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社會學 >> 域外音
戈夫曼社會學思想評述:爭議及其反思
2021年07月30日 14:1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21年第2期 作者:王晴鋒 字號
2021年07月30日 14:1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21年第2期 作者:王晴鋒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 要:以擬劇論聞名于西方學林的歐文·戈夫曼聲譽卓著,但是學術界對于他的研究亦不乏批評與爭議,諸如以觀念性的方式處理情境,擬劇論的行動者掩蓋著主體的消亡,呈現的社會世界缺乏權力斗爭、階序等級、歷史文化與制度變遷,以及對形式化理論的追求也被會話分析學者詬病。從方法論上看,批評者認為戈夫曼的社會學缺乏充分自洽的方法論原則,存在主題選擇任意、概念含糊、資料來源不嚴謹及整體著述缺乏累積性等缺憾。此外,他的學術語言更具文學性而非科學性。除了這些學術批評之外,不同評論者之間的觀點也存在分歧。這些批評、爭議與分歧恰恰反映出戈夫曼的研究在理論、方法和修辭文風等方面的獨特性,對它們的系統性呈現以及反思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戈夫曼的整體社會思想及其在學科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關鍵詞:歐文·戈夫曼;擬劇論;面對面互動;互動秩序

  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是被廣泛閱讀和引用的西方社會學家,在其30余年的學術生涯里,他不遺余力地致力于面對面互動研究,試圖將其確立為獨立、合法的研究領域。戈夫曼對微觀人際互動有著極其敏銳的感知力和洞察力,他提出大量描述和理解互動世界的術語與概念,使人們能夠從學理上探討社會生活中原本難以言說或熟視無睹的現象,進而重構微觀互動進程及其秩序。120世紀50年代以來,很多社會理論家不斷地從戈夫曼那里汲取思想養分,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社會學名家對他不乏贊譽之辭,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更是將其視為“20世紀后半葉最偉大的社會學家”。2即使在媒介互動與通信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戈夫曼關于面對面互動的研究仍然不乏借鑒意義,他的學術影響力絲毫沒有消退的跡象,而且還進一步延伸至新的研究領域,如技術社會學、環境社會學、經濟社會學以及心理人類學等。任何原創性的思想通常都會不同程度地引發學術界的共鳴或爭議,盛名之下的戈夫曼也不例外,他的社會學思想亦引起不少爭議,其中有些爭議源自20世紀中期宏觀或主流社會學對微觀社會學的偏見。本文通過結合戈夫曼的個性特征與時代背景,旨在對他的社會學思想進行反思性評述,具體主要從他的治學態度、內在理論張力、方法論矛盾以及語言風格等方面進行闡述,這亦具有重要的學科史和思想史價值。

  一、學界“獨行俠”

  在西方社會學的歷史長河中,有些學者撰寫了很多具有原創性和影響力的著作,他們拒絕承認與既有的流派和思潮存在任何關聯,戈夫曼就是這樣一位特立獨行的學者。蘭德爾·柯林斯和羅蘭·芒羅(Rolland Munro)如此評價戈夫曼:“他具有玩世不恭的性格。他讓人想起電影里的黑幫大佬,就是那種短小精悍的家伙,像是吉米·卡格尼(Jimmy Cagney)或愛德華·羅賓遜(Edward G. Robinson)”。3盡管戈夫曼晚年被推選為美國社會學協會主席,但在很多人看來,他是美國社會學界單槍匹馬的“獨行俠”、不合常規的局外人和閑云野鶴般的超脫者。

  20世紀50—70年代,美國社會學界掀起了一股潮流,不同學術群體拉幫結派,紛紛建立屬于自己的學術陣營。與這種做法相反,戈夫曼不愿將自己歸屬于任何學派或傳統,甚至否認與其他微觀社會學研究范式之間的聯系。戈夫曼自覺地與符號互動論、行為主義、結構主義、常人方法學以及會話分析等保持“角色距離”,尤其在分析談話時,他與互動論者的觀點亦存在差別。在他看來,諸如“符號互動論”之類的標簽過于模糊和寬泛,不能真正表達什么。他也從未聲明自己是齊美爾的繼承者或受涂爾干的社會學啟發,這些都是其他學者的解讀。對于原創性的學者而言,簡單地將其歸入某個既有學派或學術傳統可能會肢解與歪曲其原有的完整思想體系。

  戈夫曼拒絕一切“偶像崇拜的低級形式”,更無意在公開場合推銷自己的學術理念。作為公眾認知度頗高的學術明星,他不愿接受訪談,拒絕在電臺或電視上拋頭露面,甚至不喜歡對他的授課或演講進行錄音或拍照。當美國社會學協會宣布戈夫曼擔任新的輪值主席一職時,他甚至婉拒刊登自己的照片。終其一生,戈夫曼以敏銳的洞察力和尖刻的筆調描畫與嘲諷各類謀求私欲的人類行為,他道破了原本“猶抱琵琶半遮面”的人際互動真相。作為擬劇論的創造者,戈夫曼選擇了拒絕自我表演和世俗社交游戲,極少在公眾面前顯露他的社會性自我。或許,對于深諳舞臺表演藝術的戈夫曼而言,這種非表演本身亦是另一種形式的表演,對此他早已了如指掌。戈夫曼也很少對涉及他的學術批評針鋒相對地作出回應,因為在他看來,“評判與反評判并非(真正)對社會的研究”。4但有一次例外,諾曼·鄧金(Norman Denzin)與查爾斯·凱勒(Charles Keller)在評論《框架分析》(1974)時將戈夫曼斥為結構主義者,5他當即公開發文予以回擊,駁斥這種粗暴的教條主義式解讀。這樣的反應實屬罕見,戈夫曼通常的做法是在著作里交代研究方法、資料搜集來源以及分析技術等,對他人的學術回應也經常融入有關某個話題的探討之中。

  戈夫曼專注于探究小規模事件的微小領域,對自己的研究抱著較低的預期和謙遜的態度,這主要源自他對社會學這門學科的定位。戈夫曼當時認為社會學的成熟度不如自然科學,6因此建構關于互動秩序的普遍性理論體系為時尚早。他更愿意稱自己是經驗研究者,確切而言,是關于細枝末節的日常生活之民族志研究者。戈夫曼將社會學定位為一門經驗性的學科,對他而言,社會學是某種需要親力親為的事業。正是由于戈夫曼主張社會學的現實和經驗導向,這極端地表現為他不主張純粹地研究某位學者的思想,更是反對將某一本著作或某個人的思想奉為圭臬,認為這是將某位思想家的著作而不是社會生活作為終極現實。在他看來,一個人的著作并非社會或生活本身,這是錯誤的英雄崇拜,終將使社會學變成儀式性的、玄秘的和學究式的職業。因此,戈夫曼極力反對他人專門研究他的學術思想。他的一生很少接受學術訪談,目前學術界談論較多的是1980年時年輕的比利時社會學者杰夫·費爾赫芬(Jef Verhoeven)對他進行的一次私人訪談。戈夫曼生前盡管曾配合詹森·迪頓(Jason Ditton)編撰《戈夫曼的洞見》(The View from Goffman, 1980)一書,向后者提供歷年來的論著發表清單,但他其實不贊成這種“注釋性”的工作。7戈夫曼逝世之后,遺產執行人塵封了他的個人檔案,不向那些準備研究其生平的人開放。戈夫曼無意為自己樹碑立傳,而自甘成為他人的“墊腳石”。終其一生,戈夫曼無意自我樹立為偶像,也拒絕將他人視為偶像。

  二、雙重張力:時代思潮與認識論

  (一)與時代思潮之間的張力

  20世紀60年代是充滿喧囂、躁動和叛逆的時代,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西方國家發生了重大事件。這一時期,國際風云變幻莫測,柏林墻的建立、古巴導彈危機及席卷整個歐洲并影響美國的“五月風暴”等,深刻影響著全世界的政治格局和文化生態。60年代后期,美國在冷戰中處于戰略守勢,它在國際上陷于越戰泥潭,而國內反戰運動、左翼學生運動、女性主義運動頻仍,“石墻騷亂”更是開啟新一輪同性戀解放運動。60年代也是美國歷史上種族矛盾最為嚴重的時期之一,1968年馬丁·路德·金遇刺,直接導致黑人權利運動空前高漲。從60年代末開始的經濟危機一直到1973年爆發“石油危機”,美國境內各種反主流文化和(嬉皮士)亞文化盛行,年輕一代以各種反叛的方式表達對資本主義的憤懣和反抗,同時也隱射出他們的迷茫與彷徨。舊的價值觀日漸分崩離析,新的精神倫理尚未形成氣候,“60年代”幾乎成為一個專有名詞和獨特的文化現象。在這種跌宕起伏、洶涌澎湃的時代背景下,戈夫曼從表面看來囿于一隅的微觀人際互動研究顯得有些“不合時宜”:

  雖然他喚醒人的處境的做法值得令人稱道,但他似乎對真實的人類缺乏同情。對他而言,人的存在只是沒完沒了的一系列博弈中可操控的玩偶。感覺、情緒、愛、恨、自我,似乎沒有出現在任何地方。當美國社會在(20世紀)60年代變得越來越狂躁時,也就越難以將我們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與戈夫曼著作里冷酷的世界聯系起來。8

  正因如此,美國左翼學者阿爾文·古爾德納(Alvin Gouldner)等人對戈夫曼提出了極為尖銳的批評,認為他的研究無視結構性、歷史性等“關鍵性”社會學議題,尤其對社會權力、階序等級和制度變遷等重大問題充耳不聞。對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社會運動風起云涌的美國社會而言,這種指責并非毫無道理。由于互動秩序是戈夫曼畢生追求的闡釋主題,因此他的很多著述都包含一個核心的論點,即任何社交場合都存在一種儀式秩序,它對微觀社會結構具有重要意義。盡管戈夫曼很少采用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意義上的宏觀社會學家經常使用的“結構”術語,但他所說的互動秩序蘊含著一種微觀的“互動結構”。9這種立場很容易使他遭受保守主義的批評。

  另一方面,在戈夫曼生活的時代,以實證主義和功能主義為研究范式的宏觀社會學居于支配性地位。當時面對面互動研究的正統性和接受度仍較低,許多社會學家拒絕承認微觀互動的研究價值。直到1982年,戈夫曼在美國社會學協會的年度主席演講稿里仍不無遺憾地說道:“我的同仁們仍未被它的價值所打動”。10在“正統”的社會學家看來,戈夫曼的研究僅是嚴肅的制度、組織分析之外的“消遣”或“補充”而已。這正是戈夫曼的社會學與其所處時代之間的張力,至少從表面看來,它呈現為一種“時代錯置”,盡管這種張力正逐漸趨于緩和。

  (二)認識論張力

  關于戈夫曼的社會學存在不少認識論層面的爭議,其中一種與涂爾干式社會學有關,它主要涉及對實踐、經驗的立場,同時也與會話分析和常人方法學的研究密切相關。安妮·羅爾斯(Anne Rawls)認為,在帕森斯關于涂爾干的重新解讀中,涂爾干對實踐的強調被退回到對信仰和價值的強調,實踐被理解成關于事件的觀念性秩序。11涂爾干試圖區分信仰與實踐,將觀念和信仰視為實踐之衍生物。在涂爾干生活的年代,面對現代生活日益增長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社會科學家設法通過回歸一種集體意識的形式來分析和解決現代社會問題,用信仰和觀念解釋一切。涂爾干認為,這種老式的社會秩序的信仰驅動觀最終會毀壞現代生活中業已獲得的自由和平等。在他看來,社會問題的根源不是無法維持集體意識導致社會失范與不平等,他認為集體意識在勞動分工高度發達的社會難以存在,因此試圖強行恢復集體意識反而對社會有害。

  社會失范不是由于集體意識缺位,而是缺乏社會正義,它導致未能保持自我調控的實踐。盡管勞動分工存在不平等現象,但它具有創造新的自由和個體主義之潛能,進而形成有機團結的社會。然而,這種可能性有賴于建立在正義基礎上的自我調控的實踐能力,它無法通過缺乏調控的、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來實現,也無法通過回歸傳統儀式中的信仰來完成。正是由于需要正義來支持自我調控的實踐以擺脫觀念的束縛,涂爾干擔憂繼續依賴普遍化的宏大理論會掩蓋現代生活中日益增長的實踐之重要性,并使正義淪為擺設而失去功能必要性。12涂爾干認為人們對現代社會的團結存在誤解,社會團結常被等同于共享的信仰共同體,或被簡化為觀念系統;并且對信仰與實踐不作區分。

  20世紀中期以來,“科學的”社會學系統性地以觀念取代實在,羅爾斯稱之為“錯置的抽象之謬誤”。社會秩序不是通過闡釋性行動創造的,那只是行動者在以觀念闡釋行動。羅爾斯認為,戈夫曼在“觀念性的還原”和“實踐的具體性”之間搖擺不定,他以觀念性的方式處理情境類型,實質上重復著社會學面臨的古老問題。但戈夫曼的這種觀念性取向不是一以貫之的。他早期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1959)及關于面子工夫的分析等都是從實踐細節出發,試圖將實踐帶回社會學,使之遠離帕森斯而轉向真正的涂爾干。然而,在中后期的《框架分析》(1974)與《談話形式》(1981)里,他的分析變得更加觀念化,將互動的經驗層次視為次要的,轉而關注不同的角色與行為,將它們簡化成觀念類型。這種研究路徑是帕森斯式而非涂爾干式的。在《互動秩序》(1983)一文里,戈夫曼又返回互動細節。也即本質而言,戈夫曼中后期的研究與涂爾干批判的傳統社會學并無二致。

  三、理論的內在緊張

  (一)無主體的行動

  道格拉斯·梅納德(Douglas Maynard)認為,在戈夫曼的互動理論里,行動受游戲規則支配,而情境顯得過于理性化。13個體在腦海里設想、排練各種互動片段,預期將會出現的問題及解決的方案。這使戈夫曼的行動者變得機械呆板,猶如上了發條的木偶一般。同時,戈夫曼忽略社會經驗的時間維度,對社會過程缺乏關注,尤其是“框架”的觀念表明他未重視完整的時間意義。即使是他關于時間的探討,也是指向線性、可測量、封閉以及隸屬于空間的外在時間,而不是可感覺的內在時間。14因而,缺乏時間維度成為戈夫曼的社會學的重要缺憾。戈夫曼猶如一位感覺敏銳、眼疾手快和善于捕捉細節的攝影師,他精準地為日常生活中復雜、瑣碎和稍縱即逝的各種面對面互動按下快門,拍攝出一張張光彩照人的照片。然而它們終究僅是照片:靜止且缺乏時空的脈動感。與對生命時間的遺忘相應的是對主體的冷漠。有些批評者認為,無論是民族志的、行為學的研究還是關于談話互動的分析,戈夫曼的社會學似乎對主體狀態無動于衷。例如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里,他談論的是自我,而不是主體。從《污名》(1963)到《性別設置》(1977)和《性別廣告》(1979),戈夫曼強調的是社會建構視角,個體被描述成具有高度“概化他人”能力的行動者。15而且戈夫曼通常對他自身和行動者的闡釋、推理過程保持沉默,這混淆了行動者的“在用邏輯”和分析者的“重構邏輯”。總之,在戈夫曼關于個人的模型中,個體缺乏“內在故事”,16它描述了一個只有場景沒有情節的二維世界。他的研究方法強調社會性的符號,而不是互動的主體性意義。17

  戈夫曼將生活世界視為外在于個體的、并對個體行為產生約束的社會事實。擬劇論將個體還原為一系列角色叢,進而成為懸掛各類表演形式的“衣帽鉤”。18“衣帽鉤”的隱喻成為理解擬劇論視角之缺憾的關鍵。擬劇論闡述的不是個體,而是“較為傳統意義上的類型和人物”。19擬劇論里的個體仿佛是受社會和文化操控的傀儡,角色表演、自我呈現和印象管理等都受社會結構與制度的管控,它們都是社會化的結果。在日常的言語互動過程中,不是個體在說話,而是話語通過個體說出來;不是個體展演了真實的自我,而是呈現了想象中他人眼里的“自我”。戈夫曼并不關注是否存在這種自我以及它的真實性,重要的是自我的展演以及如何展演。在哈貝馬斯看來,行動的擬劇特征是寄生性的,因為它端賴于以目標為導向的行動結構。20在擬劇表演的劇場世界里,角色表演是規范性管控的結果,人與人之間千篇一律,沒有個性和情感,只有普遍性的動機和行為模式。這最終導致“能動性極為有限、幾乎虛空的自我”。21因此,在戈夫曼構筑的生活世界里,本體消失了,剩下的是各種表演、擬像和仿真。在這種面對面互動的理論體系里,主體是缺席的。

  擬劇論與后結構主義或解構主義存在相似性,但亦有本質不同,這主要表現為擬劇論沒有主體,而且這種主體缺位不是解構主義意義上的反主體立場。擬劇論強調情境性,人人生活在當下,他們之間的差異僅在于不同情境下不同的行為策略。戈夫曼的行動邏輯與賭博行為一樣,個體終將在螺旋式、結構日益復雜的現實中被徹底吞噬。擬劇論視野下的個體終將面臨的是荒蕪、孤獨和毫無生機的結構化命運。戈夫曼對這種結構性的強調直接宣判了主體的死亡與能動性的喪失,使個體“消解在角色扮演的表演之中”。22也即“日常生活的擬劇化構成”這一觀點最終導致個體的瓦解,“表面上對自我、能動性與主觀主義的強烈關注掩飾著主體之死”。23

  (二)觀念(非實踐)的社會學

  會話分析學者對戈夫曼的批評聚焦于他的觀念論和類型化思維,這體現在后者關于談話的分析里。戈夫曼認為談話是面對面互動系統的重要原型,他視之為社會交遇(social encounter)24的重要類型。從完成于1953年的博士論文《一個島嶼社區的溝通行為》25到1981年的《談話形式》,戈夫曼一直關注談話互動,但他后期的研究越來越趨于概化和觀念化。戈夫曼有關談話形式的研究借鑒了艾弗拉姆·喬姆斯基(Avram Chomsky)的語法學、約翰·塞爾(John Searle)的言說行為、約翰·奧斯汀(John Austin)的普通語言哲學和溝通理論的闡釋性范疇,尤其是采用了這些理論中關于語言由可預先規定的結構所構成的觀點,這也使他的語言觀陷于多義性的爭議,同時遭受(后)結構主義和關于意義的語法理論的批評。26戈夫曼的類型化思維導致其過于專注分類范疇和規則,他有時對于發現這些規則自信滿滿,有時自我解嘲這種“過度宣言”。27羅爾斯認為,戈夫曼所持立場的問題在于:

  無論有多大數量的分類范疇用來詮釋意指的言說者—傾聽者關系(它們可反過來闡明話語的意義),但仍然會由于這些范疇無法消除歧義而存在一定程度的含糊性。這是通過規則和范疇解釋語言時會碰到的一個棘手的問題。無論我們如何精細地試圖確定各種詞和規則的含義,總會留下闡釋的空間。在個人或事物的范疇之間總會有被忽略的諸種可能的關系。28

  雖然戈夫曼研究現實生活中的印象管理、面子工夫等,但他沒有使用自然發生的談話互動資料(如以錄音/影像的形式)并對其進行詳細轉錄,這一點也被會話分析學者所詬病,認為這正是他無法發現會話與社會場景的構成性要素以及談話的序列性規則的根本原因。在羅爾斯看來,雖然戈夫曼意識到自我的構成性維度,卻忽略交遇的結構和語言的構成性特征。戈夫曼認為自我會對互動施加道德約束,而語言和實踐行動的實現卻不會產生這種影響。因此,對戈夫曼而言,“所謂的道德場域也是某種存在主義的監獄,因為在他的觀念里,語言的結構性特征來源于文化和制度”。29

  盡管互動論者從觀念結構轉向具體的社會結構,但觀念仍然被視為是首要的,甚至實踐也被理解成觀念性的。羅爾斯指出,戈夫曼關于互動之瑣碎性的論述以及確立一種關于情境的社會學都需要觀念一致性的背景,但這建立在錯誤的社會假定之上,即認為社會由正式的社會制度以及與社會化的個人相應的信仰和價值所構成。30因此,這種研究無法對原有的社會秩序觀產生真正的挑戰。作為戈夫曼最尖銳的批評者,會話分析學者還批評他的形式化理論,指責他的行動者顯得抽象、僵化,認為其社會學缺乏經驗感,甚至是一種“概要社會學”。31而常人方法學和會話分析的努力正是對這些細節研究的彌補。在會話分析學者看來,行為過程本身的構成與承認是社會秩序的關鍵問題,但戈夫曼由于過度關注儀式,缺乏觀照互動本身。因此,戈夫曼的著作并非如他自己所宣稱的那樣是對“那些片刻以及居于其中的人”32的研究。

  (三)歷史—制度—文化的缺位

  除了來自以會話分析學者為代表的微觀社會學的批評之外,以古爾德納等人為代表的宏觀社會學家則認為,戈夫曼忽視傳統社會學的重要分析議題,諸如社會階級/結構、不平等、歷史背景和社會變遷等,尤其是他呈現的社會世界缺乏權力和階級斗爭、政治支配等。由于戈夫曼忽略社會文化和歷史性因素,導致他的民族志視角“缺乏對人格、組織結構以及相應的情感控制標準作出歷史性的解釋”。33戈夫曼的研究是關于“共同在場”的社會學,這種社會理論基于片段式情節,它將社會生活視為只存在于狹隘的人際間情境之中。戈夫曼的民族志沒有具體的信息提供者,也沒有強烈的時空、歷史觀念,因而是“反人類學的”。34在這些批評者看來,戈夫曼以結構功能主義的范式研究微觀互動,即他的社會學是一種微觀結構主義,它沒有研究社會制度,亦無法解釋社會過程。35這種研究模式遠離歷史和社會,是非歷史性和非制度性的,它僅聚焦不斷流動的交遇中的存在,36也就是說,戈夫曼的擬劇現實發生在社會生活的縫隙之間和主導性的社會結構內部。而且他關于行動和經驗組織的研究是從歷史和社會進程中切下某個行動片段來進行的,如在探討策略性互動時,戈夫曼指出“能夠從任意策略性互動的場合抽離或切除出一段表意性博弈”。37這種與歷史的人為割裂被認為是社會研究的嚴重缺陷,尤其是歷史亦是道德價值的重要來源。在赫爾穆特·庫茲米科斯(Helmut Kuzmics)看來,盡管戈夫曼指出現代組織的某些典型沖突形式,但他缺乏一種“歷史起源”的方法和宏觀的視野。正是由于缺乏文化和歷史的維度,戈夫曼對現代人的認識可能是片面和錯誤的,沒有抓住其本質;然而也正是通過這種曲解,使他“接近于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屬性的重構”。38

  總之,戈夫曼以行動者為核心的形式社會學沒有結合歷史和社會結構的維度。他呈現了一個靜態的、沒有歷史的社會,人人都通過角色扮演達到運作一致和情境均衡。個體的行動不會帶來任何根本性的變化,也沒有劇烈的、實質性的沖突,唯有無窮無盡的適應。39換言之,戈夫曼的行動者只是為了適應既有的權力設置,而不是為了徹底的變革。此外亦有批評者指出,除了缺乏完全連貫一致的理論體系之外,戈夫曼的著作還存在另一種內在緊張,即一方面試圖提出關于面對面互動的普遍性理論,但同時又對發現這種普遍性理論的可能性深表懷疑。40

  四、方法論矛盾與語言風格

  戈夫曼社會學的方法論、語言風格和闡釋方式也經常成為批評對象,確切地說,讓人感到愛惡交織。不少批評者認為,戈夫曼的社會學的主要缺陷在于缺乏充分自洽的方法論原則。作為經驗研究者,戈夫曼使用的第一手資料相對不足,研究結論過于草率,且資料來源不夠科學。他的著述充斥著各種概念,缺乏清晰性、條理性和連貫性,尤其是缺乏系統的理論化闡述,人們甚至認為他不是嚴謹的社會學家。大體而言,針對戈夫曼的方法論批評可以概括為五個方面。

  第一,主題選擇與拓展的任意性。

  戈夫曼也清楚意識到這一點,但他對此作出的解釋是“作為開始,必須允許我任意地選取我(討論)的范圍和層次,而這沒有特別的理由”。41研究主題選擇的任意性往往導致整個作品缺乏累積性,使相關概念的定義顯得較為散漫。

  第二,處理概念的方式。

  這主要涉及概念本身不嚴謹及概念挪用問題。戈夫曼提出概念的主要方式是通過重新組合慣常術語,并賦予新的經驗和理論意義,這些常識性的概念及其含義沒有經過嚴格推敲便直接進入他的理論詞匯庫。戈夫曼常以不同的概念指向相同的事物,或以相同的概念指向不同事物,而且他在某本著作里使用的概念在另一本著作里可能棄之不用,而采用另一個全新的概念。總之,戈夫曼更多的是不斷地提出新的概念和分類體系,而不是尋求建立某種闡釋圖式。

  第三,資料處理問題。

  戈夫曼的著作充斥著各種類型的材料,它們形成了大雜燴:參與觀察的田野筆記、新聞報道、虛構的敘事橋段、廣告圖片以及其他零碎的生活資料等。戈夫曼的談話研究經常被會話分析學者批評,后者主要使用錄音技術對自然發生的對話進行嚴格的轉錄和分析。

  第四,以“原則性漠視”的態度對待研究方法。

  戈夫曼很少詳細說明他的經驗材料的來源,例如怎樣具體地搜集資料、個案如何篩選以及關于調查過程的描述等,而只在著作序言部分作簡要交代。對很多學院派社會學家而言,戈夫曼缺乏提供一種可復制的和可教授的社會學經驗資料搜集與分析的方法。就研究實質而言,他沒有從社會科學和哲學的角度提出關于社會生活的真正理論或解釋,他的研究路徑不符合標準社會科學中“理論假設—演繹推論”的特征。

  第五,著作缺乏累積性和遞進性。

  在很多傳統社會學者看來,戈夫曼的作品缺乏累積性特質;他的很多著作都是論文集,而不是有機統合的整體,讀者似乎可以從任何一個地方開始閱讀。戈夫曼不斷地重新回到新的起始點,而原有的思想又會以新的概念包裝之后重新出現。戈夫曼的作品還缺乏內在一致性和相互指涉性,對其中任何一本著作而言,仿佛不存在先前的其他著作。因此,有人隱喻性地批評戈夫曼的社會學是“短篇故事集”,而不是“長篇小說”或“戲劇”,因為他描繪的個體生活缺乏連續性。42

  這些方法論的缺憾讓很多人感到不滿。戈夫曼之所以惹惱這些評論家,不僅僅是由于“另類”的研究主題和在很多人看來不甚嚴謹的研究方法,他的“不科學性”還體現在頗具文學色彩的寫作語言。與同時代其他社會學家相比,戈夫曼更喜歡引用小說和其他形式的通俗讀物,而不是學術共同體里其他學者的觀點。戈夫曼以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和文學性的語言描述和討論社會生活中的面對面互動,他的經驗材料取自各類軼聞、文學作品(小說、傳記)、新聞報紙以及通俗雜志等。這種獨特的文風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使他擁有廣泛的讀者,同時也讓學院派學者心生反感,認為他用華而不實的事例闡述極為根本性的概念。而且,它使社會學成為個人態度的表達,或是過于理想化的闡釋。因此,批評者認為戈夫曼不是社會科學家,而是作家。43此外,當戈夫曼采用大量的隱喻描述社會世界時,會出現“描述性范疇枯竭”的現象,44反而使文字描述變得笨拙不堪和令人費解。

  事實上,戈夫曼不斷地創造新的概念與術語有其合理性。學術研究若使用日常語言作為關鍵術語,不可避免地會將這些詞語先在的含義、假設與價值判斷帶入學術場域,容易產生混亂和誤解。而且當戈夫曼追求形式化和普遍性的理論時,經驗內容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尤其是不同社會地位以及具體特征上的差異。無論他所用的材料來自剪報、奇聞軼事還是其他類型的虛構編造,它們在結構上都同等重要。但很多主流社會學家無法接受這種對待社會學資料的方式,他們反對較為隨意和雜糅的寫作方式。戈夫曼雖沒有專門探討搜集資料的技術性方法,但在他的很多論著里都可以找到有關研究資料和方法的交代。戈夫曼的概念是以實例為支撐的,它們類似于布魯默的“敏感性概念”,其功能是使研究者對某個問題變得敏感化。在他看來,社會行為科學中沒有一個基本概念是真實的,概念僅是分析工具,當它們的目的完成時便可被丟棄。45

  至于常人方法學者批評戈夫曼的社會學給人以經驗的假象,這其實是形式社會學的重要特征。從表面看,戈夫曼操弄瑣碎的概念與術語,但實質上他從未放棄對形式化理論的追求。就具體的經驗研究而言,戈夫曼不認為自己采取的研究方法是一種固有缺陷,因為對一個基礎性的行為領域而言,“一種松散、試探性的方法要比徹底的盲視強得多”。46羅賓·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認為,恰恰是這些方法論上的“弱點”成就了戈夫曼,47正是基于這些探索性的方法,他才能有新的發現。

  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策略性互動》及《框架分析》里,戈夫曼大量使用頗具個人特色的社會心理學材料。戈夫曼承認資料選擇可能存在代表性問題,但質性研究的代表性本身是一個很難完美達成的標準。研究樣本僅提供其本身的信息,而不是總體的情況,從樣本到總體的推論須謹慎,因為無法確切地知道可推論的邊界。資料來源的擇取與分析方法密不可分,如在《公共場所的行為》(1963)里戈夫曼引用的材料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他在圣伊麗莎白醫院調查所得的經驗材料,另一種是社交禮儀手冊描述的禮節性行為規范。戈夫曼選擇性地采用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材料體現了他的意圖:精神病人未能恰當地控制自己的行為表現(忽略自我形象和個人衛生)與中產階級的社交禮儀規范形成強烈反差。戈夫曼正是通過交互使用這兩種材料,從強烈對比中揭示日常生活中習焉不察的細節,并思考互動行為的結構性基礎。這也可以看出戈夫曼的思維模式,即從無序、失常反觀有序和正常,從細微處探究宏大。

  五、文本的多重理解與誤解

  當面對開放性的學術文本時,每一位研究者都可以從各自的視角進行解讀和闡釋,這種解讀和闡釋與個人的閱歷、立場和知識構成密切關聯。西方學術界對戈夫曼的態度尤為曖昧,在生前大部分時間里,戈夫曼是美國社會學圈里被邊緣化的人物,對他的評價充滿爭議與矛盾,他既被認為是政治激進主義者,又被認為是保守的中產階級衛道士;既被認為是經驗性的實證主義者,又被認為是形式化的理論家;既被認為是唯名論者,又被認為是唯實論者。評論家們質疑戈夫曼的寫作方式和研究方法,批評他的理論、方法和田野資料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瑕疵;

  他提出的概念缺乏理論根基,著作內容較為含糊、經不起實踐檢驗,僅是不連貫的洞見之集合和各種經驗事例的堆砌,它們讀起來瑣碎而散亂,無法構成有機的統一體。伯納德·梅爾策(Bernard Meltzer)等人發現:

  他的研究沒有明晰的理論,但有貌似合理和組織松散的參照框架;對解釋性的圖式無甚興趣,但有嫻熟的描述性分析;幾乎沒有累積性的(經驗)證據,但有啟發式的隱喻、感想、軼事和例證;很少有可驗證性假設的公式化闡述,但有無數啟發性的洞見。此外,我們還發現限定性條件和保留意見的不充分性,因此,(他)對概化的界限缺乏說明。48

  除了持不同立場的學者對戈夫曼的社會學進行批評之外,不同評論者之間的觀點也存在分歧,這里枚舉兩例。第一,關于社會研究的客觀性問題。例如,同樣是關于精神病院與污名的研究,艾略特·弗雷德森(Eliot Freidson)認為戈夫曼具有強烈的道德敏感性,對全控機構中遭受攻擊的自我、被毀壞的污名身份抱有同情心,并產生強烈的共鳴。49而霍華德·貝克爾(Howard Becker)認為,戈夫曼客觀的語言陳述是令人質疑的,他使用中性,甚至是技術性的語言,即使采用某些否定性的詞匯,也缺乏指控的色彩。尤其是在《收容所》(1961)里,戈夫曼用道德無涉的“等級”而不是“統治”或“宰制”來描述全控機構的權威系統。貝克爾抱怨這種技術性的語言特征,認為它使閱讀戈夫曼成為一種“道德上很不舒適的體驗”。50戈夫曼將軍營、修道院與精神病院、監獄和集中營等具有否定性價值判斷的機構歸為一類的做法也引起某些學者不滿,認為它將原本在道德上截然對立或分離的事物同等對待。

  第二,關于戈夫曼能否稱得上社會理論家也存在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戈夫曼并非如很多人認為的那樣,即僅僅是一位敏銳的經驗主義者而缺乏理論建樹。事實上,即使存在某種程度的不一致,戈夫曼的著作仍有著復雜、相對成熟和自洽的理論。吉登斯明確承認戈夫曼是重要的社會理論家,認為他提出了一套研究人類社會生活的系統性方法。在吉登斯看來,戈夫曼的作品映射出他試圖描述和分析的社會生活之日常形式的情境連續性特征。51第二種觀點傾向于認為,戈夫曼的社會學缺乏一種系統性理論,與帕森斯不同,戈夫曼的主要意圖不在于提出邏輯高度一致的系統性理論圖式。例如格雷戈里·史密斯(Gregory Smith)認為,戈夫曼的社會學“展示了系統性的意圖,但卻無意于建構一種體系”。52由于戈夫曼的形式社會學具有新康德主義的傳統,這使他著作中的概念框架集合未能形成關于面對面互動的一般性理論。第三種觀點認為,戈夫曼并非傳統意義上的社會理論家,不應該以是否提出系統性理論框架進行評判。弗雷德森為戈夫曼進行辯護,指出他的貢獻不在于發展出一套系統性的社會學理論,而是對人類意識的貢獻。53因此,試圖從他的著作中尋求抽象和系統的理論違背了他的社會學的精神實質。戈夫曼的跨界研究使人們難以對他進行適當的定位和歸類。在很多人看來,他的研究取向處于社會學與心理學之間。然而對心理學家而言,秉承涂爾干社會學智識傳統的戈夫曼是反心理學的;而對社會學家而言,他的研究又缺乏對社會結構、階級、組織類型和政治制度等宏大議題進行系統化分析。戈夫曼既被看作民族志學者、互動論者,又被視為憤世嫉俗的評論者、冷峻的觀察者或社會理論家。同時,還存在“歐式戈夫曼”和“美式戈夫曼”的分裂,即對戈夫曼進行歐洲式解讀和美國式解讀。54

  有關戈夫曼的爭議還源自對他的誤解,大體而言有四種常見的誤解:第一,盡管關于呈現性/表演性自我的觀念得到了理解,然而它又被再次嵌入到能動性與社會結構的傳統二分法之中;結果,戈夫曼被闡釋為證明了能動性和社會結構之間的傳統對立。第二,戈夫曼關注策略性行動,因此認為他將策略性行動視為行動的基本形式,策略性約束與強制成為互動秩序基本的限制性條件。第三,認為戈夫曼僅僅關注填充在社會結構之中的關于互動協商的各種細節。第四,認為戈夫曼忽略不平等和制度約束等重要議題。55戈夫曼對有關他的批評意見一直反應冷淡。戈夫曼的社會學是開放性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沒有自己的立場,他只是不愿介入此類學術爭論,在很多情況下這些意義是自我澄清的。戈夫曼曾對“符號互動論”的標簽三緘其口,但在《框架分析》以及后來他與費爾赫芬之間的訪談內容被公開發表之后,很少還會有人對他進行符號互動論式解讀。就針對擬劇論的批評而言,其實擬劇視角的內涵是多維的,它不僅強調互動策略與技巧,也注重人際禮儀與互動道德。何況在戈夫曼看來,擬劇論的措辭和舞臺術語僅是權宜性的思維“腳手架”,是認識社會的五種視角之一。他很清楚作為隱喻的擬劇論存在的缺憾,但它遠非事實的全部,“世界并不是一個大舞臺”。56隨著敘述的結束,擬劇論的措辭也逐漸淡化,現實顯露出它原來的面貌。

  最后應指出的是,戈夫曼并非沒有分析或忽略宏觀社會學關心的議題。首先,戈夫曼的社會學不乏關于權力關系的論述,而且這種權力不僅限于微觀互動領域,這尤其體現在他對性別不平等的探討。其次,戈夫曼沒有無視宏觀的結構性要素,相反他認為社會是第一性的,個體在生活世界中的參與卷入是第二性的,并且承認社會學的核心議題是社會組織和社會結構。再次,他還強調不同文化間的異質性問題,在分析談話互動時他認為特定的語境能夠消除非意圖性的行動含義并減少誤解,但它也可能無法擺脫闡釋者的“文化能力”,如詭辯、老練以及修養等。最后,對于行動與結構之間的滲透和轉換關系,戈夫曼以“互動膜”的隱喻加以闡釋,這層薄膜結構涉及一套轉換規則,它維持著與外部環境之間的獨特選擇關系,從而能夠在互動系統內部恰當地處理各種外在的社會特征。57互動膜使互動參與者在紛繁蕪雜和千絲萬縷的世界中能夠專注于當下的互動,即某種相對完整的“活動流”,同時又保護互動邊界,不至于共同在場的互動系統間產生干擾和沖突。互動膜一旦破裂,也是互動系統和情境崩潰之時。交遇的內在動力學與這種使面對面互動選擇性地與外部世界分離開來的邊界維持機制密切相關。正是基于這種觀念,戈夫曼否認互動秩序與結構、制度屬性之間存在某種直接聯系,而是認為這兩者之間存在一種“松散耦合”關系。58

  結 語

  1982年底,由于病情迅速惡化,戈夫曼未能親臨現場發表美國社會學協會的年度主席演講,次年,他的演講稿發表于《美國社會學評論》。在該演講稿里,戈夫曼將自己畢生的學術事業歸結為追尋“互動秩序”。戈夫曼在不同時期關注不同的主題,諸如“自我的生產”,包括自我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以及作為社會產物的自我;與社會地位、權力和表演相關聯的“限制性自我”;“社會生活的本質”,主要通過運用擬劇、儀式和博弈等隱喻進行分析,同時關注社會生活的操控性和道德秩序;以及“框架和經驗組織”。59這些主題都是以互動秩序為導向,可以說戈夫曼給世人留下最珍貴的遺產是他開辟的關于互動秩序的研究,而這種關于互動秩序的微觀研究也可以運用于中國社會的情境,尤其是他探討的互動規則、權利與義務以及“實踐式達成”等理念,我們可以用于解釋人際交往過程中經歷的屈辱與尊嚴、日常生活中的權力展演以及通過舉手投足和身勢語表達出來的攻擊行為與態度等,而這些都是宏觀社會學忽略或難以充分解釋的社會事實。

  反支配性制度的傾向、獨特的修辭與文風、難以概括的社會思想體系以及充滿爭議的方法論取向等,這些因素使戈夫曼的社會學風格無法被效仿和復制,它成為一門藝術,而不是某種可傳授的技術或一套可供按圖索驥的程序。盡管戈夫曼沒有創造某個獨特的流派,但他調和了社會學研究的內容與形式、實質與風格,加深了人們對微觀生活和面對面互動系統的理解。戈夫曼注定不會被世人遺忘,他的學術思想的饋贈形式是一種“現金遺產”,其受贈者可以恰當的方式兌現這種遺產的饋贈。因此,從表面看雖沒有形成戈夫曼學派,但近半個世紀以來,戈夫曼式微觀互動研究卻層出不窮。也許這正是戈夫曼的高明之處:他無視傳統的繼承法則與學術譜系,他的思想及其門徒卻可以自由地穿梭和滲透到不同的學科或門派之中。這是一個真正的無形學派,從這種意義上而言,戈夫曼無愧于微觀互動研究的“無冕之王”。

  注釋

  1.有關戈夫曼的理論思想及貢獻,可參見拙著《歐文·戈夫曼:微觀社會學的探索》,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8年。

  2.Randall Collins,“Theoretical Continuities in Goffman’s Work,” in P.Drew and A.Wootton,eds.,Erving Goffman: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Cambridge:Polity,1988,p.41.

  3.Randall Collins and Rolland Munro,“Exploring the Sociological Re-Imagining of Politics:A Conversation,” The Sociological Review,vol.58,no.4,2010,p.555.

  4.Erving Goffman,“A Reply to Denzin and Keller,” Contemporary Sociology,vol.10,no.1,1981,p.61.

  5.Norman Denzin and Charles Keller,“Frame Analysis Reconsidered,” Contemporary Sociology,vol.10,no.1,1981,pp.52-60.

  6.P.M.Strong,“Minor Courtesies and Macro Structures,” in P.Drew and A.Wootton,eds.,Erving Goffman: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

  7.John Lofland,“Erving Goffman’s Sociological Legacies,” Urban Life,vol.13,no.1,1984,p.18.

  8.Marshall Berman,“Weird but Brilliant Light on the Way We Live Now,” 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27,1972,p.10.

  9.在《框架分析》里,戈夫曼自己也意識到關于個體經驗本質的研究可能在政治意蘊上具有保守性,而且框架分析“不在強勢階級與弱勢階級之間做出區分”,它不關注此類問題。具體參見Erving Goffman,Frame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New York:Harper & Row,1974,p.14.

  10.Erving Goffman,“The Interaction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48,no.1,1983,p.2.

  11.Anne Rawls,“Orders of Interaction and Intelligibility:Intersections between Goffman and Garfinkel by Way of Durkheim,” in Javier Treviňo ed.,Goffman’s Legacy,New York: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3.

  12.Anne Rawls,“Orders of Interaction and Intelligibility:Intersections between Goffman and Garfinkel by Way of Durkheim,” p.219.

  13.Douglas Maynard,“Goffman,Garfinkel,and Games,” Sociological Theory,vol.9,no.2,1991,pp.277-279.

  14.Avery Sharron,“Frame Paralysis:When Time Stands Still,” in Gary Fine and Gregory Smith,eds.,Erving Goffman,vol.3,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0,p.105.

  15.Philip Manning,“Blumer,Goffman,and Psychoanalysis,” in Javier Treviňo,ed.,Goffman’s Legacy,p.170.

  16.Jonathan Glover,I:The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of Personal Identity,London:Penguin Press,1988,p.175.

  17.Gregory Smith,“Ethnomethodological Readings of Goffman,” in Javier Treviňo,ed.,Goffman’s Legacy,p.264.

  18.Erving Goffman,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New York:Anchor,1959,p.252.

  19.Alasdair MacIntyre,“The Self as Work of Art,” in Gary Fine and Gregory Smith,eds.,Erving Goffman,vol.2,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0,p.333.

  20.Jürgen Habermas,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vol.1,trans.Thomas McCarthy,Boston:Beacon Press,1984,p.90.

  21.Black Hancock and Roberta Garner,“Towards a Philosophy of Containment:Reading Goffman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vol.42,no.4,2011,p.334.

  22.Alasdair MacIntyre,“The Self as Work of Art,” p.335.

  23.Black Hancock and Roberta Garner,“Towards a Philosophy of Containment:Reading Goffman in the 21st Century,” p.335.

  24.Encounter是戈夫曼社會學的重要概念,也是他的一本專著(Encounters 1961)的名稱,將它譯成“遭遇”或“日常接觸”未盡其意,本文試譯成“交遇”,以承接其原意。

  25.戈夫曼在博士論文的開篇即寫道:“這是一篇關于談話互動研究的報告。”

  26.Anne Rawls,“Language,Self and Social Order:A Reformulation of Goffman and Sacks,” Human Studies,vol.12,no.1/2,1989,p.157.

  27.Erving Goffman,Forms of Talk,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1,p.1.

  28.Anne Rawls,“Language,Self and Social Order:A Reformulation of Goffman and Sacks,” p.158.

  29.Anne Rawls,“Language,Self and Social Order:A Reformulation of Goffman and Sacks,” p.152.

  30.Anne Rawls,“Orders of Interaction and Intelligibility:Intersections between Goffman and Garfinkel by Way of Durkheim,” p.221.

  31.Emanuel Schegloff,“Goffman and the Analysis of Conversation,” in P.Drew and A.Wootton,eds.,Erving Goffman: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p.101.

  32.Erving Goffman,Interaction Ritual: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New York:Pantheon,1967,p.3.

  33.Helmut Kuzmics,“Embarrassment and Civilization:On Som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Work of Goffman and Elias,” Theory,Culture & Society,vol.8,no.2,1991,p.6.

  34.Michael Schudson,“Embarrassment and Erving Goffman’s Idea of Human Nature,” Theory and Society,vol.13,no.5,1984,p.640.

  35.Avery Sharron,“Frame Paralysis:When Time Stands Still,” Social Research,vol.48,no.3,1981,pp.500-520.

  36.Alvin Gouldner,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New York:Basic Books,1970,p.379.

  37.Erving Goffman,Strategic Interaction,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69,p.145.

  38.Helmut Kuzmics,“Embarrassment and Civilization:On Som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Work of Goffman and Elias,” p.6.

  39.Richard Sennett,The Fall of Public Man,New York:Penguin Books,2002,p.36.

  40.Philip Manning,Erving Goffman and Modern Sociology,Cambridge:Polity,1992,p.2.

  41.Erving Goffman,Frame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p.8.

  42.Michael Schudson,“Embarrassment and Erving Goffman’s Idea of Human Nature,” p.646.

  43.Frank Cioffi,“Stating the Obvious:What Does Erving Goffman Really Tell Us?” in Gary Fine and Gregory Smith,eds.,Erving Goffman,p.98.

  44.Peter Manning,“Goffman’s Framing Order:Style as Structure,” in J.Ditton,ed.,The View from Goffma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0,pp.276-277.

  45.Eliot Freidson,“Celebrating Erving Goffman,” Contemporary Sociology,vol.12,no.4,1983,p.361.

  46.Erving Goffman,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Note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Gatherings,New York:Free Press,1963,p.4.

  47.Robin Williams,“Understanding Goffman’s Methods,” in P.Drew and A.Wootton,eds.,Erving Goffman: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

  48.Bernard Meltzer,John Petras and Larry Reynolds,Symbolic Interactionism:Genesis,Varieties and Criticism,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5,pp.70-71.

  49.Eliot Freidson,“Celebrating Erving Goffman,” p.361.

  50.Howard Becker,“The Politics of Presentation:Goffman and Total Institutions,” Symbolic Interaction,vol.26,no.4,2003,p.663.

  51.Anthony Giddens,“Goffman as a Systematic Social Theorist,” in P.Drew and A.Wootton,eds.,Erving Goffman: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p.251.

  52.Gregory Smith,“Snapshots ‘Sub Specie Aeternitatis’:Simmel,Goffman and Formal Sociology,” Human Studies,vol.12,no.1/2,1989,p.52.

  53.Eliot Freidson,“Celebrating Erving Goffman,” p.361.

  54.Philip Manning,“Credibility,Agency,and the Interaction Order,” Symbolic Interaction,vol.23,no.3,2000,p.285.

  55.Anne Rawls,“The Interaction Order Sui Generis:Goffman’s Contribution to Soci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vol.5,no.2,1987,p.136.

  56.Erving Goffman,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p.72.

  57.Erving Goffman,Encounters:Two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Interaction,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61,pp.65-66.

  58.Erving Goffman,“The Interaction Order,” p.11.

  59.Ann Branaman,“Goffman’s Social Theory,” in C.Lemert and A.Branaman,eds.,The Goffman Reader,Oxford:Blackwell,1997.

作者簡介

姓名:王晴鋒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賽音)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回到頻道首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聯系我們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聯系我們
色窝窝色蝌蚪在线视频网站免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