。

  二 韓、柳關于陽城與學潮的書寫及貞元文風

  貞元“護陸倒裴”運動是建中后士人郁積已久的激憤之氣的大爆發,也是他們政治熱情最集中的展示。在這場運動前后產生了一系列與此相關的文學書寫,韓愈、柳宗元雖非直接參與者,但都有關于陽城的書寫以及與此事相關的文章。將這些作品與當時其他人的相關之作聯系起來考察,不難見出它們已構成了特色鮮明的貞元文風。這一文風,具有與上述士風相同的激蕩多氣的特點,體現了一致的好言敢爭的精神指向。

  韓愈《諍臣論》作于陽城廷爭之前的貞元九年(793),這是他進士及第的次年,之前的七年里已有過三次科場失敗,其時正承受著吏部試的煎熬。在他看來,陽城一步即升任四品職位,理應夙興夜寐、肝腦涂地才是,可是陽城卻以清虛為上,一味無為。這是韓愈不可理解也無法容忍的事。所以,在文中,陽城的形象是負面的。韓愈極盡諷刺之能事批評其尸位素餐,又深入批判產生這一現象的名士觀念,正面論述他對朝臣職守的理解,否定了魏晉以來流行的名士化仕宦形象。他認為,清虛、無為、飲酒、彈琴,這些都是個人行為,屬個人的好尚;但職仕是公共行為,必須依臣規宦道行事,盡職是其基本操守,如其《原道》所言:“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其對陽城不作為的否定,與這一思想是一致的,是出于對儒臣職守與品格的自覺意識。此論表明,中唐之后,中古名士化人格范式已受到質疑與拋棄,儒臣倫理傳統開始回歸。另外,韓愈作《諍臣論》,可能還緣于對德宗、李泌重用陽城的不滿。李泌為道教中人,其對陽城一反常理的拔擢,多有道家故弄玄虛的成分,韓愈對這種神秘化的行為方式向來是不認可的,在屢試屢敗后,更易受到這類莫名宦達者的刺激。故文中多有不平之氣,指名道姓抨擊當朝大員,其曰:

  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于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圣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圣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于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宋人葉適言:“昌黎作《諍臣論》,年甚少,是時意盛,謂天下事但當如是為之。”年少意盛,正是此文的特點,這也是時風使然。與此后諫官之文相比較,就會發現,這種激憤之言正是那個時代人特有的話語方式。

  在韓文兩年之后,陽城完成了形象大轉身,延英門跪諫、公開揚言撕詔書、太學生請愿求留,使之成為一代士人的中流砥柱與輿論中心。韓愈對他的書寫隨之也大有變化。學潮之時,韓愈在汴州董晉幕府,或許不明學潮詳情。貞元十五年(799)冬,韓愈隨徐州朝集使到長安,與四門學博士歐陽詹等國學人員多有交往,了解到貞元學潮詳情。其《太學生何蕃傳》即作于這一時期。文章不長,卻能從學業、友孝、忠義三方面介紹了何蕃這位老太學生的特點:

  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于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于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群行焯焯者數十余事。以之升于禮部,而以聞于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為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嘆。

  韓愈認為,這樣一個公認的品學兼優者卻不能及第,當然是禮部失職,這也是他多年失利考場的嫉憤心理體現。在文中,韓愈又借歐陽詹之口突出了何蕃“仁勇”的精神:“(建中四年)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又寫到他對太學風氣的影響:“太學六館之士百余人,又以蕃之義行,言于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于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事隔六年,在韓愈筆下,陽城已是正面形象了,并以同情的態度記下了陽城貶道州這一悲劇。

  與抵制朱泚一樣,領頭赴闕請愿也是何蕃激于義憤之舉。但是,韓愈在文中并沒有寫此事,《順宗實錄》也不記何蕃參與學潮之事。兩處的一致性表明,這是韓愈有意為之。史書未載唐德宗對太學生集體請愿的處理,依德宗個性,對這種公然的挑戰不可能無視,上文提及的太學生領袖在此后多寂然無聞,不排除被打壓禁錮的可能。韓愈將何蕃離開太學與陽城貶道州聯系在一起,也暗示了何蕃是被迫離開的。在這一情況下,韓愈自然不便提及何蕃與學潮的關系。《順宗實錄》作于元和九年(814)左右,已經在陽城事件十五年之后了,其文未必盡出于韓愈之手,但由不記何蕃一事看,其主體部分當為韓愈所作。其時,韓愈已兩任國學教官(四門學博士、國子博士),作為學校管理者未必認可學生“投業奔走”之事,故保持以前的做法,不將其名入國史。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也沒記此人,可能就是認同了韓愈的用心。

  唐順宗朝,已為陸贄、陽城平反,韓愈是以史官身份在國史中為二人立傳,由其相關行文與權德輿《陸贄文集序》近似看,其基本內容可能是取自《德宗實錄》或當時史館所存的二人行狀。《順宗實錄·陽城傳》以廷諍、學潮為中心,著意表現了陽城執拗質切、敢于擔當、不畏強權的精神,寫出了貞元士風“急于義憤”的特色。其中,“既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意。有懷刺譏之者”,應視為對前作的回應。韓愈對陽城態度的轉變,還可能與陸贄有關。陸贄知貢舉時,委托梁肅薦人,韓愈獲薦,這才結束七年的科場蹉跎,故韓愈對座師一直都心存感激。陽城為陸贄抗爭遭貶,自然能得到韓愈的同情。雖然,對人物評價觀點迥異,但話語方式不變,都保持了“急于義憤”的貞元時風。

  柳宗元有兩文就是為學潮而作的。《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的主旨似勸說太學生不要因師生之私情,干擾朝廷對陽城的任命,但是,又花了很多筆墨大贊陽城為人,以此證明太學生請愿之舉的合理性,并對太學生留師抗爭行為作了充分的肯定:

  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仆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仆謂訖千百年不可睹聞,乃今日聞而睹之。……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剌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向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圣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諸生之言,非獨為己也,于國體實甚宜,愿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勖此良志,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

  其信無具體受信者,也非代人之作,而是以私人身份給全體太學生寫了一封公開信,貌似勸慰,實則是以此舉參與了太學生請愿行動,其興奮之狀溢于言表,認為此舉復興了東漢太學生“奮志厲志”的政治精神。章士釗《柳文指要》推演柳文內情:“于斯太學生求所以留陽城者,諒諸數百人中,意見不一,可鑒于德宗之震怒,輿論之指責,以及本身有致恨于狂惑小生之丑行無賴,甚或不滿于陽公偏袒狂生之所為,若者畏禍,若者避嫌,若者羞與為伍,因而眾力不能集中,眾志無由成城,其最初奮起厲氣,一鼓向前之盛慨,行且中道而潰,一哄而散,故子厚不得不為說善辭以淬勵之,多方設譬以深感之,如貽留千年永讀不厭之此一文然。”他作了多方面的身臨其境的設想與推論。在他看來,柳文就是一篇配合學潮的鼓動性文章,具有激蕩人心、淬勵士氣的作用,展示了這位二十六歲的新科進士的激情與才思。

  維持尊嚴與權威是王朝統治者的本性,唐德宗注定不會給太學生讓步,陽城最終仍由國子司業被貶為道州刺史,太學生則求柳宗文作《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為他送行。柳宗元將因學潮而生的興奮與急憤之情一瀉于文,分三層稱頌了陽城的為人與品格:(1)“履道葆醇”,贊其人品,也可能是對韓愈《諍臣論》等指責的回應;(2)“抗志勵義,直道是陳”應是指陽城救援陸贄與反對裴延齡任相事;(3)“宣明德教”,是指其在太學育人之事。此文特別之處在于,為這一學潮留下了一段歷史記錄,并于銘文再述:

  生徒上言,稽首帝閽。謂天蓋高,曾莫我聞。青衿涕濡,填街盈衢。遠送于南,望慕踟躕。

  柳有意突出太學生的義憤激動與朝廷漠然無視之間的對立,稱道太學生激情與高義,批判了皇權的專斷與無情。其文與延英門跪請、集體赴闕請愿一樣,對威權的蠻橫也表現出了強烈的抗爭精神。在前一信中,他還站在官方立場曲意解析德宗貶陽城之善意,碣文則與太學生站在同一立場,直接抗議德宗的蠻橫。

  上述韓、柳之作并不是孤立的,貞元年間諸多抗爭之作都有近似的風格,這應是貞元朝的時代色彩。這一風氣與色彩的形成,來源于其時文壇宗主陸贄為人與為文的影響力。在建中之亂中,陸贄的寫作行為與國運沉浮聯系到一起,其文起到解危救亡的作用。權德輿在《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寫道:

  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群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貞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時臣知賊不足平也。”

  《全唐文》卷八百三十六所收錢珝(錢徽之孫,唐末梁初人)的《六表》言:

  陸贄以忠信事德宗皇帝,建中初方為侍從之臣,事系安危,言皆激切。有不納者,必能力爭。

  在王朝危機中,陸贄代擬的詔書急速提升了朝廷凝聚力,統一了人心,提振了士氣,展示了文章之事與經國大業之關系。當時人即稱其文的特色就是“言皆激切”,如其為德宗所作的《罪己詔》(《奉天改元大赦制》)言:

  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征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眾庶勞止。……天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于祖宗,下負于黎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谷。

  全文推心置腹,情理合一,正氣坦蕩,如權德輿所說,“草辭無諱”“以感人心”。特殊時期,其文所產生的特殊作用,影響到一代文風,也成為貞元一朝的文章范式。

  在貞元廷爭中,陸贄仍保持了言辭激切,感激思奮這一文風。例如,《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言:

  裴延齡僻戾而好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偽無恥,豈獨有識深鄙,兼為流俗所嗤。……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駭物聽,臣雖熟知不可,猶慮所見未周。

  直斥德宗選人不當,氣盛句切。緊隨其后的《論裴延齡奸蠹書》更是如此,六千多字,一氣呵成,氣激意烈。首論君子小人之別,直接把批判對象定性為梁木之蠹,將德宗看重的裴延齡定為小人;接著分項指證,以充分證據說明裴氏人品之劣:

  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兇,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恥,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掊克斂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圣哲之所戒,以為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愿擇左右親信,兼與舉朝公卿,據臣所言,閱實其事。儻延齡罪惡無狀,即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之明。

  再次,分析了德宗執政理念之誤,以此說明其用人之非,并愿以性命擔保所論無偽,語氣堅決不茍。其批評德宗聚斂之政,即以德宗奉天之難中難堪往事為證,毫不避諱:

  嘗欲發一健步,出覘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褲,陛下為之求覓不致,竟憫默而遣之。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闕,圣旨方以戎事之急,不忍重煩于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倉黃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冱,且無薪蒸,饑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吟,凌風飆,冒霜霰,逾旬而眾無攜貳,卒能走強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故藏于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于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于囷倉篋匱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棄德,蹙守農商之鄙業哉。

  直書德宗被圍時狼狽之狀,以證建私庫之失策,將德宗斂財指斥為農商鄙業之事,鋒芒畢露,不遮不掩。又言:“陛下以延齡為能,愚臣以延齡為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所效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虛實,與眾同辨,示人不私。”公開要與皇帝對質,出語膽大,敢言人所不敢言。其言“從陛下歷播遷之危,睹陛下致興復之難,至今追思,猶為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慮,懼毀室而悲鳴,蓋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陳請,雖已頻煩,天聽尚高,未垂諒察,輒申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意懇故詞切”,他自己也認為己作是“情激于衷”而成,實有憂深語煩,意懇詞切的特點。

  在這場抗爭中,其他人的奏章也多受陸贄文風影響。例如,權德輿、王仲舒各存有兩篇倒裴奏章,都是單刀直入,出語不諱,甚至直接責問德宗,且要拉著德宗當面對質,其語氣與論爭方式與陸贄極相近,語多急切,情緒激蕩。權德輿曰:

  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為時所抑,丑正之黨,結此流言,何不以新收剩利,征其本末,令分析條奏?又擇朝賢信臣,與中使一人,巡覆邊軍,察其資儲有無虛實。……道路云云,無不言此。豈京師士庶之眾,愚智之多,合而為黨,共有仇疾?

  王仲舒曰:

  伏惟發誠謹中官,備問閭里,有言延齡無罪,李克有過,臣實微眇,敢逃天誅?……陛下以延齡為賢,言者皆妄,不若明白其罪,昭示萬方。使延齡無辜,辨之何害?

  他們直指德宗暗箱操作的要害,強烈要求公開重用裴的理由,無懼無諱。

  這些文章,在當時就形成了較大的沖擊力。韓愈言權德輿,“章奏不絕,譏排奸幸,與陽城為助”;言王仲舒,“以忠遠名,有直而諷。辨遏堅懇,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權德輿“序”稱道陸贄文,“榷古揚今,雄文藻思”,“軍國利害,巨細必陳”,“俾彪狡向風,懦夫增氣”。由韓、柳諸文看,這是貞元一朝文風特色,它與貞元學潮是相通的,體現了貞元一代士人激蕩多氣的參政精神。

  三 貞元“尚蕩”之風的本義及反響

  二十多年后,李肇在《唐國史補》卷下言:“天寶之風尚黨,大歷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他所說的“尚蕩”之風,其實指的就是以陸贄為代表的抗爭之文所體現的文風。這些抗爭之文,或是廷議論駁,或是公開書信與碣文,文體不同,觀點有異,但多具貞元一朝的話語模式與時代色彩,可歸納為如下三點:

  其一,在內容上有著強烈的批判精神,切指當下政治,多觸及當時的敏感話題與君王隱痛,毫不避諱。例如,韓愈在批評陽城曠職之事時,也極諷德宗用人不當;柳宗元一面稱贊太學生有情有義,一面控訴德宗的無情無理。至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諸文,皆直指當下人事,多能將當下弊政與國之安危相聯,進而推演出臣不言則失職、君不改則國危這種政治邏輯,形成一種義正辭嚴的逼迫感。

  其二,語多急切,鋒芒畢露,反映了貞元朝激蕩多氣的時代特色。柳宗元身臨其境,受到太學生的鼓動與感染,所作兩文語多激蕩之氣:“頓首西闕下,懇悃至愿。”“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閽吁天,愿乞復舊。”“遮道愿罷,遂不果獻。生徒嗷嗷,相眄徘徊。”“謂天蓋高,曾莫我聞。青衿涕濡,填街盈衢。”多以排偶行文,顯示出自己激憤難已的心情,頗有感染力。這是一次失敗的抗爭,但在其筆下,已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

  其三,行文逸蕩,不好含蓄收斂,不求警句醒目,而重敘述與闡述的充分,氣骨強健。例如,陸贄為文如蘇軾所言:“論深切于事情,言不離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疏。”其《論裴延齡奸蠹書》長達六千字,或據理立論,或依事推理,或援往事以論今,或述當下之弊以推禍,一氣縱論,不明不止。又如,韓愈《諍臣論》推演在官無為之不堪,反復設問,將道理說透,韓、柳、權、王與陸贄文一樣,都是在論理敘事中表達出自身激憤的心情。

  這一激蕩多氣的風格正是貞元一朝士風的反映,其中既有百余年科舉制累積起來的政治凝聚力,也是經安史之亂、建中之亂考驗后的一代精英激發出的家國一身的參政激情與勇氣。唯因如此,柳宗元才為當時政治激進派東宮集團關注,并納入永貞黨人的核心集團,成就了他悲壯的后半生。這應是貞元文風的文化底蘊,也應是“尚蕩”的文化內涵。

  這一“尚蕩”的文風。在事后多年仍有余響。由于貞元學潮是中唐影響較大的一個政治事件,也成為一個特定的文學題材,不僅當時,之后很多年仍有人提及,它構成了從唐到宋一種特殊的文學現象,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表現。

  首先,唐代元稹(字微之)、白居易(字樂天)關于陽城驛的唱和引發了持續題詠。元詩曰:

  商有陽城驛,名同陽道州。陽公沒已久,感我淚交流。……公雖未顯諫,惴惴如患瘤。飛章八九上,皆若珠暗投。炎炎日將熾,積燎無人抽。公乃帥其屬,決諫同報仇。延英殿門外,叩閣仍叩頭。且曰事不止,臣諫誓不休。上知不可遏,命以美語酬。降官司成署,俾之為贅疣。奸心不快活,擊刺礪戈矛。終為道州去,天道竟悠悠。遂令不言者,反以言為訧。喉舌坐成木,鷹鹯化為鳩。避權如避虎,冠豸如冠猴。平生附我者,詩人稱好逑。私來一執手,恐若墜諸溝。送我不出戶,決我不回眸。唯有太學生,各具糧與糇。咸言公去矣,我亦去荒陬。公與諸生別,步步駐行騶。有生不可訣,行行過閩甌。為師得如此,得為賢者不。……我愿避公諱,名為避賢郵。此名有深意,蔽賢天所尤。

  元稹于元和五年(811)在監察御史任上因得罪權貴宦官被貶為江陵法曹參軍,白居易贈其一軸二十首諷諭詩送別,元稹在途中作十七首回贈。陽城驛是元稹途經商南縣時所遇到一驛站名,這讓元稹聯想到陽城及學潮事。貞元十四年(798),元稹二十歲,居長安開元寺,已明經及第,更易受太學生參政熱情的感染。他在詩中除了稱道陽城人品之外,專門寫了陽城廷上抗爭與太學學潮風波。對于后者,元稹結合自己被貶之時的體驗寫得尤為悲壯,以太學生話別悲情表達了士人對專制蠻橫的憤怒。白居易《和答詩十首·和<陽城驛>》言:

  商山陽城驛,中有嘆者誰?云是元監察,江陵謫去時。忽見此驛名,良久涕欲垂。……因題八百言,言直文甚奇。詩成寄與我,鏘若金和絲。上言陽公行,友悌無等夷。……次言陽公節,謇謇居諫司。誓心除國蠹,決死犯天威。終言陽公命,左遷天一涯。道州炎瘴地,身不得生歸。一一皆實錄,事事無孑遺。凡是為善者,聞之惻然悲。道州既已矣,往者不可追。何世無其人,來者亦可思。愿以君子文,告彼大藥師。附于雅歌末,奏之白玉墀。天子聞此章,教化如法施。直諫從如流,佞臣惡如疵。宰相聞此章,政柄端正持。進賢不知倦,去邪勿復疑。憲臣聞此章,不敢懷依違。諫官聞此章,不忍縱詭隨。然后告史氏,舊史有前規。若作陽公傳,欲令后世知。不勞敘世家,不用費文辭。但于國史上,全錄元稹詩。

  白居易的和詩歸納了元詩基本內容,充分肯定了元詩的實錄功能,也對陽城“誓心除國蠹,決死犯天威”的政治品節大加贊頌。當時白居易二十七歲,寓居洛陽,準備應試進士科,雖未經歷此事卻為之感染,因而他能真切體會出元稹詩的實錄精神及不平之氣。元、白二人詩中對陽城前期無諫之事都作了說明,顯然是對韓愈《諍臣論》的回應。白居易后來所作的《新樂府》中又列有《道州民》稱贊陽城,元白唱和詩是當時詩壇的流行讀物,流傳甚廣。他們詠嘆陽城之作擴大了貞元學潮的影響,使之成為一流行的文學題材。

  約在三十年后,開成四年(839),杜牧也經過這里,想到了元、白相關的詩,寫下《商山富水驛(驛本名與陽諫議同姓名,因此改為富水驛)》一詩:

  益戇由來未覺賢,終須南去吊湘川。當時物議朱云小,后代聲華白日懸。邪佞每思當面唾,清貧長欠一杯錢。驛名不合輕移改,留警朝天者惕然。

  全詩高度稱贊了陽城的直諫抗爭的精神與不慕富貴的人格魅力,對陽城悲壯形象作了更精辟的概括。詩的第一、二聯應是回應韓愈《諍臣論》一文,末聯關于改驛名的議論又是對元、白詩之回答。這說明,從貞元九年至開成四年,近五十年里,陽城及貞元學潮一直是一熱門的話題。

  這個文學熱點,一百五十多年后仍在延續。受唐人影響,陽城及陽城驛也是宋人流行話題。例如,淳化二年(991),王禹偁被貶出京城途經此處,作有《不見陽城驛》:

  不見陽城驛,空吟昔人詩。誰改避賢郵,唱首元微之。微之謫江陵,憔悴為判司。路宿商山驛,一夕見嗟咨。所嗟陽道州,抗直貞元時。時亦被斥逐,南荒終一麾。題詩改驛名,格力何高奇。樂天在翰林,亦和遷客詞。遂使道州名,光與日月馳。是后數十年,借問經者誰。留題富水驛,始見杜紫微。紫微言驛名,不合輕改移。欲遣朝天者,惕然知在茲。一以諱事神,名呼不忍為。一以名警眾,名存教可施。為善雖不同,同歸化之基。邇來又百稔,編集空鱗差。

  他在詩中稱頌了陽城“抗直貞元時”的抗爭精神,列敘了唐代過往人題詠此驛之事,強調這一地理標識特殊的文學與文化意蘊。這一文學活動已為特定的地域涂上了特殊的文學色彩,而固化的人文地理進一步推動文學傳說的流傳。又如,陸游《以石芥送劉韶美禮部劉比釀酒勁甚因以為戲》言:“古人重改陽城驛,吾輩欣聞石芥名。風味可人終骨鯁,尊前真見魯諸生。”特意點明魯郡太學生之事。面對新舊唐書之別,陸游選擇了柳宗元文本,顯示了他作為一個學者型詩人的特色。當然,他更看重的是由陽城引發的太學生運動,肯定他們在這場運動中表現出來的骨鯁之氣。這與官方立場是不同的,更接近柳宗元的書寫立場。

  其次,自此之后,貞元學潮及陽城、何蕃之事作為詩文典故,被廣為運用。例如,會昌二年(842),裴敬作《翰林學士李公墓碑》列述唐之得人:“以德行稱者元魯山、陽道州。”咸通二年(861),鄭薰作《楊漢公墓志》又言:“烈考諱寧,皇國子祭酒,贈太尉,始用經學入仕,嘗游陽諫議城之門,執弟子禮。潔白端介,為諸儒所稱,其舅司業公尤所嗟賞。”楊漢公父楊寧曾為陽城的學生,鄭熏則將之作為家族榮譽書寫下來。至唐末,黃滔《祭崔補闕》仍言:“大唐有進士科,無巖穴詔,故鵠版之降不易其人。元和之起也,則有陽諫議城,凜凜清風。”一百多年里,在唐人筆下,他們一直是作為仁善勇諫的清流儒士為人稱道,這與貞元學潮的影響及韓、柳等人的書寫是相關的。

  宋人多將陽城、何蕃作為太學生中的模范人物提及。例如,蘇軾《次韻答頓起二首》之一:“新學已皆從許子,諸生猶自畏何蕃。殿廬直宿真如夢,猶記憂時?萬言。”這是蘇軾在徐州期間(1077—1079)所作的詩。他將當時太學與貞元時太學相比,認為何蕃抗爭的勇氣仍應是當代太學生的榜樣。其肯定何蕃,是緣于對陸贄的崇拜。蘇軾自言:

  私所敬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議善本,頃侍講讀,嘗繕寫進御,區區之忠自謂庶幾于孟軻之敬王,且欲推此學于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挾此藥以待世之病者,豈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

  又如,慕容彥達《摛文堂集》中收錄有為宋徽宗撰寫的《楊愿除中書舍人誥》說:“仲舒潛心,諸儒之論咸服;何蕃正色,六館之節自髙……自遠追兩漢之風。”元佑之后,以此為典者漸多。諸如,王十朋《梅溪集·贈少保王公墓志》:“王公為博士,學者咸敬而仰之,師道之尊如陽司業,衡鑒之精如陸宣公。”周行己《浮沚集·上祭酒書》:“去年且思陽城之訓,念何蕃之行,遂以覲親告歸。”洪芻《老圃集·示子》:“太學何蕃久不歸,十年甘旨誤庭闈。”趙蕃《乾道稿·送交代吳共叔師禮》:“往君在太學,有類如何蕃。仁義積諸身,諸生知所尊。”劉克莊《后村集·送方清孫參學》:“曩日士曾宗郭太,他時我欲傳何蕃。”王邁《臞軒集·送徐子學夢鯉赴梅教二首》之一:“九州四海盡同年,德行公居一榜先。太學何蕃名籍甚,南州孺子道巍然。”他們都將陽城、何蕃作為太學中的楷模,視貞元學潮為東漢太學生運動的復興與接續。隨著陸贄文學地位的上升,擁陸者陽城、何蕃也成為宋人熟知的學潮領袖,此人此事已成為宋代詩文中的習用之典了。

  再次,因韓文影響上升,宋人對陽城及貞元學潮的討論也連綿不斷。最初,是由歐陽修提出問題:

  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于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于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諌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

  他從職守層面重申了韓愈《諍臣論》思想。范祖禹反駁了歐陽修這一思想,《唐鑒》卷十五曰言:

  揚雄曰:“或問賢,曰:‘為人所不能。’”城有待而為之者也。遏裴延齡為相救陸贄將死,此人所不能,非賢孰能為之。一奮其忠,名震四方,終身廢放,死而無憾,自古處士之有益于國如城者鮮矣。后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

  李彌遜(宋高宗朝試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卻認同歐陽修的觀點,其《筠溪集·議古·陽城上疏論裴延齡罪》曰:

  陽城居位八年,當德宗播遷之余,亡以自勵,遠忠賢親諂佞,過失多矣,乃不能出一言有所救正,至延齡之寵,成陸贄之讒入,始抗章極論延齡,僅以不相而贄竟免,城亦繼逐,于是崔損、李齊運、韋執誼之徒并進君側,不復有人矣,其所由來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愈作《諍臣論》非獨有譏于時,其欲以為后世誡乎。

  楊時比較了這兩種說法,其《龜山集·語録三》中提出了一種調和觀點:

  陽城固可取。然以為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于漸乎?至于陸贄之貶,然后論延齡之奸佞,無益矣。……蓋小人之惡制之于未成則易,制之于已成則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為相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為相然后取白麻壞之邪?然城之所為,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不可以為法耳。

  在肯定陽城抗爭精神的同時,又認為不能以之為法。這一爭論,一直延續到明清。明何喬新作詠史詩《懷陽諫議(夏縣)》云:

  青蠅忽止藩,賢相投荒陬。公乃叩閣爭,累疏不自休。精忠貫皎日,勁氣凌清秋。白麻不果降,憸佞恚且羞。公歿數百載,士風日以偷。旖旎荃與蕙,茲焉化為茅。朝陽無鳴鳳,立仗多驊騮。思公不可見,悵然抱孤憂。

  也是為陽城辯解,認為陽城有精忠勁氣。到了清代,李漁又重新審理了這場爭論:

  以七年不諫之言官,一旦起而論事,遂能免正于死,阻奸人之相。真可謂不鳴則已,鳴則驚人者矣。然未必非昌黎一激之力。古人譏諷之文,其有禆于人也若此。……于此見有唐風氣之醇也。……歐陽公作論非之,猶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認為陽城見韓之譏而奮發,韓愈見陽之變由譏轉贊,此事足可見出唐人風氣之醇。其論努力調和前說,重點仍是推重陽城的抗爭精神。

  這個話題之所以能夠持續七八百年,除了韓愈《諍臣論》名文效應外,還在于與之相關的貞元年間學潮的影響。由宗法制延伸出來的家天下意識以及由此建立起來的統治結構,權力高度集中,排異神經高度敏感,所有與皇權有異的公議活動都被視為失序之舉而遭禁錮,因此,這種活動的產生,既是集權者對公議壓制到極限后的結果,也是參政者激情大爆發的體現,是對專制化排異神經的一種強烈反彈。在高度專制的王權體制內,由于內部沒有平衡或公議機制,自發性公議活動則多為非常態的偶發事件,相對于嚴密的行政體系,學校往往成為公議中心,自子產不毀鄉校到明東林黨人再到清末康有為的公車上書,學校作為輿論中心一直為統治者所忌憚。國學作為最高教育機構,以國家意識形態——儒家經學作為主要教學內容,與現實政治多有聯系,本身就是朝政最靈敏的感應器。其中的成員,多是經選拔而來的士族精英,知識、智力水平處于社會高層,有一定的社會公信力與影響力,又以富有沖動熱情的年輕人為主體;作為預備官員,他們往往是現實政治的觀察者與批判者,又存在著同學、師生天然的聯盟,其抗爭行為更有社會沖撞力。因此,歷代統治者對此都控制甚嚴。由東漢太學生運動看,學潮不僅僅是師生自身之事,往往是社會問題集中的反映,是諸多政治危機的觸發點,易引發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故能牽系一時人心,促成士人政治激情的大爆發,也能催發出一批有抗爭色彩的詩文作品。在唐代,舉子多會集京城,試子維權鬧事并不少見,如劉長卿就是天寶年間舉子聚會的“棚頭”。但是,這種集體抗爭多與科場競爭有關,較少涉及時事政治。貞元十四年何蕃等人赴闕請愿,表面上是為老師陽城聲冤,實際上是士人積郁已久的怨氣大爆發,斗爭矛頭直指唐德宗,正面批判了他的失政之舉,表達了撥亂返正的改革訴求。正是有此背景,才會有永貞革新、元和中興這樣的歷史演進。雖然,陸贄擅駢文,韓柳倡古文,但內在精神是相通的,都有“奮志厲義”“激蕩多氣”的貞元之風。唯有從這一層面,才能對李肇所說的“貞元之風尚蕩”有更深入的理解。

   注釋從略。

作者簡介

姓名:查屏球 工作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郭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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