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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化史視野下的17世紀法國沙龍女性
2021年07月23日 15:52 來源:《世界歷史》2021年第2期 作者:湯曉燕 字號
2021年07月23日 15:52
來源:《世界歷史》2021年第2期 作者:湯曉燕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作為法國沙龍文化的先驅,17世紀法國的沙龍女性曾在社會文化領域發揮了重要影響。從16世紀開始,法國市民階層中的精英晉升到貴族等級,開啟了新舊精英集團的融合過程。法國新舊精英集團融合之后,需樹立全新文化身份標識以區別尚武的舊貴族以及較低階層。社會結構的內在變化體現在文化層面便是法國文化整體趨向精致優雅。沙龍女性顯赫的社會地位以及出色才華使其得以在文化圈施展重要影響,她們被賦予了使社會風尚與交往禮儀更典雅克制的重任。而沙龍女性在18世紀的逐漸退隱既與17-18世紀法國社會結構的變化表里相依,也與公私領域之間的界限日漸清晰不無關聯。隨著沙龍成為啟蒙時代重要的公共領域,它不再局限于貴族精英階層,開始面向更多元的社會群體,沙龍女性在文化知識領域的發言權因而逐漸式微。

  關鍵詞:法國社會文化史 沙龍女性 文化轉型 社會區隔

  作者簡介:湯曉燕,浙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在法國近代史上,由女性主導的沙龍文化占據著獨特的歷史地位,它不僅是法國文化中獨具魅力的精致優雅特質的集中體現,更被視為啟蒙思想的搖籃。巴爾扎克談及埃斯巴夫人的沙龍時曾說,“這是過去法國精神的最后避難所”(le dernier asile où se soit réfugié l'esprit fran?ais d'autrefois)。歷史學家古贊、圣伯夫等人都對法國史上女性沙龍贊譽有加,龔古爾兄弟如是說,沙龍中的談話是法國的社會特性(le génie social de la France),而沙龍中的女性是時代的靈魂(l'ame de ce temps)。正因為如此,國內外學者對18世紀法國沙龍女性群體的研究自20世紀70年代至今方興未艾,法國學者李爾蒂曾從法國上流社會的形成及其社會政治作用方面對其進行詳細剖析,國內學者劉大明與洪慶明亦關注18世紀的貴族女性如何通過沙龍社交傳播啟蒙思想并對社會政治與文化產生影響。加拿大學者若蘭塔·佩卡茨則重點分析沙龍女性究竟是新思想的擁護者還是代表著傳統保守勢力。研究者均注意到沙龍這一特殊場域與“以談話與社交為主的法國文化特性”之間的密切關聯,以及女性群體在其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事實上,“salon”這個17世紀中葉從意大利語引入的詞原意是宮殿或較大建筑中用以接待客人的部分,今天我們所理解的“沙龍”,即“貴族名流的社交文化聚會”這一含義是19世紀才開始普遍使用。在沙龍文化誕生的17世紀,人們更多使用alc?ve(放置床的內室)這個詞來表示這種私密圈子里的小型聚會,其源頭是宮廷中地位極高的貴族女性有時會在內室接待來訪者,后逐漸被上流社會模仿。與18世紀類似,17世紀的沙龍是當時的社會名流與文人墨客聚會活動的重要場合,往往也由女性組織。值得注意的是,17世紀上半葉的法國沙龍文化最與眾不同之處在于文化聚會中享有盛譽的均是由女性主持。而且,當時的知名女性不僅主持沙龍,還熱衷于積極參與沙龍。活躍于各大沙龍的女性遠遠超過二百名,她們構成了17世紀法國文化史上一道特殊的“風景線”,被19世紀的研究者稱為“沙龍女性”(salonnière)。不過在當時,并沒有一個特定的稱謂稱呼她們,在本文中,從行文簡便的角度出發,不再區分組織者和參加者,而把她們統稱為“沙龍女性”。

  談及沙龍女性,首先要論及由女性主持沙龍這一風尚的興起。沙龍最早誕生于意大利羅馬,是一種在私人宅邸舉行的自由討論交流的聚會活動。沙龍于16世紀晚期傳入法國之后深受當時亨利四世的前妻——納瓦爾的瑪格麗特的喜愛。被稱為“瑪戈王后”的瑪格麗特在其巴黎的宅邸里定期舉行各種文化聚會活動,成為上流社會在宮廷之外的重要活動場所,貴族男女與文化名流對此趨之若鶩。不過在17世紀初的巴黎,沙龍還尚未演變為主要由女性主持的場合,當時有二十多個由男性主持并且只有男性參與的沙龍。這些男性沙龍往往以談論政治與純科學的話題為主,局限于較小的社交圈,所以影響范圍遠不如后來由女性主持的沙龍。

  女性沙龍的真正出現是從朗貝耶夫人開始。出生于意大利、嫁給法國貴族的朗貝耶夫人飽讀詩書,她從1615年開始在巴黎自己的私人府邸定期舉辦文化沙龍,邀請王公貴族、名人雅女濟濟一堂,一起討論文學藝術、音樂繪畫,開啟了法國女性沙龍的第一個階段。與她同時代的還有羅涵公爵夫人(la duchesse de Rohan)、雷昂公主( la princesse de Léon)和維勒華夫人(Mme de Villeroy)等人的沙龍。第二階段從17世紀30年代開始,女性沙龍開始擴張增多,尤其在著名的貴族叛亂——投石黨運動之后,女性沙龍蔚然成風,甚至擴散至外省。據統計,17世紀巴黎前后共有62個較為著名的沙龍,均由女性主持。眾多的女性主持沙龍、參與沙龍聚會,時人感嘆,“這在過去幾乎是絕無僅有的”。事實上,在以后的法國歷史上再沒有出現過如此大規模的女性沙龍及沙龍女性群體。

  正因為這一現象只在17世紀的法國出現,所以它的特殊性很值得我們注意。為何17世紀法國的沙龍與女性聯系得如此緊密?究竟是什么樣的歷史背景促成17世紀女性沙龍以及相關女性群體的誕生?她們在這一文化環境中發揮了什么作用?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與其繼承者相比,17世紀沙龍女性似乎依舊處在歷史的塵封之中。最早關注這一群體的是19世紀上半葉的法國文人,他們感嘆于大革命之后法國社會崇尚武力的風尚,緬懷17世紀由女性主持的文化沙龍所蘊含的文雅與精致。他們的思古情懷給這些沙龍女性戴上了神圣的光環。在史學界,美國學者卡洛琳·盧格曾對這一群體的社會組成進行過分析,亦有幾位女性史學者從性別與知識的角度對此加以探討。國內研究者中,除詹娜與郭瑩瑩曾從性別史的角度考察了17世紀法國貴族沙龍與女性教育及女權主義的關系以外,只有零星介紹性短文談及17世紀沙龍女性的點滴事跡。然而,上述研究均無法使我們真正了解與法國文化特性密切相關的沙龍文化究竟如何誕生,女性又在其間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本文旨在從社會文化史出發回溯17世紀沙龍文化,了解當時沙龍女性群體的活動與影響,從中深入了解法國沙龍文化的形成過程及其緣起的背景,以期更完整地理解法國近代早期社會文化。

  一、沙龍與沙龍女性誕生的歷史背景

  據統計,在女性沙龍鼎盛時期的幾十年間,差不多有七百多人經常光顧各類沙龍,其中既有孔代親王、孔蒂親王、蒙帕西耶女公爵等大貴族,更有一百五十人左右的文學藝術界人士,他們大多平民出身,憑借自己的出眾才華躋身于精英集團。加上長期駐扎在巴黎的各國外交人員、外省名流,圍繞著女性沙龍建立起來的交際圈便是法國最早的上流社會圈層。這個逐漸形成中的上流社會是17世紀法國文化轉型的主要場域,它為來自不同等級的政治文化精英之間的融合提供了場所與舞臺,對塑造具有法蘭西民族特色的優雅風尚起到了重要作用。究其產生根源,會發現不論是沙龍自身的興起還是女性的高度參與,均與當時法國社會所處文化與社會結構轉型期密切相關。

  從文化聚會的場所來看,沙龍興起原因之一在于此時恰是近代早期法國文化中心發生空間遷移的重要階段。瓦盧瓦王朝時期,宮廷曾經是文人墨客、藝術家音樂家聚集之處,這也是法國文藝復興的鼎盛階段,但是到了波旁王朝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統治時期,兩位國王前者尚武,后者也不甚喜愛藝術類活動,崇尚優雅文化的精神在宮廷中便不再時興。于是,文化聚會的場所開始向巴黎轉移。德國社會學家埃利亞斯在其《宮廷社會》中指出,巴黎最早的名流圈出現在旺多姆公爵、孔蒂親王、麥內公爵等人的宅邸,逐漸從廷臣的府邸擴展到金融家的豪宅,上流社會的文化與生活緩慢地脫離宮廷中心。正是從這個演化階段中,上流社會交際圈產生了著名的沙龍文化。換言之,文化中心的遷移不僅意味著文化的傳播發生了空間上的轉移,而且意味著從唯一的中心——王室宮廷,開始向更廣闊的社交圈彌散。當文化中心從宮廷向外轉移的時候,巴黎的貴族沙龍成為接納與展示社會文化活動的主要舞臺。

  沙龍興起的另一個原因,或許也是更重要的緣由在于,法國文化此時正處在逐漸形成精致優雅的法蘭西特色的關鍵時期。著名文人尼古拉·法瑞(Nicolas Faret)等人延續人文學者伊拉斯謨在16世紀上半葉提出的禮貌(honnêteté)概念,強調謙恭禮貌是個人品性(moral)與美德(vertu)的集中體現,以此樹立社會交往規范。伊拉斯謨的《論男孩的禮貌教育》在1613年被譯為法文《孩子的道德文明》(La civilité morale des enfants),與文明相關的一系列詞匯如“文雅”(galanterie)、“審慎”(prudence)、“禮貌”(honnête)、“禮節”(politesse)、“謙恭”(civilité)等關鍵詞在17世紀初的文獻中頻繁出現。而且在這些文獻中,作者往往把禮儀及優雅的舉止視為貴族階層血統的特有體現,以此作為高貴出身與其他階層之間的重要區別,distinction(區別)這個法語單詞的另一個含義便是“卓越、高貴”與“優雅”。從那時起,談吐文雅、舉止體面成為上流社會貴族的必備素質,跨越了18-19世紀的讓麗斯夫人(Mme de Genlis)就認為,對高雅與不凡品味的追求正是某種法國特性(une spécificité fran?aise)。

  結合上述兩點,貴族們培養與展示個人氣質風度的最佳舞臺便是當時大大小小的各類沙龍。每個沙龍均有固定的舉辦時間,賓客的名單由主辦者精心挑選,通常總是固定的十來個人,新來者往往需要由受信任的名人雅士隆重推薦。沙龍里的活動豐富多彩,人們跳舞、寫詩、玩填字游戲、猜謎,也常常排練戲劇,或者在天氣好的時候在小花園里散步和品嘗點心。當然所有這些娛樂活動都離不開交談(la conversation),人們談論西塞羅、奧古斯汀或阿里奧斯托,也討論最新上演的劇目或者新近出版的小說,以及最近的科學新發現。另外,作家們帶來的最新手稿也常常在沙龍里閱讀,例如:高乃依的《熙德》、博須埃的布道、帕斯卡的《致外省人信札》或者拉封丹的寓言詩。在這里,以往騎士階層推崇的驍勇善戰讓位給了能言善語和風度翩翩,幽默文雅又能體現學識教養的談話技巧才是進入上流社會沙龍的必備技能。

  那么為何女性在這股沙龍興起的風潮中逐漸占據了如此重要的位置?或許可以從舉辦沙龍的空間場所、17世紀關于文雅與性別的觀點、法國女性政治傳統及其在17世紀的變化這三個角度加以探究。

  前文已述,沙龍最初誕生于由女性主導的私人領域,而法國近代早期社會對于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劃分并不像后世那樣清晰明了。17世紀的女性在自己家里舉辦沙龍討論關于友誼、愛情,或者文學、哲學、音樂、繪畫等話題,既帶有某種私人聚會的意味,但又絕非排外性質的家庭聚會。介于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的模糊領地使得受過良好教育的貴族女性可以成為這類活動的主持者與參與者。而女性的加入,使沙龍成為唯一可供兩性共同探討政治、哲學、文學詩歌的場所。因為據當時的觀察家所說,只有法國才有這種兩性可以自由交談的公共場合,在布魯塞爾或倫敦,這樣的場合是禁止女性參與的,保守的西班牙王國里更不可能出現兩性混雜的聚會活動。當時的著名文人、法蘭西院士皮埃爾·胡安(Pierre─Daniel Huet)就認為,法國的文雅禮貌(la politesse de notre galaterie),來自“法國男性可以與女性交往的自由,而在意大利或者西班牙,兩性是被分隔開的,很少見面,幾乎不怎么交談,以至于男性忽視了交談中必要的禮貌與克制的形式”。而到了18世紀,沙龍不再像17世紀那樣局限于頂層貴族圈之內的小范圍社交活動,它開始面向更廣泛的社會階層,隨著來賓階層與討論話題的日趨多樣化,昔日沙龍帶有的濃厚私人屬性日漸趨淡,越來越向完全的公共領域發展,而與此同時,公私領域之間的界限也越來越清晰,這便導致女性在沙龍中的作用與地位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除了17世紀沙龍所處空間場所的特殊性,17世紀女性占據沙龍主導地位的第二個原因與當時主流觀點對于女性特質的看法相關。不僅因為法國對于社交場合的性別限制較其他國家更為寬松,更重要的是,當時許多有識之士都認為女性在禮貌與精致方面遠遠優于男性,深諳優雅之道,一個社會文明化的過程因而不得不仰仗女性來完成,從與沙龍女性的談話中學到的優美的舉止風度遠比在書中學到的多。當時的學者皮埃爾·朱韋內(Pierre Juvernay)寫道:“即便她們的性格中有軟弱的一面,但是她們擁有的想象力是如此純粹,而且她們遠比男性更端正守節。”事實上,在16世紀晚期譯成法語的《廷臣書》(Le Livre du Courtisan)就已經把這一重任賦予女性。出版于1632年的《端莊女性》(L'Honneste femme)一書的作者杜波茲不僅把女性特質與優雅體面聯系在一起,并且進一步指出,禮貌(honnêteté)、女性與沙龍三者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許多學者,如《法式廷臣》(Courtisan fran?ais)的匿名作者、路易·居永(Louis Guyon)以及尼古拉·法瑞等人都深信“女性能使社會風氣變得文雅(polir les m?ures),她們的賞識是一個文雅之人能獲得的最好推薦”。

  正因為相信女性對于高雅之道所具有的敏銳洞察力,當時的文化圈非常認可沙龍女性對于文學作品的評價。在法蘭西學院建立之初,大多數法蘭西學院的成員在得到沙龍女主人的肯定之前,不敢把自己的作品公之于眾,高乃依、拉辛、莫里哀等已享有名望的詩人劇作家也同樣會把作品拿到沙龍中供大家批評討論。像夏佩蘭這樣的著名詩人、文學評論家以及法蘭西學院重要人物也對朗貝耶夫人尊重有加。

  簡單來說,17世紀法國文化所進行的轉型,實則是以一種精致優雅的高雅文化替代尚武而粗俗的騎士文化。對于時人而言,上流社會的交際活動被賦予了許多教化(civilisateur)的含義。而這一教化作用主要是由當時女性主持的沙龍活動承擔。在此過程中,希望利用女性特質來“教化”(civiliser)粗野的騎士文化的需求與文藝復興以來法國文人圈對于女性進入社交場合抱有更寬容的態度匯成合流。女性成為共同參與的文化場域中的主體(des sujets dans un champ culturel partagé),這無疑深刻影響了法國文化的發展趨向。

  不可忽視的是,女性和沙龍活動的密切關系與法國政治傳統亦有一定關聯。16世紀以來,法國政治舞臺上一直活躍著女性身影,雖然《薩利克法典》禁止女性繼承王位,但是無法阻止法國大貴族家族的女性介入政治領域,這與歐洲其他國家明顯不同。雖然不同時期女性在政治層面上的影響力會隨著政治局勢、政治力量的變化波動起伏,但縱觀整個法國歷史,從弗朗索瓦一世的母親薩伏伊的露易絲一直到路易十四的母親——奧地利的安娜,女性在權力斗爭領域的影響力不容小覷。尤其是法國大貴族最后一次集體反抗王權的叛亂——“投石黨運動”中,許多女貴族,如朗格維耶夫人(Mme de Longueville)、孔代公主(la Princesse de Condé)等扮演了非常重要的政治角色。她們不僅策劃各種政治陰謀活動,甚至親身指揮戰役。路易十四的堂妹,被稱為“大公主”的蒙龐西耶小姐作為奧爾良家族的首領就曾下令對準巴黎城墻開炮。但到了路易十四親政之后,絕對主義王權逐漸強大,貴族女性的政治影響力隨著大貴族的政治空間被壓縮也日趨減弱,她們于是就轉向了新興的半公共半私人的領域——沙龍。蒙龐西耶小姐主持的沙龍就吸引了大批名流。而蒙龐西耶小姐自己又與波旁的安娜(未來的朗格維耶公爵夫人)一樣,在年輕時期經常出入朗貝耶夫人的府邸。跟隨這些年輕的“女投石黨人”來到朗貝耶夫人沙龍的還有她們的兄長,像波旁的路易(未來的大孔代)、薩伏伊的路易和亨利等年青一代的親王。值得一提的是,朗貝耶夫人始終保持較為中立的政治態度,所以她的府上既有日后的投石黨親王們,也有紅衣主教黎世留與馬扎然,而且她的女兒——莫多西耶公爵夫人——后來也成為王太后的干女兒(fille d'honneur),負責照料路易十四的王太子。可見,像朗貝耶夫人這樣的沙龍,實則便是宮廷內交織的政治權力的延伸。此外,斯屈代里小姐在瑪黑區的住所也是投石黨人經常聚會的場所,而德蘇里埃夫人的府邸則是未來攝政王派系的一大據點。因此,沙龍女性進行的社交活動絕不僅限于文藝領域,它與整個法國政治生活密切相連,是上流社會復雜的權力關系網絡中必不可少的樞紐。如果說此前貴族女性的政治活動均是以家族政治力量為依托直接活躍在政治舞臺上,那么從17世紀開始,這些從刀光劍影的政治領域退居幕后的沙龍女性則以某種更隱秘的方式影響著宮廷之外的社會政治與文化權力的運作。

  概言之,沙龍以及沙龍女性的出現與法國社會整體在17世紀的演變密切相關。隨著精英集團進一步接納新的高級官僚與頂尖文人,宮廷已經無法容納急劇擴張的社交需求。沙龍是與宮廷密切相關又處于宮廷之外的政治文化力量,它以貴族女性為主導,這些貴族女性通常既是宮廷中某股政治力量的密切相關者,又往往資助著不少文人、藝術家,在其周圍形成新的社會文化力量。而更重要的是,從文化特征演變的長時段脈絡來看,由于女性的文雅優美被視為可以“教化”過于粗野的武士文化,因而在法國文化逐漸轉向禮儀與克制、更精致高雅的過程中,女性被賦予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她們主導的沙龍活動成為社交活動的中心。  

  二、沙龍女性對17世紀法國文化與社會的影響

  不論是19世紀的圣伯夫還是龔古爾兄弟,抑或是20世紀名作《追憶逝水年華》的作者普魯斯特,他們都認為法國文化的重要特質之一就是偏愛談話性的社交活動。法國歷史學家羅杰·皮卡爾說:“沙龍生活,蘊含著社交精神與談話藝術,這一純粹法國式的現象體現出民族特征。”正是由于沙龍女性群體的出現,17世紀的法國社會最終完成了從亨利四世式的較為粗野的騎士文化向路易十四時期精致優雅文化的轉型,形成了以沙龍為核心的,講究禮儀風度的法國文雅社會。沙龍女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與影響,可從文化與社會兩個維度加以分析。

  就文化層面而言,沙龍女性推動了法國文化的精致化與優雅化,這首先得益于女性沙龍構成了17世紀上半葉法國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及文化精英們聚會交往的場合這一事實。法國歷史學家多米尼克·布洛把當時的沙龍女主人的活動稱為“私人學術生活”(la vie académique privée)。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朗貝耶夫人位于盧浮宮附近的府邸(在今天盧浮宮與杜勒伊花園之間)。出入其間的都是名流紳士,可謂“往來無白丁”,例如未來的大孔代親王、朗格維耶公爵、紅衣主教黎世留、吉什公爵、語言學家馬萊貝(Malherbe)、著名神學家博須埃(Bossuet)、法蘭西學院的先驅貢拉瑞(Conrart)、詩人瓦圖赫(Voiture)以及劇作家高乃依(Corneille)。每逢周三,這里就成為“社會風尚和文化生活的重要活動中心”。在朗貝耶夫人的府邸,裝飾著鑲有金邊的藍色絲絨,室內鮮花環繞,一年四季都仿佛在春天,與其同時代的沙龍都在她的耀眼光環下被遮掩了光彩,各種思想與話題在這里交匯。正如17世紀著名的歷史學家瓦里亞斯(Antoine Varillas)所說,“我所知曉的事物,十之八九來自朗貝耶夫人沙龍里的談話”。此外,在朗貝耶夫人的沙龍里,人們往往以輕松的方式來探討那些看似高深的話題,例如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時人這樣評價,“在那里,人們的談話并不是賣弄學問,而是理性地討論問題,世界上不會有比那里更有意思而更少學究氣的場所了。”圣西蒙說:“這是一個集優雅、才華、知識與德行于一體的場所。”事實上,在女性沙龍中,交談的方式應當符合文雅之人應有的禮儀甚至比談話內容本身更重要,既要避免像粗俗的市民那樣說話,也不能古板得只會掉書袋。沙龍里人人都彬彬有禮,從不高聲說話,竭力使自己合乎禮儀,大家都默契地認識到,“這是一種有禮貌的交談方式,舉止溫和有教養,必須對所有人都謙恭有禮”,文雅有氣度就這樣慢慢成為上流社會的交往規范。

  另一位瑪德萊娜·德·斯屈代里(Madeleine de Scudéry)小姐每周六舉行的沙龍里則聚集著國王的御史貝立松(Pellisson)、著名文學家莫托斯耶(Montausier)等人,斯維涅夫人、莎布雷侯爵夫人(Mme de Sablé)、年輕的拉法耶特夫人,以及蒙龐西耶小姐也都是這個“周六沙龍”的座上賓。當然還有孔代等多位親王經常出席。在朗貝耶夫人與斯屈代里小姐退隱之后,17世紀晚期巴黎最著名的沙龍是尼農·德朗克羅斯(Ninon de Lenclos)的沙龍。路易十四的首相經常造訪此處,日后的曼特農夫人也與其結為密友。許多大貴族把家族子弟送到尼農這里學習她的優雅、智慧以及精致的表達,其中便有將來的攝政王,當時還是少年的奧爾良的菲利普。

  除了女性沙龍成為當時法國最重要的社交網絡這一點以外,沙龍中的女性能對當時法國社會風尚轉型起到推動作用更深層的原因在于,沙龍并不只是社交場所,它同時還掌握著關于文化作品評價標準的話語權。由于身份地位顯赫,組織沙龍的女性實際上把持了這一關鍵話語權,從而對當時的文化圈產生了重大影響。在以朗貝耶夫人為首的女性沙龍聚集了大量文人墨客之后,初出茅廬的作者不再向精通拉丁語、希臘語的飽學之士請教,轉而把作品帶到沙龍里,請那里的主人與賓客加以點評。而且不僅是那些名不見經傳的新人,即便已享有盛名的作家也會把未曾出版的新作帶到沙龍里,請圈中人士評閱。這一過程中,沙龍女主人的贊譽是作品獲得成功的保證。朗貝耶夫人的沙龍在當時的文人圈里就被視為作品進入公眾視野之前的重要發表場地。高乃依在其成名之初就仰仗她的推薦。杜波茲在《端莊女性》中這樣寫道:

  我認識的幾位頗有學問的夫人,她們不僅對美好事物有判斷能力,而且本身就擁有這些完美品質。所以最好的作者把她們的評價視為權威意見,倘若能得到她們的贊許,會覺得無上光榮。

  正如杜貝爾神父的精練概括,他說,對于藝術規則而言,現如今是夫人們來決定作品是否優秀。索曼茲更是在其1661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贊嘆道,是女性賦予事物以價值,她們使作品享有盛譽。《女學者的圈子》(Le cercle des femmes s?avantes)的作者讓·德·拉福爾熱(Jean de La Forge)則把法國文化在歐洲范圍的巨大影響力歸功于沙龍女性,他說:“現如今,是‘繆斯’們,這些女庇護者(protectrices)為法國帶來了新的文化上的榮耀,使其成為歐洲各國推崇的楷模。”

  沙龍女性之所以能夠成為當時文化作品的重要評價者,除了高貴身份之外,很重要的一點在于她們中的大多數才華橫溢。其中既有獲得1671年法蘭西學院獎的文學家,也有哲學家和歷史學家,以及在當時就享有盛名的女翻譯家。沙龍女性幾乎參與了17世紀法國文化史上的諸多論戰,包括最著名的“古今之爭”。女性廣泛參與文化活動,是法語本身以及法國文學日益走向精致化的重要環節。

  沙龍女性的代表人物斯屈代里小姐在當時被稱為“博學小姐”(Mademoiselle docte),她的論文獲得1671年的法蘭西學院獎。斯屈代里極富寫作天賦,她撰寫的多卷本歷史小說《居魯士大帝》和《克蕾莉亞》廣受歡迎。這些長達十多卷的小說多以同時代的人物為原型,《居魯士大帝》便是贊美投石黨運動中的孔代親王。她的《杰出女性》再版十余次,《圣廷》1624年出版,1640年已再版10次。斯屈代里的歷史作品中體現出來的深邃思想與時代性吸引了眾多讀者,在當時就被譯成多國文字在整個歐洲廣泛流傳。斯屈代里不僅為法國成為歐洲文化與精神中心做出了貢獻,本人也被時人視為一個現代社會的楷模;她的著作不僅引起了時人的共鳴,且對后世影響深遠,19世紀的法國文學巨匠夏多布里昂和雨果都引用過她的作品。另有德蘇里埃夫人(Mme Deshoulière)雖因性別緣故被法蘭西學院拒之門外,但她的才華使其入選為阿勒斯、帕多瓦等地方學院成為正式成員。

  除此以外,沙龍女性中有歷史學家也有哲學家。例如,拉法耶特夫人借用塞格雷(Segrais)的化名,撰寫了多部歷史作品,其中包括極具史料價值的《法國宮廷回憶錄,1688-1689》以及一部關于英格蘭的安娜的回憶錄。著名的達西耶夫人的才華更是廣為稱道,圣西蒙公爵認為她對古典知識的淵博、對拉丁語和希臘語的精通遠勝過她身為國王藏書官的丈夫。她的多部譯著在歐洲廣為流傳,法語中的“女翻譯者”(traductrice)一詞便是因她而誕生,她還被視為“古今之爭”中古典學派的代表人物載入法國文學史冊。尼農則是當時公認最吸引人的女性之一,相貌并不出眾的她吸引眾人的,是與生俱來的智慧與才華。尼農晚年,著名文人圣埃維蒙依舊在信中贊美她的才華橫溢,莫里哀亦對尼農非常敬佩,多次請她修改潤色劇本。尼龍的影響甚至超越國界,瑞典女王訪問巴黎時唯一私人接見的就是她。

  由于沙龍女性的才華如此引人注目,所以有學者甚至認為在17世紀20年代以后,這些沙龍當之無愧地成為巴黎乃至整個法國的文化中心。雖然這樣的評價明顯有高估之嫌,但是沙龍女性為法國文學帶來了不小的影響是不爭的事實。正如當時最有權勢的蒙龐西耶小姐在一部紀實小說《帕夫拉哥尼亞公主》(La Princesse de Paphlagonie)中所說,在女性的寫作中,人們能學到合乎身份的禮儀,以最講究的方式談論事物;正是在她們的時代,寫作才變得有用。而在從前,人們只寫婚姻合同,而文學,從來沒有聽到有人談論它。這說明,蒙龐西耶小姐在當時已經意識到,女性參與文學創作的意義在于,它不僅能使社會禮儀變得更精致典雅,人們的交談方式更文雅講究,而且她們為法國文學的發展帶來了全新的變化,使其從單純的實用性技能轉變為一種文化藝術。

  精致文雅的社交禮儀與社交文化不是一種孤立的文化現象,而是17世紀上半葉貴族社會結構轉型的構成部分。這一轉型過程,簡單來說,是通過聯姻、賣官鬻爵等方式,貴族階層不斷吸納新的社會力量,實現自我更新。而精致文雅的文化是這一新融合而成的貴族階層借以區別舊式貴族以及其他階層的自我認同和自我辨識的核心標簽之一。沙龍女性正是借助自身對精致優雅文化的主導作用而對17世紀的法國社會產生重要影響。

  學界普遍認為,16世紀與17世紀上半葉是法國貴族集團相對開放的階段,直至路易十四親政開始,晉升貴族的通道才變得狹窄,但也從未完全關閉。換言之,在17世紀上半葉之前的時期,有大量平民通過各種渠道獲得了貴族身份,其中既有通過司法途徑成為高等法院的法官(les parlementaires),也有通過直接為國王服務而成為高級行政官員(les hauts fonctionnaires)。擁有貴族頭銜的群體中包含了許多并非來自古老佩劍貴族家庭的成員,而女性沙龍的大規模出現既回應了這種社會結構變化的需求,也進一步強化了它。埃利亞斯在《文明的進程》中寫道:

  在法國,市民階層知識分子和中等階層中出類拔萃的人物較早被宮廷社會的圈子所容納。……原來為宮廷所特有的,在某種意義上是宮廷貴族和宮廷化了的市民階層與其他階層相區別的那些社會特征,在倚重愈演愈烈的擴展運動中以某種方式變成了民族的特性。諸如行為方式和習俗的形成;交際形式及情感方式的形成;重視禮儀、斟酌詞句、注重交談能力和發音的清晰等等。所有這一切最早都是在法國宮廷內部形成的,然后才通過連續不斷的擴展運動逐漸從社會特征演變成了民族的特征。

  文中提到的“擴展運動”指的是宮廷文化擴展到整個社會,而17世紀早期開始興起的女性沙龍正是埃利亞斯所說的社會特征“擴展運動”的主要載體。沙龍女性的家庭社會來源分析,恰如其分地印證了埃利亞斯的觀點。美國史家卡洛琳·盧格對當時共有251位沙龍女性的名單做了研究。她發現,在可以確定身份的171人中,絕大多數出身貴族家庭,占總數的77.2%。其中又有一半的女性來自四代以上的貴族家庭。由于四代及以上貴族是晉升某些高級職位的必要條件,可見沙龍女性中相當一部分出身于當時非常顯赫的家庭,例如,拉法耶特夫人、達西耶夫人等,她們舉辦的沙龍實則就是埃利亞斯所說的宮廷社會文明的延伸與擴展。

  不過,倘若更深入地分析沙龍女性的家庭來源,就會發現沙龍世界并非局限于古老的佩劍貴族的小圈子。根據盧格對沙龍女性名錄的進一步調查可知,大多數有名可查的沙龍女性出身于貴族家庭,但是其中約占半數的女性并非來自古老家族,其中更有14%的家庭是最近一代才躋身貴族行列。換言之,頂著丈夫家族古老頭銜的夫人們有相當一部分是穿袍貴族或金融家、律師、書記員或者其他階層更低的家庭的女兒。在圣西蒙的回憶錄里,他不止一次提到過這種名門望族與新晉官僚或者職業人士家庭的聯姻,事實上,他本人雖以自己的出身為榮,其妻子的祖輩卻是包稅人。

  市民階層的上層人物通過占據高級行政職位或獲得高等法院法官席位只是他們進入社會金字塔之尖的第一步,是否能與握有實權的軍功貴族家庭真正融為一體才是實現階層躍升的關鍵。在16-17世紀,法國市民的上層集團,比如高等法院的法官和高級行政官僚強烈希望自身能被視為與古老的佩劍家族并駕齊驅的階層。聯姻顯然是實現這一愿望最快捷的途徑,從沙龍女性的父親出身往往低于她們的丈夫家族這一點來看,新崛起的官僚集團的訴求顯然并沒有落空,無論圣西蒙這樣的佩劍貴族在內心深處是如何蔑視來自市民階層的新晉者,事實上,兩個群體在現實中往往以聯姻的方式實現融合。由此可見,參與和主持沙龍的女性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新貴家族,她們的出現和崛起有力地證明了貴族集團的擴張和社會流動的加劇。

  無論是來自老貴族還是新貴族家庭,女性主持的沙龍毫無疑問是融合不同階層的最佳場所。因為沙龍這個舞臺以及參與其中的沙龍女性群體是通過構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與行為舉止的方式,用以促生全新的、與以往的騎士社會完全不同的“上流社會的文雅”(la galanterie de la société mondaine),來進一步完成并且彰顯這一來自結構深處的融合。

  譬如,17世紀中晚期尼農主持的沙龍的特點就在于包容性與開放性,不再局限于貴族圈子,而是向著更廣泛的階層開放,多樣化的品位開始匯聚,吸引著傳統貴族等級以外的社會精英。18世紀啟蒙時代的沙龍即將來臨。與尼農相交甚密的薩布里埃爾夫人(Mme de la Sablière)在當時以哲學思想著稱,她的沙龍同樣會聚了非常多的數學家、作家和藝術家。值得一提的是,1705年,尼農去世之后,在她的遺囑受贈名單里,有一位名叫弗朗索瓦·阿魯安(Fran?ois─Marie Arouet)的男孩子,他以后的筆名就叫伏爾泰。在多年后撰寫的回憶錄中,伏爾泰把尼農與路易十四相提并論。

  概言之,法國文化向精致優雅的演變實則是社會結構的改變在文化層面上的顯現,新融合而成的社會精英,通過這種“連說話的姿態都是經過精心培養的”禮儀性舉止、“充滿智趣的聊天或戀愛”,來使自己區別(se distinguer)于那些完全沒有閑暇與能力來訓練培養這些精致優雅行為與談話方式的較低階層,以展示自己的高貴與卓越(la distinction)。正如埃利亞斯所指出的,這“不僅僅是一些人樂意為之的享受,也是社會地位生死攸關的要求。它們是獲得他人尊重的前提,取得社會成功的前提”。所以,女性沙龍強調精致風尚的本質就是“在其他人的平庸中顯得卓爾不群”(se tirer du prix commun des autres),從而身處某種特殊的行列;與此相對的,便是平庸(vulgaire)、粗俗(grossier)以及商人氣息和市民氣質(marchand et bourgeois),因為優雅與高貴的要旨就是要遠離“粗魯和野蠻的大眾”(la foule épaisse et brutale)。無論是朗貝耶夫人還是斯屈代里小姐,她們的沙龍無不體現出這種“精心培養的優雅風度”。

  總之,沙龍在17世紀上半葉成為法國上流社會最重要的社交場所,這里不僅是貴族交際往來的活動地點,也是催生最新思想文化潮流的空間,更是各派政治勢力聚會的據點,而正是通過沙龍這一特殊場合,女性在社會政治文化中發揮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加之,沙龍女性這一群體又是才華橫溢,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文化成就,在當時的文人圈中熠熠生輝。沙龍里的組織者與來賓用高雅的行為和交談方式來強調自身的特殊與高貴,并形成群體的自我認同,因為隨著被納入上流社會的成員的來源愈加多樣化,精英們變得難以像此前那樣單純用血統門第來自我界定,生活方式(le style de vie)以及相應的外在表象成為更好的“區隔標識”。  

  三、質疑的聲音與18世紀的退隱

  隨著沙龍女性對法國社會文化的影響日益擴大,批評也開始喧囂塵上。而在這一片質疑的聲音中,既夾雜著人們對談話藝術中過分矯揉造作、咬文嚼字的浮夸風潮的不滿,也伴隨著原有的貴族集團對于后來者模仿追隨上流社會生活方式的嘲諷,而更多的是,不少男性對于女性在公共領域展露學識甚至掌控了一部分文化話語權的現象心生疑慮。

  應當看到,女性沙龍既然是社會流動與精英融合的產物與舞臺,那么針對它的反對之聲中必然也會出現涉及階層問題的言論。尤其是到了路易十四統治期間,無論是佩劍貴族還是穿袍貴族,都竭力反對為了解決財政危機而大范圍授予富裕平民貴族頭銜的做法,呼吁限制貴族的人數。例如,高等法院的法官們雖然并不是能上溯幾代的老貴族,但也自認為高平民一等,趨向于形成一個真正的等級。這種唯恐等級界限被模糊,被僭越的擔心表現在對女性沙龍的批評上,如當時有不少作品嘲笑出身市民階層的人所舉辦的沙龍,或者是諷刺出身低微之人模仿貴族女性沙龍中的談話及行為舉止。最鮮明的例子莫過于當時法國的戲劇大師莫里哀的諸多劇目。1659年,莫里哀的《可笑的女才子》(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問世,獲得巨大成功。該劇講述了外省來巴黎的兩位市民階層的年輕女性,試圖模仿上流社會附庸風雅,結果反被捉弄的故事。因為現存的部分原始材料籠統地使用“女才子”一詞來指稱所有沙龍女性,所以有研究者誤把沙龍女性全都當作“女才子”來研究,認為這部喜劇的成功表明當時整個文藝圈對所有沙龍女性抱有不滿,這顯然犯了研究材料與研究對象不對應之大忌。事實上,直到1654年前后,人們才把那些拙劣模仿真正擁有淵博學識、主宰著當時上流社會文化生活的沙龍女性的女子稱為“女才子”。莫里哀這部喜劇之所以獲得成功,尤其是在貴族圈層大受歡迎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特意塑造了兩位既沒有高貴出身又來自外省的女性,整部喜劇始終在嘲諷那些并無真才實學也不懂何謂真正高雅風度的人一味附庸風雅,以為追隨了上流社會的行為方式與言談舉止就能成為高貴人士,但實際上只能是畫虎不成反類犬,淪為被人恥笑的對象。

  《可笑的女才子》這部喜劇的核心與莫里哀上演于1670的《貴人迷》(Le bourgeois gentilhomme)如出一轍,《貴人迷》中的主角茹爾丹學習舞蹈、音樂和哲學,可是種種行為無不透露出他的虛榮與無知,《可笑的女才子》則嘲笑市民階層出身的沙龍女性。兩者都是在諷刺那些出身低微的市民,他們自認為可通過精心模仿上流社會精英的做派就可搖身變為其中一員,而事實上,后者對他們完全是不屑一顧,甚至是厭惡。蒙龐西耶小姐在《可笑的女才子》上演的同一年,出版了一部“肖像體小說”(portraits),把某些“女才子”描繪成一些丑陋且年老的女性,說她們相互之間講著奇怪的語言。作者還嘲笑她們的貧窮以致于要借住在別人家里。蒙龐西耶小姐作為加斯東親王的唯一女兒和顯貴圈層(les grands)的一員,她自己府上的沙龍常常高朋滿座,所以她的作品當然不是在抵制像她那樣出身高貴的沙龍女性,而是在無情地諷刺那些來自較低階層的追隨者。因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社會流動的過程中,既有那些希望擠進上流社會交際圈的市民階層的上層,又有竭力想關上大門從而實現自我封閉的貴族,前者的模仿,使得法國貴族與新崛起的官僚金融群體以“高雅風度”來標榜的身份界限與社會分層區隔受到威脅,甚至使之變得模糊,他們之間的巨大裂隙通過對女性沙龍的討論清晰地展現出來。

  另一類批評則來自性別的角度。不可否認,17世紀的法國依然是一個男權社會,而女性主持的沙龍在某種程度上與巴黎大學、法蘭西學院等官方學術機構形成鼎足之勢,雖然這一現象從根源上來說是法國文化轉型過程賦予女性特殊教化作用的表現,但由于它違背了女性社會職責與分工的傳統,因此在當時引起了眾多思考與討論。

  雖然當時許多文人認可沙龍女性對于文學作品的評價,但是對女性從事文化活動抱有懷疑心態的法國文人也為數甚多。即便是對女性為文化事業所做貢獻贊譽有加的拉福爾熱也表現出類似的矛盾心態:“無論是從習俗還是從你們所缺乏教育這樣的事實來看,作為第二性的女性要從事文化知識活動,確實是不太尋常的。”讓·奧夫雷(Jean Auvray)這位醫生兼道德學家在其出版于1630年的書中這樣寫道:“今天的夫人們不僅涉及知識活動,還從事許多事務。如果我們對此不抱有警惕的話,以后就得使用《薩利克法典》那樣的方式(來禁止),以免雄辯的帝國也落入女性之手。”圣西蒙公爵在對達西耶夫人的才華贊嘆不已的同時,更推崇的是她在沙龍里從不顯露自己的淵博,“她在交談中平實簡單,與普通婦女毫無二致,讓人完全看不出她那驚人的學識”。毫無疑問,沙龍中的女性與男性一起討論問題甚至對男性的作品評頭論足,這實在有悖于不少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就像著名詩人勒穆瓦納所說:

  謙遜和端莊是女性最重要的美德,即便她會寫優美的詩句,如果這樣的才華沒有謙遜相伴的話,那么她其實是誤入歧途了,背離了她自身的義務。最終,人們會說,這是一只創造了奇跡的怪獸,但永不會說這是一個優雅的女人。

  再者,細看人們所推崇的沙龍中的女性特質,就會發現,其實表面上的矛盾恰好揭示了當時男性對于女性的真實態度以及女性沙龍何以在男性世界中大放光彩。法國史學家富瓦西指出,對于沙龍而言,談話藝術至關重要,而正是女性支持與掌控著沙龍中的談話。談話中,女性要保持其性別的特點,要溫柔自然,不能強硬,所以受到追捧的是談話中的女性氣質,而非女性的平等或其他主張。在1694年的某個小冊子中寫道:現在的某些女性喜歡嘩眾取寵,用喧嘩的方式吸引公眾注意力。而那些真正優雅的女性并不希望被視為這樣的人。即便是撰寫了《端莊女性》的杜波茲也提出,女性擁有的三大優點是謹慎、沉默、謙卑,相反,她們不應當喋喋不休及放肆無禮,抑或執著地爭論,這都是最糟糕的陪伴。與“體面人”(Honnêtes hommes )相對應,“端莊女性”或“體面女性”(Honneste femme)在17世紀上半葉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有不少著述討論如何才是一個“合乎禮儀的女性”。杜波茲的觀點在當時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覺得一個真正合乎禮儀的端莊的女性不應該有太多話。可見他對于女性掌控了沙龍的話語權深感不滿,他一再強調,嫻靜的重要性對于女性來說,遠勝于雄辯。事實上,人們對于沙龍女性的真正文化素養沒有什么嚴格的要求,只是希望她們有點才智有點幽默。就像杜波茲所說:“如果夫人們對知識略通一二,就會給談話帶來許多樂趣。”至多也就希望女性關注一些情感分析以及對此的語言表達,提供不一樣的感受事物和思考問題的方式,從某一方面促進法國的語言文化的文明化、精致化。

  正是因為不斷受到諸如“展露才華的女性有損其美德”的批評,以及越來越多的沙龍模仿者使沙龍失去了它最初的建立者用來創建優雅風尚以成為新的身份區隔的初衷,而逐漸成為一個更為開放的社交平臺,到了18世紀,沙龍女性的身份也在悄然間發生了轉變。在17世紀,女性是沙龍文化真正的參與者與主人,她們與賓客一起熱烈討論,發表見解,創作頗豐。而18世紀的沙龍女性中雖也有不少極富才華的佼佼者,亦有著作問世,但她們中的大多數只是起到了調節談話氣氛以及提供優雅溫馨的招待的作用,暢所欲言的機會大多留給了來訪者。時代發生了轉變,法國社會文化整體向著更開放更流動的趨勢變化,沙龍也向著貴族以外的階層開放,但與之相悖的是,與其前輩相比,18世紀的沙龍女性并沒有進一步提升女性整體在文化知識領域中的發言權,相反卻強化了前輩們在男性面前刻意顯露的保守與謙恭。

  造成18世紀沙龍女性整體偏向保守的原因有如下兩點。首先,17世紀的法國社交圈相比后世更注重出身等級而非獨立個體。當時的沙龍女性中許多都是王室直系的皇親國戚,沙龍女性依靠貴族身份或者文化保護人的權威使其在知識領域享有一定的發言權,但隨著貴族女性在政治領域的全面后退,身份等級面對性別界限時所具有的優勢到了18世紀已經不可避免地呈現縮減態勢。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經過整個17世紀的塑造與改變,法國文化慢慢褪去了粗野尚武的特征。與此同時,巴黎等大城市的時尚消費文化發展迅速,于是人們開始擔心法國文化走向過于陰柔的極端,像孟德斯鳩等啟蒙哲人就認為女性過多涉足公共事務,會腐化社會風氣。女性此前所起的積極作用逐漸被視為負面影響,沙龍中的女性激起了更多的反對與抨擊,盧梭曾在他的著作中猛烈抨擊女性把持沙龍的現象,舊制度晚期的文人甚至認為“沙龍女性像擺弄布娃娃一樣操縱著法國社會”。大革命時期的議會代表肖梅特這樣批評在公共場合發表言論的女性,他說:“從何時起,人們可以棄絕自己的性別了?從何時起,女人放棄了神圣的家務護理工作,扔下她們嬰兒的搖籃,跑到公共場合夸夸其談,人們對此卻沒有覺得有何不妥?”18世紀啟蒙時代最優秀的社會觀察家梅西耶說:“相比女性的知識,男性總是更愛她們的美麗。”  

  結語

  綜上所述,17世紀沙龍女性興起的根源可以概括為如下幾點。首先,從客觀背景而言,法國社會此時正經歷著社會政治與文化的重要轉型,“從某種意義上說,沙龍是制度化的宮廷的擴大化,后者從16世紀早期瓦盧瓦王朝開始,依靠王室女性的權勢,領導品位與旨趣。現在則擴展到城市精英層,超越了宮廷只能容納社會頂尖精英的局限”。概言之,沙龍女性的出現,是以高級行政官員、法蘭西學院文人、法律金融人士等群體為首的新興社會政治文化力量在此時得以與傳統佩劍貴族并駕齊驅的結果。由此融合產生的統治精英又在沙龍活動中進一步促生了與此前的騎士文化迥然不同的精致優雅的新文化風格,將其作為共同的文化意識形態從而彰顯階層優越性。其次,早期的沙龍女性顯赫的社會地位為其施展文化和政治影響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而沙龍這一特殊的社交形式又為女性提供了公開進入文化知識領域的合法渠道。法國文化在此階段需要完成的精致化轉變與女性對于語言文化所能提供的貢獻完美契合。時人相信,只有仰仗女性的端莊優雅、溫柔克制才能從根本上抹去法國文化以往過于粗鄙的一面。換言之,女性的自身特質在法國文化向近代轉變的過程中有其不可取代的作用。于是,沙龍便成為社會精英階層的貴族女性施展才華的舞臺。最后,從性別史的角度來看,17世紀的沙龍在某種程度上肯定了女性在文化生產過程中的正面價值,這其中既有時代的因素,也是許多女性自身努力的結果。各種因素疊加,17世紀的沙龍女性在追求精神獨立與個體自由的道路上,無疑領先于她們在18-19世紀的繼承者。但是,當有利的外部因素逐漸消失,女性在沙龍中的作用也日趨減弱,這最終造成了17世紀的沙龍女性展現的鋒芒與光彩只能如曇花一現般消失在歷史長河中。  

  注釋從略。

作者簡介

姓名:湯曉燕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崔蕊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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