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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研究視角
2021年07月26日 11:18 來源:《世界民族》2021年第2期 作者:劉燁 字號
2021年07月26日 11:18
來源:《世界民族》2021年第2期 作者:劉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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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馬克思主義是近現代最強有力的、科學的、能夠解釋和關照人類社會民族問題的思想體系。20世紀中后期以來,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對民族問題的研究出現了一個高潮。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我國的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一起,發展和豐富了世界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研究,使之成為一個更加完備、客觀連續、與時俱進的理論構架。從理論的角度來看,在多姿多彩的民族范疇研究當中,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形成了社會歷史、經濟、政治、文化、建構主義等多種闡釋路徑,盡管包含了多樣態的解釋視角,但都共享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可以用“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這樣一個名稱進行統攝,展示出豐富的學術性價值。從現實的角度來看,要探索當代民族范疇的前景,我們有必要從整體上把握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基本格局,以借鑒、吸納、批判的態度進行認識。本文從歷史沿革、闡釋路徑、整體特征、價值意義及其局限等方面觀察、解析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研究視角,力圖在客觀分析、辯證考察、整體把握的基礎上形成一個系統化認知。

  關鍵詞: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民族問題

  在當今世界,民族及其相關范疇的研究可以說是車載斗量、不可勝數,而且新的研究著述也是層出迭現。長久以來,各國思想家都從多學科、多角度對民族范疇進行分析闡述,作為民族范疇研究當中的主要學派,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在連續性、解釋性和科學性上可謂無出其右,從奠基人馬克思、恩格斯對于民族、民族國家的關注開始,到傳統馬克思主義者列寧、斯大林、盧森堡、考茨基等對于民族解放、民族獨立問題的進一步關注與論述,再到當代世界馬克思主義者對民族問題的不斷認識,從而形成了一種客觀連續、辯證發展和整體系統的歷史生長過程。我們要探索當代民族范疇的前景,必須向馬克思求教。作為新時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民族問題的新認識,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既有對經典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繼承與堅持,又有符合新的時代特征的發展與創新,體現出馬克思主義兼容并蓄、不斷發展的強大普適性。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歷經了從傳統到當代的發展,其認識論普遍地適用于民族問題的闡釋,這一點不僅得到了歷史實踐的證實,更得到了現實狀況的檢驗。

  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產生、發展和成熟是一個漫長、持久的過程。從19世紀中葉開始,在《論猶太人問題》《神圣家族》《論波蘭》《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著作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通過分析民族的形成和發展、探討民族壓迫和剝削問題、闡述民族平等和解放原則、揭示階級社會中民族問題的實質,開創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進入20世紀,面對洶涌澎湃的帝國主義巨浪,列寧、斯大林在《關于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論民族自決權》《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等著作中,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將無產階級革命與民族問題相結合進行了新的闡述,尤其是列寧主義的民族理論圍繞民族和殖民地、多民族國家結構、民族自決權等問題進行了諸多探討,使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進一步形成為一個更為系統、科學、整體的理論。在同一時期,盧森堡、考茨基、葛蘭西以及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奧托·鮑威爾(Otto Bauer)、卡爾·倫納(Karl Renner)等人也在領導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提出了各自不同觀念的民族理論,拓展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內涵和外延。而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對舊秩序的沖擊,“1945年之后,各國爭取獨立及反殖民化的運動都和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結為一體”1 。“20世紀30到70年代的民族解放運動,總是呼應左派理論,特別是共產國際的馬克思理論”2,伴隨民族解放斗爭風起云涌,馬克思主義理論在這一時期撒播到了世界上幾乎每一個被統治、被剝削、被壓迫的民族國家。此后,亦即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西方涌現出了一大批以馬克思主義為解釋范式理解民族、民族性、民族國家、民族主義的思想家,其代表人物有:米洛斯拉夫·羅奇(Miroslav Hroch)、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霍勒斯·戴維斯(Horace Davis)、湯姆·奈恩(Tom Nairn)、邁克爾·赫克特(Michael Hechter)、伊恩·卡明斯(Ian Cummins)、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沃克爾·康納(Walker Connor)、羅納爾多·穆克(Ronaldo Munck)等,他們在秉承、發揚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構建出不同闡釋視角的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共同型構了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體系。

  關注民族的生存與發展、理解民族國家的存在本質、闡釋民族主義和民族認同的基本目標和現實考量是現代哲學思考中的基本問題。民族、民族國家、民族主義等問題作為現代世界十分復雜的、極富爭議性的范疇,已然在當今西方馬克思主義學界形成了令人眼花繚亂的分析論爭,呈現出多種闡釋路徑的理論觀點。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涵蓋了社會歷史、經濟、政治、文化、建構主義等多重研究視角,盡管包含多重分析角度,但都可以歸屬于“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范疇。因此,有必要對其進行系統的哲學探討,考察其理論成就,挖掘代表性學者的典型性和獨創性。

  一、歷史主義視角

  從歷史主義視角界定民族及其相關概念是一種具有普遍性、與人類社會發展狀況相契合的分析方法。這種視角強調民族范疇的歷史本原,重視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性,并注重兩者在群體凝聚和國家創立中所起的作用。在這一視角中,民族范疇都是歷史循環進化的產物,它們能夠根據具體的歷史時期和社會狀況進行階段性的劃分,代表人物為捷克歷史學家米洛斯拉夫·羅奇和英國新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

  羅奇在《歐洲民族復興的社會先決條件》中運用量化的社會史分析方法對民族、民族認同和民族運動作了系統研究,他強調歷史發展當中民族的主體作用,指出在碎裂的社會里,族群認同起到一種凝聚作用,因為“當社會崩倒,民族便起而代之,扮演人民的終極保鏢”3。他認為,“民族的概念是歷史起源的社會現實的一個組成部分。”4從具體的歷史范疇和社會關系出發,他指出,“民族是一個大的社會群體,其特點是幾種關系(經濟、領土、政治、宗教、文化、語言等)的結合。”5 現代民族的形成離不開民族意識的增長和民族認同觀念的增進,“現代民族……存在的先決條件是越來越多的人將自己視為其成員,并自我認同”6 。只有整個群體對自身這一“界限明確的復合體”產生強烈的感情,成員之間形成穩定的關系,加之共同的歷史、文化、政治等社會背景,民族才能出現。羅奇寫道:“如果沒有民族認同觀念的傳播和屬于一個民族的積極價值,民族的形成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是因為早期歷史上根深蒂固的文化(族裔)關系、共同的歷史經歷、某些政治制度或制度化的社會和文化關系,那么民族的鼓動就不太可能成功。”7 可見,人民大眾對于民族群體的歸屬感、認同感和忠誠熱愛的情感意識是現代民族的建構基礎。由此出發,羅奇形成了“三階段”民族運動理論:階段A,一些精英分子積極投入學術性的研究和調查,了解本身族裔群體的語言、歷史和文化特性,但目的不在于煽動愛國熱情,或是設定任何政治目標。“學術活動的自然延伸遲早會讓受過教育的精英得出結論:一個族裔共同體的成員(一個國家的公民)需要被鼓勵去擁抱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和一個新的民族認同的理念。”8 階段B,一批行動主義者出現了,他們會想盡辦法贏取族裔群體的支持,實現建立民族國家的計劃。“在階段B,民族運動的傳播與社會交往和流動性的發展是手拉手的”,“高社會流動性為階段B的民族運動接受愛國計劃提供了有利條件”,同時“社會交往,作為一種傳遞現實信息和數據以及植入態度和本能反應的過程,在現代社會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也在民族運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9 ,兩者相結合,共同推進了民族運動在這一歷史階段的發展。階段C,當民族意識成了多數人的主要關懷時,群眾運動便會形成,也唯有在此一時期,才有可能出現完全的社會結構。只有當民族鼓動在大眾層面取得決定性的支持時,他們通往現代民族的道路才是不可逆轉的。“一旦民族認同被大眾接受,它就變成了一種‘物質力量’。直到階段C——當一場大規模的民族運動發生時,民族政治計劃通常才會形成或變得與眾不同。只有在一個民族共同體建立了一個完整的社會結構,以及民族運動獲得了政治自治或獨立之后,我們才可以談論最終的成功和民族運動的結束。”10 換句話說,階段C的大規模民族運動使民族共同體的社會結構得以最終型構,民族國家自此形成,民族運動也告一段落。

  霍布斯鮑姆“始終堅持要將個人的非歷史信念加以屏除”11 ,他在《傳統的發明》《民族與民族主義》等著作中梳理了民族、民族主義的發展歷史,指出正是人民大眾對征服者、統治者及壓迫者的不滿和憤懣使得爭取解放的民族運動在整個世界范圍內蓬勃發展,“‘民族’以及相應的民族活動都應該納入國家體制、行政官僚、科技發展、經濟狀況、歷史情境與社會背景下進行討論”11 。他從世界歷史入手分析民族問題,認為民族的概念“根源于特定地域,成長于特殊社會背景,成型于既定歷史時空。因此,必須將‘民族’的概念還原至這些歷史現實中來進行討論”11 。由此,霍布斯鮑姆將民族主義還原到歷史運動中去,將其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法國大革命到1870年,民族主義萌芽。“在法國大革命與美國獨立革命時代,民族便和‘人民’及國家密切相關,于是‘民族國家’和‘合眾國’的呼聲響徹云霄。”11 正是從“革命的年代”(1789—1848年),“民族”開始被應用到世界政治體制之中,民族國家作為最有效的政治體系壟斷了權力、法律、政治行動和政治制度,并大幅改寫了歐洲的版圖,群眾的、公民的、民主的政治民族主義產生。第二階段,1870年到1918年,民族主義發展轉型。“當時歐洲社會正在經歷的三大巨變,促使那種基于想象多過根據實情所建構出來的民族共同體一一誕生”12 。通過“把民族與語言問題合并思考”,霍布斯鮑姆提出了“語言民族主義”的概念,并以此指稱這一階段基于語言屬性而建立起來的民族認同。第三階段,1918年到1950年,民族主義最高峰。這段時期民族主義與左派緊密結合在一起共同對抗法西斯主義的侵襲。霍布斯鮑姆感嘆道:“若說19世紀的‘民族原則’曾經在人類歷史上大獲全勝,那顯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12 此后的三十年,“反法西斯的民族主義,除了與民族沖突有關之外,也與社會沖突緊密聯系,這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愈來愈明顯。……在反法西斯的戰斗中,民族勝利與社會革命都是不可分的。”13 第四階段,20世紀晚期,民族主義式微。霍布斯鮑姆認為,這一時期東歐劇變、蘇聯解體雖然為世界增加了十六個民族小邦,但是“現今的民族主義已呈衰微之勢”12 。此前的民族主義是歷史變遷中的主要事實,但是“隨著民族國家的式微,民族主義也會逐漸消失”12 。

  二、建構主義視角

  這一視角的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從民族范疇的社會建構特征著手分析,認為民族與民族主義是現代化社會形態的產物,“民族的產生應歸于‘被創造出來的傳統’,這些‘傳統’是社會工程的產物”14 。代表人物為美國左翼學者霍勒斯·戴維斯和在當今世界同享盛名的政治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新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佩里·安德森兩兄弟。

  戴維斯在《探索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理論》一書中從民族、民族集團、民族主義等相關概念的原理研究出發,追溯社會主義民族國家的相關歷史經驗與現實狀況,對民族主義與社會革命的關系進行分析。他強調馬克思主義對于理解民族問題的重要作用,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是最具科學性和邏輯性的理論體系,同時,他也看到了民族范疇在馬克思主義當中的重要性,“對于列寧和馬克思來說,國家理論,尤其是民族主義,都顯得非常重要”15 ,“對于包括馬克思主義者在內的今天的人們來說,民族國家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不能沒有它”15 。戴維斯認為,迄今為止,將民族主義融入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嘗試寥寥無幾,且不令人滿意。他希望借由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解釋當今世界范圍內的民族主義現象,他寫道:“民族主義動機在二十世紀的社會劇變中所扮演的角色必須被關注并與其他運動相關聯。我們絕不能忘記孫中山的格言:民族主義(與民主和社會主義一起)是當今三大運動之一。”15 關于民族的產生與定義,戴維斯指出,“民族不會自己創造自己;它必須被建造”15 ,民族的產生是具有建構性的,是現代社會的產物。“民族主要以三種方式形成。首先,它們可能是由國家形成的。……第二,民族是在反抗外來壓迫的斗爭中形成的。……民族形成的第三種方式是首先實現文化團結,然后是這種團結的政治表達。”16 他對民族的定義是:“民族總是有(1)特定的領土;(2)確定的最小規模;(3)某些整合(集權化、相互依存);(4)作為一個民族的自我意識。”17

  進而,戴維斯考察了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民族國家、民族主義的關系問題。在他看來,“國際主義,在馬克思主義的原始意義上,與反帝國主義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持是相當一致的,特別是如果這些民族解放運動是朝向社會主義的”18 。民族解放運動是民族國家實現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有效途徑,“民族解放運動是最符合邏輯的……對抗殖民和半殖民地的壓迫的手段,所有馬克思主義者都必然同意我們必須要對這樣的壓迫進行反抗。對于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民族主義有時顯然是理性的”13。他強調,馬克思主義者要將民族主義融入社會主義和階級斗爭當中去,“對于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參與反對經濟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是不夠的;他們必須繼續高舉社會主義的旗幟……馬克思主義者必須重新將自己定位于斗爭的新的性質當中,它首先往往是民族主義,而非其他。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他們將繼續發揚列寧的精神,因為列寧采取了關鍵的步驟——將民族剝削和階級剝削結合起來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組成部分。”13 正如日本學者石田政治的評論所言,“反對一切剝削和壓迫的精神,貫穿在(戴維斯的)全書之中”19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著名的《想象的共同體》一書中通過復雜而細致的比較史、歷史社會學、文本分析方法以及“廣泛的馬克思主義的視角”20 ,建構出一個一般性歷史論證,即民族是想象的政治共同體,印刷資本主義使得民族得以通過線性的時間而運動。民族的這種由群體想象、創造出來的邊界意識和身份認同恰恰體現了其建構性特質。本·安德森指出,“民族被想象為擁有主權”21 ,在啟蒙運動與大革命的時代,民族夢想成為自由、自主、自決的,其衡量尺度與象征就是主權國家,因此,民族這一想象的共同體總是以民族國家為旨歸。本·安德森對民族主義的解讀是:“當某一自然領土上的居民們開始感到自己在共享同一命運,有著共同的未來,或當他們感到被一種深層的同道關系聯系在一起時,民族主義便產生了。”22 可見,民族主義是被共同的認同力量創造出來的,這種忠誠感、同志愛將所有的民族成員無差別地容納在一起,構建了現代社會當中真實、有效、復雜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和運動。本·安德森不僅強調民族情感對于民族主義建構的重要影響,也看重社會發展對于民族主義產生的促進作用。在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上升階段,民族主義有一定的進步性,它不僅具有反封建主義、反帝國主義的功能,還具有激發民族革命和解放運動的作用。本·安德森分析了以民族、民族主義為基礎的國家建構,認為世界現代歷史正是由構建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這一具體的過程組成。他寫道:“民族—國家地位……被認為代表了想象的家園與想象的家園主人的一種新發現的結合,并通過有組織地運用它的政治權利和經濟資源,確保那一結合的穩固。”23 也就是說,民族國家來源于群體與個體意志的結合,按照其“想象”,民族國家的合法地位體現為自由行使自身的政治權利、自主支配自身的經濟資源而不受外來力量和威權的干預,并通過這兩者確保民族國家政權的穩固。由此,本·安德森“描繪出民族開始被想象,以及一旦被想象之后,又如何被塑模、改編和改造的過程”24 ,在他那里,民族、民族主義、民族國家的現代主義建構性是不言而喻的。

  佩里·安德森作為當代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一,也十分關注民族問題,他指出,“在工業軍備和學術研究的新世界里,民族特性已成為競爭大國重要理論論述的對象”,“即使在今天標志著歐洲資本主義的高科技消費和國際一體化的世界里,作為政治生活的動力的民族激情也是永恒的”25。在《民族國家和民族認同》一文中,佩·安德森指出,多樣性和連續性是人類共同的結構,它們應該作為民族意識形態的固定點。他認同安東尼·史密斯關于“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將基本的神話素(mythemes)改寫成了自己的‘詩意空間’或‘英雄記憶’形式”的觀點,這種“改寫”正是一種民族的后天建構方式,即“民族自我意象的創造物”25 。在此基礎上,佩·安德森重點分析了“民族特性”和“民族認同”兩個概念,他認為,民族特性是全面的、無須參照的和客觀的狀態,而民族認同則是主觀的、選擇性的、更強調自我意識的存在,他寫道:“如果民族特性被認為是一種固定的性情,民族認同就是一種自我意識的投射。”25 不難看出,對于佩·安德森來說,民族認同與心理上的自我意識歸屬關系密切,它通過主觀要素表現出來,“民族認同就是假設這樣的偽裝:融合事實和理想、易變和永恒”25 。民族認同是個體從屬于特定群體的標志,其產生過程是建構性的,是事實與理想、變與不變的綜合型構,因而在其不斷的發展和建構過程中,“一個民族的存在只能以永遠尋找自己為代價,永遠朝著其邏輯發展的方向轉變,不斷檢驗自己與他者的對抗,用最好的、最本質的一部分來認同自己”25 。

  三、社會經濟視角

  這一視角的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強調從社會經濟角度對民族相關概念進行探討,認為在當今資本擴張、工業發展的經濟型社會,民族問題體現了現代世界的社會經濟機制,每個民族國家都在尋求自身的經濟繁榮和利益最大化,因此,投射在民族共同體上即是不同發展狀況的民族國家對世界經濟不均衡發展的差異態度和表現,代表人物為英國新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湯姆·奈恩和同為新馬克思主義信徒的美國社會學家邁克爾·赫克特。

  在《不列顛的瓦解》《民族主義的面孔》等著作中,奈恩從唯物史觀的社會經濟視域出發,認為民族、民族主義、民族國家是伴隨著世界歷史和社會情境的繁復變化而產生的。民族主義是現代性社會新興經濟因素的產物,是資本主義主導下世界政治經濟不均衡發展的后果,是社會形態從傳統發展到現代的必然環節。正是現代工業主義、資本主義的日漸強大和不斷擴張催生了民族主義,他寫道:“民族主義,一個特定的社會政治形式的強迫的必需品,自然地來自這些新的發展條件。”26 奈恩分析民族范疇的核心概念是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的“不均衡發展”理論,在他看來,工業革命給整個世界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生產力飛速發展、物質極大繁榮的同時,也導致了帝國主義掠奪、暴力戰爭橫行、殖民侵略擴張等可怕后果。帝國主義是“發達對不發達地區不可抗拒的、變形的沖擊”27 ,民族主義進而作為對此沖擊的抵抗而出現,“在本質上是對強制執行的‘不發達’困境的一種反應”28 。民族主義的產生、發展和進一步擴散離不開資本主義的工業化、現代化和全球化,究其根本就是新型社會經濟因素下的世界政治經濟機制。民族主義并非必然是民間傳說、文化傳統、風俗習慣的民俗學構建,也并非必然是主體的忠誠、情感與認同,但必定是世界政治經濟機制的反應以及現代歷史當中最首要、最嚴峻的不均衡性事實的映射。奈恩認為,“哲學思考的真正基礎是圍繞經濟發展的復雜問題”。29 在世界政治經濟機制的畛域內,民族國家間不均衡發展的真實情境赤裸裸地呈現在當代國際關系之中,使民族、民族國家、民族主義等一系列問題愈發復雜難解,并持續支配這些問題的未來走向。

  赫克特的《內部殖民主義》《遏制民族主義》等書試圖解釋的對象是族裔沖突與同化問題,他認為“社會同化論”的“擴散模式”是一種過度樂觀的社會變遷模式,實際的、真實發生的是“內部殖民模式”。隨著工業資本主義不均衡浪潮的滌蕩,必然會將社會群體劃分為先進、發達的和不先進、落后的兩種群體,核心的發達地區會從政治和經濟上支配和剝削邊緣的不發達地區。“邊緣地區的經濟對國際市場的價格波動相對敏感。投資、信貸與薪資的決策都以核心地區唯命是從。由于這種經濟上的依賴,邊緣地區的財富必然落后于核心地區。”30 而伴隨著資本主義不均衡發展的越發嚴重,不先進的、邊緣地區的民族越容易進入一種團結的狀態,再疊加上文化差異所引發的社會情感,必然會產生要求獨立、發展的斗爭。赫克特認為,民族主義作為“一種具有兩面性的事物,所以通常只能按類型對其進行分類”31。他將民族主義分為四種類型,即國家建設民族主義(state-building nationalism)、外圍民族主義(peripheral nationalism)、領土收復民族主義(irredentist nationalism)以及統一民族主義(unification nationalism)。雖然同情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斗爭,但是赫克特仍希望可以遏制民族主義,因為在他看來“太多的生命假民族主義之名被犧牲了”32 ,作為當今世界一股極為強勢的力量,“暴力常常是民族主義沖突的副產品,因此,人們普遍希望遏制民族主義的這一面”33。他認為,現代社會民族認同的式微似乎是不太可能的發展傾向,因此,要遏制民族主義的極端行為,就要從降低不同民族群體的主權要求和建立“非直接統治”上入手。他寫道:“有時候一些更加重要的公益產品會勝過主權。其中之一就是經濟福利。盡管主權可以為民族群體成員提供自決,但是,對自身經濟福利的關心可能會產生抵消作用。融入一個幅員遼闊、經濟充滿活力的國家會給外圍民族帶來經濟和政治上的豐厚利益。”34 可見,只要給予群體足夠的經濟平等和利益共享,民族主義的暴力、沖突就會自然而然地被遏制,民族主義的產生與遏制歸根結底都是共同體在經濟層面的博弈。

  四、社會政治運動視角

  這一視角的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側重于解讀社會政治運動對民族范疇的作用。在此闡釋路徑中,“‘民族主義’這一術語用來指尋求或行使國家權力并以民族主義的論點為這種行動進行辯護的政治運動”35。民族國家政治統治的正當性來自民族主義為群體所做出的政治選擇,即擁有自己獨立自治的國家,以及在此國家中自主地行使權力,代表人物為澳大利亞學者伊恩·卡明斯和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

  卡明斯在《馬克思恩格斯與民族運動》一書中,追溯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其所處時期民族運動的態度和理念。他寫道:“正像《共產黨宣言》的作者們宣布的那樣,‘工人沒有祖國’,歐洲經歷了著名的‘人民全盛時期’。在這種情況下,雖然他們在尋求用階級斗爭來解釋歷史的時候,認為階級斗爭的最終影響要比那種較為短暫的民族范圍斗爭的影響大得多,他們還是不得不把注意力轉到那時發生的民族斗爭上去……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的關系有時是一致的,有時卻顯然是對立的。”36 可見,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民族愿望和社會主義事業并不總是齊頭并進,但是他們仍十分重視歷史發展中的民族運動,認為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要同民族的革命運動建立聯盟關系。“由于人類沿著橫向線劃分為階級,又沿著縱向線劃分為民族,因此,一定的階級在特定的情況中的行為幾乎不可能不受他們民族環境的特殊性的影響。”37 民族因素對于社會運動的影響是必然的,“民族自決的事業和農民、無產階級的利益是互相關聯的”38。卡明斯從馬克思對波蘭民族運動的闡釋證明了民族運動對于實現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重要作用。“無產階級的國際運動只有在獨立民族的范圍內才有可能。……每一個波蘭的農民或工人,一旦從自己的閉塞狀態中覺醒起來參加為共同利益而進行的斗爭,首先就會碰到存在民族壓迫的事實……排除民族壓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發展的基本條件。”39 民族解放運動給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資本主義以沉重打擊,這一關系民族存亡的社會抵抗運動是一切發展的前提條件,民族運動舉起了“解放”“自由”“獨立”“平等”“民主”等現代價值觀念的旗幟,使得廣泛的民族解放運動在19世紀末開始成為主要的歷史趨勢。此外,卡明斯指出民族獨立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必經之路,“民族獨立為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提供了骨架……就經濟而言,社會主義社會和它的資本主義前驅的區別,不僅僅是在于財富和資源的更公平的分配。更重要的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將顯示出它有能力去組織一個更合理的生產體系,這種生產體系有為全社會提供更為豐富的產品的力量……在馬克思看來,社會主義辯證地,注定地是資本主義的繼承人,而資本主義則是一種在它創造的許多事物中,也創造了自己的掘墓人的制度。”40 可見,從社會形態的歷程來看,民族解放運動是民族獨立的必要前提,民族獨立是民族國家建立的先決條件,民族國家的發展主要體現為經濟領域的不斷前進,而經濟的發展最終會導向資本主義的終結和社會主義的實現,而在這一最終階段人類也已經超越了民族的界限,可以說,民族解放運動就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

  吉登斯的《民族—國家與暴力》一書解讀了民族國家的演變過程,他認為,“民族—國家”作為新型的社會政治體制,是伴隨著現代資本主義與工業主義的高度發展而產生的。在新的民族—國家階段,主權觀念進一步發展,現代民主多元政治形成,作為權利集裝器的國家具有高度集權的行政力量。民族—國家的出現,一方面,讓民族主義情感、民族認同與國家邊界復合起來,另一方面,也會激發消極的、非理性的、極端的民族主義。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使得民族主義情感明顯戰勝了國際主義,引起了深刻的社會變革和世界秩序改變,整個世界體系廣泛的軍事化過程將歐洲民族—國家體系轉變成了全球民族—國家體系。“民族—國家存在于由他民族—國家所組成的聯合體之中,它是統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對業已劃定邊界(國界)的領土實施行政壟斷,它的統治靠法律以及對內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維護。”41 作為19世紀至今的一種無可抗拒的政治形式,民族—國家的發展必然地與科學技術研究、軍事工業化、武器開發等結合起來。然而,軍事力量的極大發展并沒有給世界帶來安全感,反而是對立、威脅和恐懼,那么我們如何才能避開一個在不遠的將來籠罩著毀滅無遺的陰影的世界呢?吉登斯的答案是,“將社會改革的物質可能性與烏托邦要素結合起來”42 ,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判原理,對軍事工業化情境中的武裝力量進行控制,進而“規范地建構(烏托邦式)‘美好社會’模型”43 。

  五、社會文化視角

  這一視角的民族理論家將民族狀況與社會文化發展緊密聯系起來,認為現代民族國家主權的有效行使,不能僅依靠權力組織和暴力機構,更要依賴自身特定的文化結構來聚合人民。在現代民族國家當中,要通過民族主義來黏合工業化之前相對離散的社會文化,進而通過以語言為基礎的民族文化傳播對民族國家的熱愛及忠誠,并使其持續地傳播,代表人物為同是英國新左派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家的特里·伊格爾頓和斯圖亞特·霍爾。

  伊格爾頓在《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一書中指出,“民族身份對政治的影響往往大于階級”44 ,馬克思主義者一直以來都是反殖民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領頭羊,他們所倡導的革命運動并沒有囿于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運動,同時也支持各個民族國家的解放與自治。“布爾什維克掌握政權后聲明殖民地人民擁有自決權。……列寧是第一個把握住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意義的政治理論家。……他堅持認為民族解放并非一種沙文主義情緒而是一種激進的民主方式。……‘早在印度獨立三十多年前和非洲解放運動開始的四十多年前,(列寧)就已經將反帝民族運動作為全球政治的一個重要因素并形成了相關的理論。’”45 民族是當代世界政治的重要范疇,馬克思主義從來都站在被壓迫、被剝削群體的一方,應當繼續發揚列寧關于民族解放斗爭與民族自決權的正確認識,肯定反帝國主義民族運動的積極意義。在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對民族解放運動的巨大作用后,伊格爾頓進一步在《民族主義:反諷與關懷》一文中從自我反諷性入手對民族主義進行解讀,他認為,“民族主義……在這個意義上,就像階級。去擁有它,去感受它,是終結它的唯一方法。……民族主義如同階級,似乎也陷入了一種不可能的反諷之中。至少對卡爾·馬克思來說,人們有時會忘記社會階級本身就是一種異化形式……他相信要去除這種異化,我們必須走過階級,而不是繞過階級,必須以某種方式徹底穿過它,并從它的另一端走出來”46。伊格爾頓將民族主義與階級進行了類比,認為民族主義像階級一樣有著與生俱來的自我反諷性,這種反諷性在他的解讀下從文學修辭走向了哲學運用,要克服這種自我反諷性,只有認同并參與其中,因為主體無法直接擺脫或跳過階級或民族的范疇,所以消除階級分化和民族劃分的唯一辦法就是成為其中的歷史組成部分,合理、科學地“穿越”這兩個范疇。“社會階級如同殖民主義,是一種關系,一旦那些政治關系被消除,一個階級或民族就不能作為某種共同的自我認同的實體而存在。”47 可見,在伊格爾頓看來,只有通過民族主義才能實現國際主義,最終的無階級、無民族的共產主義共同體只有通過階級的、民族的社會才能夠達至,“所以任何解放政治必須從特殊性開始,但是也必須跨越特殊性”48。

  霍爾以《文化認同與移民社群》《族性:認同和差異》等文章構架了自己對民族、族性、認同的文化解釋體系,他指出,民族認同是一種透過大眾文化的制作與再制作,要由文化與歷史的“對談”來確定。他把認同與社會文化的一般狀況相結合,指出文本要“重讀”,意義要“重建”,因為每一個“文本”的“敘事”都可以有很多種解讀方式。在全球化的世界當中,民族認同處于一種既被侵蝕又被加強的矛盾狀況,全球大眾文化“一方面放任差異,另一方面用更龐大的框架體系來吸納、征服差異文化”49。他寫道:“認同不像我們所想的毫無疑義,可以一目了然。與其將認同視為一種以新的文化習俗為代表的已完成事實,不如將它視為一種‘制作’,一種一直處于進行中永遠沒有殺青之時,并且由內部自我調整(非由外部塑造)的演出。”50 在霍爾看來,認同并非不可改變的,而是不穩定的身份識別方式。此外,霍爾還提出了獨具特色的“族裔散居認同”理論和“新族性認同”理論,他指出,那些從殖民地遷移到核心發達宗主國的移民,其實踏上了一條走向后殖民、后奴隸時代的不歸路,他們離開故鄉的遷徙使得他們切斷了與原初母體的臍帶,而在所遷入的核心發達國家又體驗了另—種邊緣、分裂和異化,因此,移民實則是一種雙重邊緣化的過程。這種雙重邊緣化同時也賦予了移民主體獨特的、新的認同體驗,產生了基于差異性和多樣性的族性政治,他這樣寫道:“身份不在于發現過去,而在于構建未來”51;“我們正開始看到這樣一個新族性的概念的建設:一種新的文化政治,參與而不是抑制差異,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取決于新族裔身份的文化構建”52。

  六、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整體特征、價值意義及其局限

  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面對新的時代背景和社會狀況,對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做出了繼承、發展、創新,也包括一定程度的批判。雖然,他們從不同研究視角出發來理解民族問題,但都具有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思想特點,其整體特征有四:

  1.現代主義的認識方法。

  在當代西方民族范疇的研究領域,主導的解釋范式包括現代主義、原生主義和族群—象征主義,其中尤以現代主義為核心并產生了普遍的影響,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家基本都歸屬于此。他們普遍相信民族范疇所固有的現代性本質,并共享這一信念,雖然他們對民族相關概念的研究視角有諸多差異,但都將其與實際的社會發展過程相關聯,構架現代主義的思想體系。

  2.唯物史觀的理論視域。

  在20世紀中后期成長起來的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普遍經歷或部分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反法西斯運動、二戰后的民族解放斗爭,以及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等歷史性事件,他們的理論深受國際政治和世界局勢的影響,具有很強的歷史帶入感和使命感。他們把民族、民族主義、民族國家看成展開的、活生生的書本進行分析解讀,對現代人類所歷經的重大事件中的民族因素做出了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不同認識。

  3.辯證批判的分析態度。

  民族作為社會群體單位,意味著一種整體性的歷史敘事,因此不僅要統攝縱向的歷時性還要兼論橫向的共時性,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將兩者關聯起來,從辯證認識和理性批判的角度出發,不僅展開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批判,理性認識民族主義非理性的一面,客觀看待民族訴求、民族意識、民族情感在現代社會產生的兩面性作用,也在此基礎上認識傳統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一些不符合現狀的、稍顯過時的理論,將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進行基于真實狀況的發展和創新,打破以往囿于階級分析和僅將民族作為資產階級產物的傳統認知,符合民族范疇的現代發展狀況,在某些方面發展和超越了傳統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

  4.超越資本主義的理想社會預設。

  和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一樣,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總是抱持著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態度,希望借由民族斗爭來推動民主、解放進程。這里有必要區分其兩種訴求,一種明確提出或暗示了要通過對資本主義的革命來實現社會主義民族國家的轉向,另一種則僅僅批判了資本主義的剝削本質,但并未闡述所要達至的理想社會。他們從自身所處的發達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基本情況出發,其理論為了解決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特定現實問題而建構,因此其中的一些觀點表現出一定的時代特殊性和地域限定性。

  總體來看,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有積極的意義。一方面,其科學發展的歷史過程體現出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時代性、多元性與包容性。我們知道,“(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是惟一的唯物主義的方法,因而也是惟一科學的方法”53 ,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深受歷史唯物主義的影響,注重理論與時代的真切聯系,反映出馬克思主義理論建構的時代性價值。其理論解析既講求宏觀分析的歷史縱深和時勢交互,又具有微觀分析的邏輯脈絡和翔實佐證,形成了不同研究視角的思想觀點,展示出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的多元性價值。而在具體的理論分析中,各種視角以及不同理論家之間存在諸多差異,甚至有許多針鋒相對的批判言論,這種對民族問題的不斷積極探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兼收并蓄的包容性價值。

  另一方面,其與時俱進的理論體系展示出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前沿性、開放性與創新性。作為當今世界的熱點問題,民族范疇一直是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的關注焦點,基于對經典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承襲與發展,他們將馬克思主義與民族理論融合在一個解釋框架內,進行具有創造性、合理性、有效性的理論構架,充分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永恒發展的前沿性價值。恩格斯曾經說過,“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54。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家作為馬克思、恩格斯的繼承者,在理論觀點、研究路徑等方面進行獨具特色的創新和發展,通過新的實踐繼續延展著馬克思主義的開放性價值。他們秉承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立場,積極、能動、辯證地認識當代世界民族問題,其現代主義的認識方法、唯物史觀的理論視域、辯證批判的分析態度和超越資本主義的理想社會預設的整體特征是跟隨時代發展所不斷進行的創造和完善,對于當代民族問題的解答以及實現人的自由、平等、解放有創新性價值。馬克思早就告訴我們:“新思潮的優點又恰恰在于我們不想教條地預期未來,而只是想通過批判舊世界發現新世界。”55“我們是從世界的原理中為世界闡發新原理。”56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正是這一精神的踐行者。

  盡管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具有多重正向價值,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其理論仍存在一定局限。一方面,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主要是從其處于的發達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現實出發,是為了解決資本主義與民族范疇之間的特定問題而建構的,因此其理論方法有著必然的對象限定性和地域特殊性。直接的后果就是,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由于受到其理論家自身的身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自身所處的環境——發達資本主義民族國家,以及想要達成的目標——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現社會主義的民族共同體的約束而受到了限制。在超出發達資本主義的范疇,其理論就略顯無力。雖然許多代表性學者也詳細探討了如何在邊緣不發達的民族區域實現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但仍無法避免地表現出他們作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階級局限性、所處帝國的地域局限性以及現行資本主義主導社會的時代局限性。另一方面,追求對傳統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創新發展而導致的理論局限性和主觀片面性。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從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范疇出發,探討歷史運動的民族主體問題,分析民族與階級的地位,闡釋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及歷史作用。然而,在具體的某些理論探索中,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家以“修正”“批判”的角度進行創新性解讀,剖析馬克思主義在現當代社會中對民族問題解釋的某些忽略和缺陷,比如霍布斯鮑姆認為列寧式民族自決論無法為21世紀提供解決辦法,奈恩認為馬克思主義在民族主義問題的闡釋上是“缺失”的,赫克特在對群體認同的分析中將民族主體放在階級主體之前,卡明斯質疑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歐洲中心論者等,表現出他們未能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某些相關論述,低估了馬克思主義在社會進程中的發展與進步,在某種意義上削弱了馬克思主義的張力。因此,在看待、評析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多種研究視角時,我們既要肯定和發展其理論探索精神,又要從其理論模式中走出來,結合實際狀況,形成符合自身特點的、在地的民族理論。雖然與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系相比,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仍有許多局限,但是無論怎樣,他們實現了一種馬克思主義式的民族理論的延伸,為我們理解現代民族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理論分析的方法,這是難能可貴的。

  注釋

  1.[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5頁。

  2.[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第146頁。

  3.轉引自[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第167頁。

  4.Miroslav Hroch,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3.

  5.Miroslav Hroch,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pp.4-5.

  6.Miroslav Hroch,European Nations:Explaining Their Formation,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15,p.496.

  7.Miroslav Hroch,European Nations:Explaining Their Formation,pp.496-497.

  8.Miroslav Hroch,European Nations:Explaining Their Formation,pp.504-505.

  9.Miroslav Hroch,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p.183.

  10.Miroslav Hroch,European Nations:Explaining Their Formation,pp.80-81.

  11. [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第12頁,第10頁,第8頁,第17頁。

  12. [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第105頁,第128頁,第143頁,第159頁,第184頁。

  13.[英]安東尼·史密斯著,葉江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3頁。

  14. Horace B.Davis,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New York and London:Monthly Review Press,1978,p.1,p.8,p.3,p.12.

  15.Horace B.Davis,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pp.8-9.

  16.Horace B.Davis,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p.8.

  17.Horace B.Davis,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p.18.

  18. Horace B.Davis,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p.22,pp.245-246.

  19.[日]石田政治著,林茂森譯:《〈探索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理論〉一書評介》,載《民族譯叢》,1982年第1期。

  20.Benedict R.O’G.Anderson,Language and Power:Exploring Political Cultures in Indonesi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p.10.

  2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頁。

  22.[英]B.安德森著,少輝譯:《民族主義的現在和未來》,載《天涯》,1999年第4期。

  2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甘會斌譯:《比較的幽靈:民族主義、東南亞與世界》,譯林出版社,2012年,第82—83頁。

  24.[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第136頁。

  25. Perry Anderson,“Nation-States and National Identity”,London Review of Books,vol.13,no.9,9 May 1991.

  26.Tom Nairn,The Break-up of Britain: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London:NLB,1977,p.334.

  27.Tom Nairn,The Break-up of Britain: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p.342.

  28.Tom Nairn,“Scotland and Europe”,New Left Review,I/83,January-February 1974,p.69.

  29.Tom Nairn,The Break-up of Britain: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p.358.

  30.Michael Hechter,Internal Colonialism: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1536-1966,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pp.9-10.

  31.[美]邁克爾·赫克特著,韓召穎等譯:《遏制民族主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7頁。

  32.Michael Hechter,Containing Nation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Acknowledgements vi.

  33.[美]邁克爾·赫克特著,韓召穎等譯:《遏制民族主義》,第36—37頁。

  34.[美]邁克爾·赫克特著,韓召穎等譯:《遏制民族主義》,第145頁。

  35.John Breuilly,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3,p.2.

  36.[澳]伊恩·卡明斯著,柯明譯:《馬克思恩格斯與民族運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8頁。

  37.[澳]伊恩·卡明斯著,柯明譯:《馬克思恩格斯與民族運動》,第30頁。

  38.[澳]伊恩·卡明斯著,柯明譯:《馬克思恩格斯與民族運動》,第128頁。

  39.[澳]伊恩·卡明斯著,柯明譯:《馬克思恩格斯與民族運動》,第129頁。

  40.[澳]伊恩·卡明斯著,柯明譯:《馬克思恩格斯與民族運動》,第19—20頁。

  41.[英]安東尼·吉登斯著,胡宗澤、趙力濤譯:《民族—國家與暴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147頁。

  42.[英]安東尼·吉登斯著,胡宗澤、趙力濤譯:《民族—國家與暴力》,第387頁。

  43.[英]安東尼·吉登斯著,胡宗澤、趙力濤譯:《民族—國家與暴力》,第388頁。

  44.[英]特里·伊格爾頓著,李楊、任文科、鄭義譯:《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40頁。

  45.[英]特里·伊格爾頓著,李楊、任文科、鄭義譯:《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第214—215頁。

  46.Terry Eagleton,Fredric Jameson and Edward W.Said,Nationalism,Colonialism,and Literatur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0,p.23.

  47.Terry Eagleton,Fredric Jameson and Edward W.Said,Nationalism,Colonialism,and Literature,p.28.

  48.Terry Eagleton,Fredric Jameson and Edward W.Said,Nationalism,Colonialism,and Literature,p.30.

  49.陶家俊:《現代性的后殖民批判——論斯圖亞特·霍爾的族裔散居認同理論》,載《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6年第5期。

  50.Stuart Hall,“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in Jonathan Rutherford (ed.),Identity:Community,Culture and Difference,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90,p.222.

  51.Stuart Hall,“Negotiating Caribbean Identities”,New Left Review,I/209,January-February 1995,p.14.

  52.Stuart Hall,“New Ethnicities”,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pp.447-448.

  53.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29頁。

  54.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洛倫斯·凱利—威士涅威茨基》,《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2頁。

  55.馬克思:《馬克思致阿爾諾德·盧格》,《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7頁。

  56.馬克思:《馬克思致阿爾諾德·盧格》,《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9頁。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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