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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參與區域研究的歷史邏輯
2021年07月30日 14:27 來源:《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京)2021年第2期 作者:張青仁 字號
2021年07月30日 14:27
來源:《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京)2021年第2期 作者:張青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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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在區域研究的前身“殖民地研究”興起的過程中,產生了古典人類學。在服務于殖民秩序的同時,基督文明影響下的殖民地研究亦表現出探尋人類社會與文明的世界秩序的訴求,由此呈現人文范式的取向并形塑了古典人類學的學科特征。二戰后,在美國政府的推動下,產生了現代意義上的區域研究。因著眼于世界版圖的體系性及美國在其中的戰略位置,區域研究與人類學的關系逐漸疏離。為此,人類學家們試圖通過多種理論的發展,奪回區域研究中的話語權。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在蘇聯解體、世界二元格局結束的背景下,受到后現代思潮沖擊的區域研究遭遇了合法性的危機。同樣遭遇后現代沖擊的人類學以其對文化多樣性經驗的發現和文化多元主義的主張,將區域研究從合法性的危機中拯救。人類學對多元性的強調,亦避免了政治學介入下的區域研究再次陷入西方中心主義的權力窠臼中。當代人類學具備重構全球化時代區域研究的意義,這主要表現為:批判人類學對區域研究權力關系的批判自覺,超越本質主義的人類學對全球化與區域社會復雜圖景的呈現,本體論轉向下人類學以“區域社會”的本體理解全球化的現實性,進而建立新的全球化的認知體系與發展格局。

  關 鍵 詞:人類學;區域研究;歷史脈絡;范式重構  

  項目基金: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墨西哥新自由主義民族政策及其實踐困境研究”(項目編號:18CMZ035)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張青仁(1987- ),男,苗族,湖南麻陽人,民俗學博士,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心副教授,國家民委區域與國別研究中心“拉丁美洲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拉美社會與文化、民俗學等。北京 100081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在世界各國的落地以及新一輪區域與國別研究機構的大規模設立,區域研究(Area Studies)在我國呈方興未艾之勢①。我國的區域研究多是由政治學、國際關系學、世界史和外國語言文學等學科主導,甚少有人類學的參與②。然而,梳理區域研究的學科發展脈絡可發現,無論是殖民者推動的作為區域研究前身的“殖民地研究”,還是二戰期間美國學界推動的“區域研究”,人類學都是其中重要的支撐學科,在區域研究中有著重要的地位。

  關于區域研究與人類學的關系,國內外學界已經出現了一些討論。人類學家簡·蓋耶(Jane Guyer)基于1989年之后世界格局巨變的事實,論證了作為跨學科研究方法的人類學在闡釋世界復雜形勢、參與世界各大區域研究等方面的可能與方向[1]。自2002年起,北京大學高丙中教授開始力推對海外社會的民族志研究。作為“凝視世界的行動”,對國外社會的民族志研究是中國人類學表述世界的“寫文化”能力的一種表現[2],并具有為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生產基礎性知識的意義[3]。周大鳴、詹虛致從人類學區域研究的傳統入手,對人類學區域研究的歷史發展及其對中國與世界人類學的意義進行了闡釋[4]。此外,諸如“超社會體系”[5]“環南中國海”[6]等一系列概念與討論的興起亦顯示出中國人類學研究試圖超越本土社會,參與區域研究的愿景與努力。而事實上,人類學不僅是支撐區域研究的重要學科,更與區域研究有著共生性的歷史,具有賦予區域研究合法性、重構全球化時代區域研究內涵屬性的意義。

  基于此,本文在梳理區域研究學科發展史的基礎上,闡釋人類學在區域研究中的角色、地位及其對區域研究學科發展史的意義。在分析人類學與區域研究共生性關系流變的同時,本文亦從人類學的學科視域出發,對全球化時代區域研究的訴求重構與路徑實現進行探討。本文不僅旨在為推動我國區域研究發展提供參考,還探討了全球化的新路徑以及如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問題。

  一、作為區域研究前身的“殖民地研究”與人類學的產生

  雖然作為學術概念的區域研究是在二戰時期出現的,但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區域研究可溯源至殖民時代。地理大發現后,為了掌握“新大陸”的情況,尋求滿足資本主義發展需要的人力、物力資源,對新大陸的研究成為西方殖民活動的重要組成,這可以被視為現代意義上“區域研究”的前身。1772年至1785年期間擔任英屬孟加拉總督的華倫·哈斯廷斯(Warren Hastings)曾表示“所有知識都對國家有用。特別是在那些我們以征服而獲得治權的土地上,通過與當地居民進行深入交流而獲取的知識”[7]。從今天的學科分類來看,殖民者開創的殖民地研究,涉及從生物學、醫學、地理學到人類學、歷史學、法律等一系列學科領域。

  為了更好地控制殖民地社會,需要對其人種、文化、社會制度和宗教等進行多維度的知識生產,人類學由此應運而生,并成為殖民地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可以從18世紀“勘測(Survey)”一詞的含義中得到佐證。當時,英國用“勘測”一詞指稱其對于非西方社會的知識生產。“勘測”不僅包括對大地的測量與對地貌的描繪,還涉及對殖民地居民的人類學觀測以及對該地區植物、動物種類的收集、整理和對當地文物古跡的歷史調研等[8]。“勘測”的內涵反映出殖民地研究驅動下人類學學科產生的歷史事實,也體現出作為方法論的人類學研究在殖民地研究中的基礎性地位。

  殖民地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早期人類學的學科特征。首先,由于沒有形成現代意義上的學科分類,當時還并沒有專業的學者從事“殖民地研究”。關于殖民地的知識生產是由包括古典學家、牧師、知識分子、派駐殖民地的官員等共同參與完成,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早期人類學“搖椅上的人類學家”的特色現象。其次,在歐洲古典學傳統的影響下,早期的殖民地研究帶有一定的宗教訴求。其目的之一是在基督教的宇宙觀中,探尋與解釋人類社會與文明的世界秩序。這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早期人類學的人文色彩。“學科先驅們致力于通過整理和分析或業余或專業的民族志資料及神話和歷史文獻,呈現人類史(包括精神史、制度史和物質文化史)的總體面貌。”[9]此類研究“大都以人性(心靈)的一致性以及知識(技術)的普遍性為假定前提,在對‘人’及其‘文化身份’的把握上,偏重于‘世界性’的同一性、普遍性、類似性的闡釋和表述。”[10]

  盡管如此,在認知殖民地社會的過程中,早期的人類學研究亦產生了通過他者認知甚至是批判自我的可能。如16世紀中葉,西班牙神父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先后出版了《西印度毀滅述略》(Brevísima relación de la destrucción de las Indias)[11]與《西印度史》(Historia de las Indias)[12],以大量的史料與觀察筆記批判了殖民主義的罪惡,表達了維護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立場。米歇爾·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在1580年發表的那篇頗具人類學風格的《論食人族》(Of Cannibals)亦提出了這樣的論點:“我們可以根據理性的原則而不是我們自己的原則,把這些人稱為野蠻人,但(其實)我們各種各樣的野蠻行為都超越了他們。”[13]此外,古典人類學家認為他們應該從整體上研究文化聯系,以研究殖民地的方式研究殖民者本身[14]。這也意味著,早期的人類學研究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作為殖民工具的初衷。雖然這種背離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學術自覺,但對消解早期殖民地研究中殖民主義和種族中心主義的“原罪”以及人類學的學科發展產生了正面影響。

  上述殖民地研究的這一特征也形塑了其所催生的人類學研究的學科特征。殖民地研究的傳統深刻影響著歐洲學者區域研究的發展,荷蘭、德國和英國等至今仍繼承了殖民地研究的學科傳統,呈現出有別于美國學界的區域研究的人文范式。即使在美國,區域研究的人文范式也曾于二戰前短暫出現過。

  二、二戰期間“區域研究”的興起及其與人類學的復雜糾葛

  (一)二戰期間區域研究的興起及其對人類學的疏離

  雖然學界普遍認為美國推動的區域研究始于二戰期間,但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美國學界就開始了對世界的研究。承襲于殖民地研究的人文傳統,早期美國學界對世界的研究亦呈現出多學科參與的特征。無論是東方學對亞洲和中東的研究,宗教學、哲學對南亞的研究,還是考古學、歷史學和人類學對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研究,多學科參與下的區域研究均致力于勾勒出世界文明的類型與特征[15]。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改變了區域研究在美國的發展軌跡。戰爭中的美國迫切需要關于世界各地的信息。然而,當時的美國社會與學界對歐洲以外地區的知識儲備并不充分。由此,美國政府于1942年依托高校、學術團體和基金會,啟動了包括“地區和語言”在內的多個海外區域研究的知識培訓項目[16]。在大學之外,包括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y,簡稱ACLS)、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簡稱SSRC)、全國研究理事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簡稱NRC)和史密森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在內的學術團體組建了“民族地理學委員會”(Ethnogeographic Board),也參與到區域研究的行列中。

  現代意義上的區域研究興起于美國,固然有戰爭時期為美國政府的軍事行動搜集情報的功能,但更深層次上凸顯的是美國國力的增長及其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變化。二戰期間的美國已經超越了歐洲多個國家,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帝國。美國政府試圖徹底驅除歐洲殖民主義的勢力,建立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霸權體系。在增進對世界各地認知的同時,美國政府亦試圖通過開展區域研究,將其自身的政治立場和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向外輸出,以此擴大美國對全球社會的影響力。就此而言,區域研究的實質已轉化為建立于霸權主義和國家中心主義基礎上的地緣政治在學術研究上的投射。現代區域研究的這一實質標志著其學術轉型的發生,即舊時代殖民地研究人文范式正在衰落,區域研究的關注點從社會文化多樣性轉向了世界版圖的體系性及美國在其中的戰略位置。

  區域研究的這次轉型對其產生了兩方面的影響。首先,美國政府前期推動的區域研究的對象,多是對其戰略地位有著重要影響的區域。前期主要包括拉丁美洲、東南亞、中東、非洲、蘇聯、東亞和南亞等區域;后期,南歐、東歐以及西歐也被納入區域研究的范疇。各個區域在不同時期對美國而言戰略地位的不同意義使其在區域研究的歷史發展中呈現出熱度不一的特征。其次,基于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體系構建訴求,區域研究的議題越來越多地集中于對地方社會政治經濟格局的把握上。這一研究取向或是強調對當地語言的掌握以及對地方社會已有知識積累和即時信息的跨文化翻譯,或是集中于對當地社會政治經濟現狀的描繪與分析。

  雖然1947年美國第一次區域研究全國大會上提出區域研究必須是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經驗研究的組成部分,也有學者認為“跨學科”是美國區域研究的靈魂[17],然而必須承認的是,當時的區域研究更多表現為由政治科學主導,人類學在其中的參與是有限的。人類學在區域研究中的邊緣地位與美國人類學學科在當時的發展程度密切相關。美國人類學的興起始于對原住民社會的關注,最初由印第安事務局(Bureau of Indian Affairs)和史密森學會的“美國民族學局”(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的工作人員開創[18]。在現代意義上的區域研究興起的二戰時期,美國人類學已由博厄斯學派(Boasian)掌握。被稱為“美國人類學之父”的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不僅將人類學引入大學殿堂,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當時美國人類學的學術定位和研究取向。

  博厄斯對美國人類學的學術貢獻首先在于其對進化論的反思以及在此基礎上提出超越種族中心主義的“文化相對主義”概念[19]。博厄斯認為文化并非由一個社群或部族人的生理特征決定,而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發生,隨著社會實踐的發展變化而變化。其具備自身的規律和意義,與人類共同的心理因素關系不大,這一觀點實現了從文化的生理決定論到歷史決定論的轉變[20]278。在定義文化的基礎上,博厄斯對人類學學科也給出了定義:作為一門研究文化的學科,人類學并非是對自然規律的挖掘,而是建立在田野民族志的基礎上對文化現象的理解和描述。博厄斯認為應該重點發展“基于當前可以觀察到的社會動態變化”[20]285的民族志方法,去發現“每個文化群體的獨特歷史。這一歷史部分取決于社會群體自身的內部發展,部分取決于它所遭受的外來影響”[20]286。在這一命題下,當時美國人類學多集中在對初民社會的研究中,研究訴求上傾向于對不同文化形態進行比較分析,較少具備回應區域研究的世界體系與戰略地位訴求的可能。正因為如此,在區域研究的學術框架下,不僅那些不被傳統人類學視為研究對象的歐洲、蘇聯、日本等現代社會為政治科學所主導,那些長期被視為人類學研究范疇的非洲、拉丁美洲等“非西方無文化社會”③也受到政治科學的顯著影響。

  表1中列舉了20世紀50年代美國政府發起的非洲研究會獎學金項目支持的選題,從中可讀出當時區域研究的主要旨趣。彼時非洲的多個國家卷入了民族獨立的浪潮,為了更好地控制非洲社會,確保美國在非洲大陸的利益,政府亟須掌握后殖民時期非洲社會的變遷情況。基于這一訴求,非洲基金會支持的學科出現從人類學到政治科學的轉變,而政治制度、社會變遷與社會政策等方面的議題也逐漸取代文化研究,成為當時非洲研究的熱點[21]。

  

  (二)人類學對區域研究話語權的爭奪

  對于區域研究中話語權的喪失,美國人類學界并未坐視不理,而是試圖通過轉變研究取向和提出新理論,回應區域研究中的戰略訴求。其奪回人類學在區域研究中的話語權的努力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1.博厄斯的學生克拉克·威斯勒(Clark Wissler)在繼承其文化相對主義觀點的基礎上,將進化論推崇的文化特征觀點與文化相對主義觀點融合,創造性地形成了“文化區”概念。威斯勒主張不同區域的物質行為和社會行為存在差異,社會與文化的進化是區域性的。可以通過人類學與考古學的研究呈現區域社會的文化形態。在分析特定區域文化特征的基礎上,繪制文化區的空間分布地圖,從而理解區域與整個世界的關系[22]。“文化區”概念在相當程度上回應著區域研究的訴求。具體包括三個層面:第一,有研究表明,早期美國學界對區域研究的邊界劃分并非由地理學家完成,而是人類學者在吸收了“文化區”概念后進行的版圖劃分[23]。第二,也是在吸收這一概念的基礎上,同為博厄斯學生的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以“菊花與刀”為切入,對日本的國民性進行研究[24]。哈佛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的學者自1953年起,對墨西哥南部、危地馬拉、洪都拉斯等地存在的“中美洲模式”社會文化范型開展持續的研究[25]。第三,本尼迪克特亦與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合作,對中國經濟合作、蘇聯社會等進行研究,試圖揭示不同文化與人格之間的關系[26]。

  2.本尼迪克特對日本社會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美國人類學研究范疇的拓展,即不再僅是關注于初民社會,現代文明社會亦成為人類學研究的對象。在這一轉向的背景下,人類學迅速成為支撐美國東南亞研究的重要學科。二戰結束后,美國政府試圖通過對東南亞的滲透,斬斷歐洲的殖民力量,遏制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康奈爾大學成立了東南亞研究中心,在首任主任勞里斯頓·夏普(Lauriston Sharp)的領導下,形成了以人類學為依托的學科格局。康奈爾大學之外,美國學界更有著包括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在內諸多從事東南亞研究的人類學者。倡導使用當地語言、進行規范的田野作業成為當時人類學主導下美國東南亞研究的重要特色。康奈爾大學的東南亞研究側重從宗教發展、少數族群、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等多個層面回應如何擺脫殖民主義勢力的核心議題[27],而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為代表的民族主義和反殖民主義概念成為影響美國東南亞研究的核心概念。

  3.20世紀五六十年代,現代化理論逐漸成為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熱點。在此基礎上,以美國現代化道路為核心的現代化經驗的輸出亦成為美國對外戰略和區域研究的熱點之一。人類學研究也試圖通過參與現代化議題,貼近、回應區域研究的訴求。例如,在現代化理論的驅使下,格爾茨在對印度尼西亞的研究中發現社會發展的驅動力并非經濟基礎而是文化系統,從而開始了對于作為象征體系的文化研究[28]。又如,南方鄰國墨西哥為何呈現出與美國社會如此巨大的鴻溝是20世紀60年代美國人類學拉美研究的重要議題。在現代化理論影響下,奧斯卡·劉易斯(Oscar Lewis)在對墨西哥城貧民區五個家庭調研基礎上出版了《貧窮文化》(Five Families: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29]和《桑切斯的孩子們》(The Children of Sanchez:Autobiography of a Mexican Family)[30],其中指出了墨西哥底層民眾自身持有的貧窮文化的抵抗性特征以及這一特征對墨西哥社會現代化發展的阻滯作用。這一“責備弱者”觀點雖然遭到墨西哥政府和美國學界的批判,但在當時是相當有影響力的。

  雖然美國人類學界試圖通過多個方面的努力,貼近、回應區域研究的訴求,建立其在區域研究領域的話語權,但必須承認的是,人類學的這一努力并不成功。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首先,美國政府推動的區域研究是以美國利益為核心的對世界戰略體系的布局與審視,本身具有強烈的政治經濟訴求。這一訴求使得區域研究更多表現為對同是關注權力的政治經濟學的依賴,以文化為研究對象的人類學較其呈現出天然的偏離。即便是人類學有所參與的研究,也多是涉及與政治科學相關的現代化的議題,并未從根本上緩解人類學學術旨趣與區域研究訴求之間的張力關系。正因為如此,安德森坦言盡管人類學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東南亞研究,但政治科學才是東南亞研究中的主流學科[31]58。20世紀70年代后,米德由于意識到人類學傳統與國家意識形態之間存在的巨大張力,也完全退出了政府主導的區域研究項目[26]。其次,20世紀五六十年代,冷戰中的世界局勢波瀾動蕩。非洲獨立運動的持續發展、越南戰爭的爆發、古巴革命和解放神學運動等拉丁美洲左翼社會運動接二連三,全球社會的變化發展使得當時急于奪取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國迫切需要對世界各地政治經濟局勢的控制,并在此基礎上輸出其意識形態與發展路徑。反映在學術界,能夠及時回應社會狀況和國家訴求的政治科學自然長時間占據著區域研究的主導地位。最后,在區域研究興起之前,基于世界不同區域社會文化的差異性特征,美國學術界已初步形成了相應的支撐學科、研究風格與研究特色。諸如東方學對日本、東亞和中東地區的研究,考古學、歷史學對拉丁美洲的研究,哲學、宗教學對南亞的人文研究。既有的學術積淀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人類學對于這些區域研究的參與。

  三、20世紀80年代后區域研究的合法性危機及人類學對其的拯救

  (一)區域研究合法性危機的出現

  區域研究在美國日益興起的同時,對區域研究的批判開始出現。1979年,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第一次對現代意義的區域研究發起了猛烈的批判。薩義德認為,所謂的“東方”是西方社會的東方學家有意識或無意識建構起來的地理空間和認知對象,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東方。就此而言,作為區域研究基礎的認識論是建立在西方中心主義基礎上的,是在西方與非西方的不平等的權力格局中作為認知主體的西方社會對非西方社會的一種建構。這一西方中心主義的認識范式傳播了一種種族主義、文化刻板印象,政治帝國主義和非人化的意識形態。進而,薩義德提出了“東方主義”概念,對權力支配下區域研究的合法性進行了深刻反思。薩義德認為,應當從他者而非自我的立場,以一種全新的后殖民視角代替這一霸權關系模式[32]。

  20世紀90年代,隨著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世界格局發生了巨變。在后現代、后殖民主義等一系列社會思潮已經被西方社會普遍接受的背景下,西方學界對區域研究展開了全方位的批判,直接導致區域研究合法性危機的出現。

  首先,一些學者認為區域研究的興起是冷戰和二元世界格局下的產物,是美國政府在世界格局巨變的背景下獲取敵方情報、為決策提供支持的一種手段。從這一角度上說,區域研究是服從、服務于國家利益的政治運動的產物。蘇聯解體和冷戰的結束在相當程度上預示著作為區域研究出發點的世界對抗格局的消失,從而導致區域研究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備受質疑[33]。其次,立足區域研究產生的歷史背景,在把握全球格局并承繼薩義德東方學觀點的基礎上,一些學者進一步批判了區域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義與話語霸權,并對這一桎梏及其導致的本質主義困境予以剖析。所謂的“區域”是西方社會基于自身利益格局與訴求對世界所進行的切分。這一對世界版圖先驗的、自外而內的劃分必然存在忽視區域內部多樣性和復雜性的弊端④。第三,區域研究將世界各地切分、固化為分離存在的實體,忽視了區域作為全球社會整體組成部分及各區域之間具有流動性的事實。事實上,全球化的發展顯示著邊界本身的流動性,即邊界概念并非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權力體系的轉移、世界格局的變化而變化。正因認識到既有區域研究中本質主義的弊病,自由主義者認為溯源歷史、講究邊界的區域研究存在視野狹窄、目光短淺等問題,亦缺乏對于全球社會的深度認知[34]。第四,一些學者認為區域研究范式是將豐富多樣的區域社會簡化為強調邊界與區隔的“地區主義”。這一狹隘的“地區主義”無法解釋區域社會內部的多元性與復雜性,無法把握區域和世界體系的流動性與交融性,亦在相當程度上忽視了區域研究的批判屬性和理論思辨能力,使之成為單純的低質量的資料搜集和事實呈現的過程。

  對于區域研究的批判亦與政治科學發展和全球化的事實密切相關。如前所述,現代意義上的區域研究形成之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為政治科學所支配。20世紀80年代末以后,受到行為主義革命影響的比較政治學注重研究的科學化,推崇理性選擇的理論演繹和形式理論化與建模,無法構建理論模型的區域研究成為他們鄙夷的對象[33]。一些批評者認為,區域研究只是一個低等級的二手資料的搜集過程,并不具備較高的學術意義[35]。另一方面,冷戰結束后,隨著新自由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普遍興起與自由市場的構建,全球一體化達到了新的高度。一些批評者認為,隨著全球化普遍滲透至世界各地,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多個層面上,人類社會都會步入同質化的階段。強調對地方社會特殊性的區域研究所關注的只是一些正在消逝的“過去”。

  事實上,對于區域研究的諸多批判并非孤立發生,而是與全球秩序結構的巨變及其在思想界的動蕩密切相關,甚至于這一批判指向的亦是全球秩序本身。梳理與區域研究相關的諸多批評可發現,無論是20世紀60年代對美國社會動蕩的分析還是1968年對歐洲社會的思考,西方學界對全球社會的認知很少能夠超越西方社會自身的疆界。20世紀70年代,薩義德最先注意到西方與非西方的二元權力格局對知識生產的桎梏。隨著蘇聯解體,兩極化的世界格局被一個多元的全球體系取代后,美國及西方世界的霸權、西方世界與非西方世界的關系進一步凸顯為一項重要議題。正是因為基于二元對立的世界格局,作為西方權力中心主義支配下知識生產的區域研究才會遭到一系列批判,進而遭遇合法性危機。

  對于區域研究的諸多批判揭示了西方中心主義支配下話語霸權的實質。然而頗為諷刺的是,這些批判本身也難逃西方中心主義的桎梏。首先,受到行為主義革命影響的實證主義者批判區域研究缺少理論的觀點存在著明顯的排他性偏見,其背后隱含的論點是一切與西方理論范式偏離的分析都不具備理論價值。進而,實證主義者對區域研究批判的實質是西方中心主義支配下的社會科學范式對偏離于此的區域研究的標簽化建構。其次,認為全球化導致均質化和一致性,由此使得強調特殊和邊界的區域研究“已經過時了”的論點也表現出明顯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以及對西方社會主導的全球化的盲目自信。一方面,全球化并非西方化,世界文明、社會的復雜基調意味著全球化必然有著多種不同于西方化的發展路徑。另一方面,諸如難民危機、宗教激進主義、恐怖主義、族群運動和移民問題等一系列問題的出現,反映出正是全球化在世界各地的普遍發生加劇了區域社會的復雜性與多元性。第三,即便是對區域研究最為直接的批判也難逃西方中心主義的桎梏。無論是薩義德批判區域研究的西方權力中心主義進而形成后殖民轉向,抑或是在此基礎上對區域研究本質主義困境的剖析,這些論述多強調其是從非西方的、邊緣的立場出發批判區域研究。然而,這些觀點卻并未在真正意義上超越西方中心論和二元對立格局觀念,其仍然把以西方社會為范本的全球化及西方社會科學視為其基本的思想疆域。由此可見,雖然對區域研究的批判否定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霸權,但其并沒有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基礎上的全球化框架和知識體系。事實上,這不僅是區域研究合法性危機產生的根源,亦是困擾著區域研究批判的根本性矛盾。

  (二)人類學對區域研究合法性危機的拯救

  經歷了20世紀60年代反戰與反殖民的運動后,20世紀80年代,在后殖民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批判下,人類學遭遇了合法性的危機。這一危機的發生在某種程度上進一步推動和醞釀了區域研究危機的發生,與此同時,人類學也開始探索性地嘗試解決區域研究危機。

  20世紀80年代后,在后現代思潮的滲透下,經典人類學遭遇了嚴重的合法性危機。民族志寫作過程中的權力關系被揭露,人類學研究中的權力支配和意識形態等問題被擺上臺面。民族志文本究竟是人類學研究者權力意識形態的構建還是真實世界的再現受到熱議。在這一背景下,人類學的權威屬性遭到解構,民族志文本的效度和信度也備受質疑。作為后現代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后現代人類學對經典民族志權力關系的批判同樣適應于對西方中心主義支配下的區域研究。諸如《瑪格麗特·米德與薩摩亞》和《時間與他者》等頗具后現代人類學研究對跨文化研究中不平等權力關系的揭露,其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亦在相當程度上表現出后現代人類學對區域研究的質疑態度。

  在醞釀、推動區域研究危機的同時,人類學也對區域研究危機的解決有所貢獻。首先,人類學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積淀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區域研究話語霸權和本質主義的危機。如前所述,在認識論層面上,早期的古典人類學研究就顯示出批判歐洲中心主義的旨趣和意圖。美國人類學研究對異域社會的實地田野調查,以及在此基礎上對非西方社會文化多樣性的呈現和文化相對主義理論的提出,亦緩解了區域研究中本質主義的困境,消解了區域研究中權力霸權的可能。例如,大量基于深度田野調查的東南亞研究呈現出世界格局巨變中東南亞地方社會的復雜性與多元性走向。20世紀60年代,對越戰爭的發動更是激起了美國學界的強烈批判[31]64-65。在超越經驗的層次上,諸如“想象的共同體”[36]“弱者的武器”[37]“劇場國家”[38]等基于人類學研究生成的概念亦呈現出強烈的批判性與反思性。學界普遍認為,正是因為人類學的參與,使得美國的東南亞研究雖然始于對政治問題的關注,以社會科學為主要支撐,但后來在方向上變得非常“文化性”[39]。人類學對于東南亞研究的參與和批判,亦在相當程度上揭示了區域研究的實質:所謂的“區域”并非真實存在的實體,而是研究者對于世界的認知和思考方式。

  其次,在對區域研究的重塑和反思中,受到行為主義革命影響的比較政治學者試圖通過引入全球化理論和理性選擇理論,賦予區域研究西方式的抽象理論立場。具體而言,全球化理論主張的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和信息技術革命的影響下,大部分國家和地區都會經歷政治經濟同質化的過程。而理性選擇理論則引入經濟科學中的工具理性觀點,主張政治行為是人們為了利益制度化而理性選擇的結果,其無關種族、文化、階級和性別差異[40]。由此,人們可以以此為依據預測一切的政治行為,最為突出的案例便是對于蘇聯解體的“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分析[41]。然而,人類學對于多元性的強調以及在此基礎上從普適性向多元性的轉變揭示了這樣一個道理,即無論全球化路徑抑或是理性選擇,其都只是具體情境中的一種,都是為了避免比較政治學視域下對區域研究批判的回應再次陷入西方中心主義的權力格局中。

  四、當代人類學與全球化時代區域研究的重構

  當前,隨著全球化席卷世界各地,人類社會的相互依存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非西方社會的崛起也在很大程度上挑戰著西方社會對世界體系的支配地位。作為國際關系重建的重要維度,各大文明之間的沖突成為全球化政治的主要危險[42]。在這一背景下,如果沿襲舊時代區域研究的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訴求,區域研究很可能重蹈舊時代的覆轍。此外,學術層面上對區域研究的諸多批判雖已使當代研究者對傳統區域研究中的權力關系了如指掌,卻仍面臨著如何避免全球化時代的區域研究陷入權力窠臼的問題。既有的區域研究因采用西方中心主義的全球性框架而遭到批評,人類學也的確揭示出全球化理論的西方地方性特質,但全球化還是一個現實的宏觀結構,區域研究如何理解這種全球化的現實性,重建全球化的框架體系,仍然有待進一步的解答。在全球現實與學術批判的雙重壓力下,區域研究面臨著范式重建的迫切需求。這一問題的解決離不開人類學的支撐。

  首先,諸多批判者指出了西方權力中心主義的支配導致區域研究危機出現的事實。只有形成對知識生產過程中權力關系的批判自覺,才能從真正意義上避免經歷危機之后的區域研究再次陷入新的權力關系的桎梏。批判人類學研究可以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借鑒。如前所述,正是在對文本“間隙”權力話語的批判中,文化相對論成為人類學的共識,進而形成了批判人類學通過對異文化的闡釋實現本土文化批評的訴求,及其對西方本土知識論和權力意志批判的自覺[43]。只有吸收批判人類學的基本主張,形成對權力關系的批判自覺,區域研究才能真正擺脫歐美中心主義的權力話語建構,掙脫民族國家與全球化資本的支配,避免再次陷入權力桎梏的束縛,從真正意義上恢復其作為一種公正、嚴謹的元敘事的知識生產的意義。

  其次,對區域研究依托的全球化框架的重建路徑,當代人類學同樣給出了重要參考。本體論轉型的人類學將“社會建構視為一種構成其研究的人類實在的特殊分類”[44]。在此基礎上,其“主體即是世界”的主張更將對主體性的認可從研究對象拓展到這個世界上的所有存在,以此實現對個人中心主義的徹底超越[45]。可以借鑒人類學主體論的轉向對實現區域研究宏觀結構性框架的重建。即對于這一宏觀結構與全球化框架的重建要基于區域社會,但這種“基于”不是通過對多個區域社會的觀察去歸納一般性的規范理論,而是以“區域社會”的多層次的本體論去理解全球化的現實性,在構建新的全球化理論的同時實現認識論上的修正。

  正因為意識到了人類學在區域研究重構中的重要意義,政治學家馬歇爾·貝爾(Marshall Beier)主張人類學是理解世界存在的一種方式,國際關系研究必須與之緊密融合[46]91。在人類學的參與重構下,作為批判、反思既有全球化體系的區域研究應該具備如下訴求。

  首先,對區域社會主體性與多元性的確認是新時代區域研究需要先解決的問題。全球化帶來了身份與文化的復雜化與多元化。在這一背景下,人類學參與的區域研究應當關注全球化在世界各地的多重面向,在對多元地方與主體關注的基礎上呈現世界的秩序與圖景。這一工作包括如下四點。第一,對人的主體性的確認是區域研究知識生產的基礎。全球化時代區域研究的落腳點應該體現在對人的關注上,從人的生存境遇出發理解全球化的現實性與多樣性。尤其是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當下,作為主體的人隨時處于流動性的狀態之中,形成了一種去領土化的身份政治。內與外、新與舊之間的張力關系時刻加劇著人的身份焦慮與緊張,人的困境、張力問題更為突出。第二,在把握人的基礎上,將對主體性的強調拓展到區域社會的多元構成上。在把握區域社會人、自然、社會多重主體交互關系的基礎上,將包括集體遭遇在內的全球化進程中無法把握的、隱藏的、甚至是被侮辱的和被詛咒的事實予以呈現,將全球社會納入現代性的實踐之中,在區域社會與全球化之間的張力關系中呈現區域社會的日常景觀與權力生態。第三,在全球化的網絡格局中重新把握區域與世界的關系,在縱深性格局中深化對區域社會的理解。全球化在世界各地的滲透,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區域社會內部的復雜性與多元性,難民危機、宗教激進主義、恐怖主義、族群運動和移民問題等的出現豐富了區域研究的議題。隨全球化而生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區、歐盟、“一帶一路”倡議等區域協作和共同體建立,在相當程度上顯示著區域社會的復雜走向,這是區域研究應該持續關注的、基礎性的研究內容。第四,不同區域形成了獨特的文明發展經驗及其應對現代化與全球化的路徑,區域研究應該在此基礎上確立區域社會與文明多元發展路徑的合法性與主體性,為人類社會多元發展路徑的探討提供事實基礎。

  其次,在呈現區域社會地方性與主體性的基礎上,人類學的區域研究將知識生產與歷史經驗、權力體系連接,在重振對世界知識實證性生產主體性地位的同時,強調這一知識生產對權力話語的批判自覺,重構區域研究的批判屬性,進而致力于尋求更為合理的全球秩序,探尋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可能。具體而言,第一,人類學支配下區域研究批判屬性的重構首先包括對殖民主義和國家中心主義的批判。在殖民時代,殖民主義及其擴張掠奪了第三世界的財富,在繁榮歐美文明的同時,造成了第三世界的貧困落后。在獨立運動浪潮后,“現代民族國家”被政治學視為理所當然的出發點,它不加區分地把國家與國際的二元對立視為一種以分割線為特征的分析形式[47]。這種“嵌入許多范式中的民族國家中心主義(Nation-State Centrism)阻礙了對全球化變革的動力機制的理解”[48]。吸收批判人類學精神的區域研究,在確認區域社會多層次主體的基礎上,應當強化對全球化與民族國家之間的嵌入性關系的認知,形成對殖民秩序及其遺留以及國家中心主義批判的自覺。第二,區域研究批判屬性的重構亦包括對全球化本身的批判。全球化在世界各地的滲透對權力、財富格局甚至于文化發展趨向的影響是不均質的。事實上,正是全球化的興起造就了歐美與包括拉美、非洲在內的“中心-邊緣”的權力模式以及巨大的貧富差距。全球化對世界各地的文明形態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非洲、北美洲的印第安文明迅速衰落;拉丁美洲形成了混合文化的特征;東亞諸國或是吸收西方文明進行本土化改良,如日本,或是繼續堅持本國文化的特征,如中國。在呈現不同區域多層次主體遭遇全球化的過程與現狀的基礎上,人類學支配下的區域研究應該從公平、正義的立場出發,批判并反思既有全球化路徑與機制。在承認和借鑒不同區域文明景觀與發展路徑的基礎上,分析作為新景觀的全球秩序的形成過程與呈現形式,為一種更為合理的全球秩序的生成提供可能。

  在對人類學學科史進行回顧時,喬治·馬庫斯(George Marcus)曾指出,雖然在傳統區域研究的知識生產中存在不足,經典人類學仍然以世界民族志檔案的方式為區域研究提供了支撐。這一民族志檔案分為不同的文化區域,每一個區域都有著獨特的人類學話語的歷史[49]。事實上,馬庫斯主張以一種溫和的態度,突破現代與后現代之間的張力關系,以一種連續的方式理解不同時期的人類學對區域研究的意義。本文對人類學參與區域研究歷史圖景的梳理也表明,雖然后現代思潮對人類學與區域研究中權力話語有過深刻批判,但無論是早期的殖民地研究,抑或是現代意義上的區域研究,人類學都為其生產了大量基礎性的知識。在后現代思潮的洗禮后,批判人類學的基本主張能夠使區域研究形成對權力關系的批判自覺,超越本質主義的人類學更具備呈現全球化與區域社會復雜圖景的可能,本體論轉向下的人類學亦為區域研究提供了以“區域社會”的本體理解全球化的現實性,進而建立新的全球化的認知體系與發展格局。

  當前,世界范圍內的宗教沖突、貿易保護主義、地方主義、恐怖主義和難民問題依然存在,且在局部地區呈愈演愈烈之勢,但不能因此否認全球社會緊密相連的事實。2020年年初,一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在這場全球性危機面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再次得到了確認。在應對這場全球公共衛生事件的過程中,一種超越各個層級的中心主義、關注全球社會與人類命運的世界主義的認同已呼之欲出。在這一背景下,人類學對區域研究的重構以及在這一重構下對西方中心主義的超越和對區域社會主體性的確認,是以一種交互凝視與反思的方式對世界社會共同命運與福祉的關注,在理論和實踐層面上具有推動全球社會轉型的意義。

  ①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區域研究有著特定內涵。阿蘭·坦斯曼(Alan Tansman)認為,區域研究是指一種謀求通過一個跨學科的透鏡來了解、分析和闡述外國文化的事業。大衛·桑頓(David Szanton)認為,在美國,區域研究的價值在于其一直并將持續在人文和社會科學等核心學科中、在政策制定者和社會大眾中,去除美國和歐洲中心主義的世界觀。唐世平等認為,區域研究是綜合了歷史、地理、文化、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等多個研究角度,對其他國家或地區進行的研究。筆者贊同前述學者的定義,認為區域研究一般是指對本國之外區域和國家歷史、文化、政治、經濟、外交以及國民性的規律性認知的研究。參見SZANTON D L.Introduction:The origin,nature,and challeng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C]//SZANTON D L.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2-3;唐世平,張潔,曹筱陽.中國的地區研究:成就、差距和期待[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11):9-17+6。

  ②截至2019年12月底,全國正式建立的區域國別研究中心有42個,非正式的備案研究中心有395個,數量總計437個,基本做到全球范圍區域國別研究的地域全覆蓋。這些區域與國別研究基地多以政治學、世界史和外國語言文學學科為支撐。參見任曉,孫志強.區域國別研究的發展歷程、趨勢和方向:任曉教授訪談[J].國際政治研究,2020,41(1):134-160。

  ③在現代學科形成后,西方社會形成對于世界不同區域的學科體系。具體表現為以政治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參與的“西方社會”,東方學參與的對“有文化非西方社會”的研究以及人類學對“非西方無文化社會”的研究。參見GUYER J I.Anthropology in area studies[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2004,33(1):499-523.

  ④以亨廷頓對世界七大文明的處理為例,其將世界分為由歐洲、北美、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組成的“西方”,“拉丁美洲”,主要由撒哈拉以南非洲組成的“非洲”,“伊斯蘭”,包括韓國、越南和菲律賓的“中華”,包括印度和斯里蘭卡的“印度”和“日本”。這一劃分實際上存在著嚴重的本質主義問題。以東南亞為例,東南亞的概念是在原宗主國的推動下,在冷戰時期地緣政治形成的背景下形成的。亨廷頓這一區域性的標簽并沒有注意到東南亞國家內部的多樣性。同樣,殖民歷史、人種、語言和意識形態亦使得拉丁美洲表現出強烈的多樣性。南部亞洲和非洲亦非區域研究中的“伊斯蘭世界”。參見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1: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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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張青仁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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