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歷史學 >> 歷史名人
楊寬與《戰國史料編年輯證》
2021年07月23日 15:14 來源:《史學史研究》2021年第2期 作者:賈鵬濤 字號
2021年07月23日 15:14
來源:《史學史研究》2021年第2期 作者:賈鵬濤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要:楊寬是戰國史研究方面的專家,《戰國史料編年輯證》是他戰國史研究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該書從編撰到最終出版,前后近60年的時間。該書將248年的戰國史逐年編排,并以“案”的形式對有關史實進行考察。此書在編撰過程中受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影響較大,同時作者能游刃有余地運用傳統的考據方法,如本證、旁證、理證等方法。“案”涵蓋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制度、地理、民族和文化風俗,這是作者數十年來研究功力的體現,為戰國史研究者提供重要的借鑒。

  關鍵詞:楊寬;《戰國史料編輯輯證》;考證;注解

  作者簡介:賈鵬濤,延安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楊寬的戰國史研究在學界是有一席之地的,其中《戰國史料編年輯證》(以下簡稱《輯證》)是他耗費50余年撰成的90余萬字巨著,將戰國史料按年編排,并以案語形式考訂有關史實,是對半個世紀以來有關戰國史研究的總結。從此書出版到現在,對此進行專門研究的成果并不多,似僅有繆文遠撰寫的一篇書評。書評認為此書有四個特點,第一,去偽存真、掃除積疑,表現在考訂歷史人物和事件、地理、制度、民族方面;第二,實物文獻,參稽互證;第三,釀花成蜜,千流歸海,如在現有研究成果上,考實越徙瑯琊及秦新郪虎符的年代。第四,體例完善,開啟后學。本文首先結合新近發現的楊寬與友朋間的書信,將此書的成書過程作一些細描,其次,論述錢穆及《先秦諸子系年》對楊寬及《輯證》的影響,第三將其考證與中國傳統的考據學方法結合起來考察楊寬的考證,第四嘗試就“注解”分析此書在戰國史方面的成就。  

  一、成書的經過

  楊寬的學術生涯始于墨子研究,1932發表了第一篇研究墨學的文章《墨子更非回教辨》,后有1942年正中書局《墨經哲學》一書的出版。1935年的《略論古史傳說》,標志著其研究轉向上古史,1941年,收入《古史辨》第七冊的成名作《中國上古史導論》問世。在研究期間,即1939年5月起,楊寬接受了為顧頡剛主持的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編輯戰國史料的工作。此后,這項工作進行了將近60年。1942年1月,上海淪陷。經過與老師呂思勉、好友童書業的商量后,他們一致認為上海附日的勢力會越來越大,不宜在上海繼續工作。于是各自帶領妻兒回鄉避難。楊寬回到了家鄉青浦,在家共兩年零九個月,期間主要致力于編輯戰國時代二百四十年的史料,考訂每年發生的歷史事件和相關人物的活動。此間完成了一百八十多年的初稿,還有六十年沒有編成。

  1945年抗戰勝利后,楊寬返回上海。根據已編好的部分輯證,先后在顧頡剛主編的《益世報·史苑》、《民國日報·文史副刊》和魏建猷主編的《東南日報·文史周刊》上發表有關戰國史事和人物的考證文章,計有20余篇。1953年1月,楊寬在復旦大學兼任教授,開設“春秋戰國史”、“先秦史料學”兩門課。1954年夏天,上海文化局準予休假一個月,楊寬根據上課的講稿,把戰國史的部分講義作了修訂和補充,寫成《戰國史》。此書的出版,應該說奠定了楊寬戰國史研究專家的地位。而《輯證》的編訂工作一直在進行著。1980年第二版、1997增訂版《戰國史》都是在此書基礎上完成的。

  1984年楊寬赴美講學,后定居美國邁阿密。《輯證》將要完成時,1994年12月8日楊寬致王孝廉信,希望能推薦臺灣出版社出版,信言:“我正在補充修訂舊作《戰國史料編年輯證》一書。……我希望能在臺灣出版定本《戰國史》,同時出版這部規模較大的《戰國史料編年輯證》,使兩書相輔而發行,估計《戰國史》銷路不會小的(因為十多年來已重印),此書原來已發行很廣,學術界普遍知道此書。《戰國史料編年輯證》一書銷路當然不及《戰國史》,但有研究價值,有永久使用之價值。我懇請您向臺灣出版界探聽和推廣,希望有一家較大的出版社能夠出版這兩書,這是我晚年所想完成的一件大事。”

  在謀求出版的過程中,楊寬還在不斷增補材料。赴美后,由于查詢資料不是特別方便,楊寬請學生高木智見在日本不斷幫助查閱寄送相關資料。1995年2月21日,楊寬致函高木智見言:“承蒙寄來我需要的文章,對我幫助很大。……現在我要請您復印:《文物》1976年9期上發表的《云夢睡虎地4號秦墓出土的兩封木牘家信》的全文,兩封家信不長,我這里只有84年以后的《文物》。另外我要找劉向《列女傳》這書中有關戰國史的資料,劉向《列女傳》共七卷,共記一百多名婦女,不知其中有多少戰國時人。我現在所知的,只有二人,一是倒數第二代趙王(趙悼襄王)之倡后,二是秦攻破魏之后,所謂‘節義’的公子乳母。如果容易買到的,請代買一冊寄來,估計書不厚,字數不多。如果買不到,復印的話,只印此中戰國時人。我現在想不到其它可以補充的資料,不知你看到近年發表的文章中有重要資料否?”1996年1月18日,致高木智見信中又說:“近年我已完成了《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因此《戰國史》中有不少是可以補充的。關于這方面的考古資料,過去李學勤曾有《東周與秦代文明》加以概括,我早已見到。最近聽說他有《李學勤集》,由黑龍江出版社出版,是否正確?有關近年來這方面的新資料,你見得多,如果想到,望見告。凡是重要的,我很想加以補充。”出版事有了眉目,1997年5月1日致王孝廉信中言:“承蒙請托吳繼文先生辦理拙著在臺北出繁體字本的事,吳繼文先生非常熱忱,既打電話,又有來信,我已將《戰國史》(增訂本)稿寄給他,同時他又熱忱許諾繼續出版我的《戰國史料編年輯證》(約七十萬字)和《西周史稿》以及《論文集》,這些稿件我正在陸續復印中,待復印完成,亦將陸續寄給吳先生。這樣拙著都可以在上海出簡體字本,同時在臺北出版繁體字本。這都是先生熱忱關心幫助的結果,很是感激。”

  200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簡體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2002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繁體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從1942年至2001年,這部撰寫長達將近60年的著作終于完成。至此,這本重要戰國史方面的研究著作可以嘉惠學界了。

  二、與錢穆的互動

  眾所周知,自從始皇焚書,典籍散亡,使得戰國史料缺失嚴重。戰國史料留存的僅有《秦記》和縱橫家書,由于秦國文化比較落后,秦國史官所記《秦記》比較簡略,“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正因如此,《史記》中戰國部分記載有不少錯亂,特別是東方六國事。《四庫全書總目·七國考》說:“春秋以前之制度有經傳可稽,秦漢以下之故事有志可考,惟七雄云攏,策士縱橫,中間一二百年典章制作,實蕩然不可復征。”晉代《竹書紀年》出土,可訂正《史記》之誤。可是從晉至清,學者多認為《紀年》不可信,以至到清代林春溥《戰國紀年》、黃式三《周季編略》都未利用《紀年》。

  20世紀30年代,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問世,此書一大特色即充分利用《竹書紀年》訂正《史記》之誤,不僅對先秦諸子的學術源流與生卒有了一個細致的考證,重建了先秦諸子的血脈,而且也考訂了戰國時代的重要史實,澄清了不少問題。《先秦諸子系年》是近現代以來第一本重要的關于戰國史研究的著作。 

   1927年秋,錢穆由無錫三師同事胡達人推薦,轉入蘇州中學任教,任高中部最高班的國文課兼班主任,并為全校國文課的主任教席,在蘇中任教三年。1926年,楊寬考入蘇州中學。據楊寬回憶:錢穆是當時高中普通科的教師,因自己讀的是師范科,并沒有聽過他的課。非常有趣的是,兩人皆為呂思勉的學生。楊寬雖沒有聽過錢穆的課,但對他很尊重,并從錢穆的講演及著作中獲益良多。當時蘇州中學每個星期一的上午,要舉行“總理紀念周”,在大禮堂上舉行全體大會,會上除了報告校務外,常由本校教師作通俗演講,錢穆的一些學術見解就是在這里發表的。

  由于顧頡剛的慧眼識英雄,錢穆于1930年9月初告別蘇州中學,來到北平任燕京大學國文系講師,開啟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而楊寬從錢穆新發表的文章獲得了不少啟發,楊寬言:“等我升上二年級時,錢穆已經到北平的燕京大學擔任國文講師了。接著我讀到他發表在《燕京學報》第七期上的《劉向歆父子年譜》,駁斥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謬論,極為佩服,對我的影響特別深。從此他每次發表論文,每次出版新書,我必然要爭先買到,細心閱讀。他的第一部名著《先秦諸子系年》發表,我也非常佩服,從頭到尾認真地學習和推敲。到了四十年代,我為了深入研究戰國時代歷史而著手編輯《戰國史料編年》的時候,這部《先秦諸子系年》是經常放在手邊用作參考的。”可見,錢穆對楊寬的啟迪和幫助不可謂不至深。而翻閱《輯證》,我們可隨時發現楊寬對《先秦諸子系年》的引用,也常常肯定錢穆的觀點,如“此說甚是”“此說以《紀年》比勘《史記》,甚是。今從之。”“錢穆辨之是”等。楊寬對《先秦諸子系年》所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不足認識的非常清楚,他說:“近人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是一部名著,不僅對先秦諸子有關史事的年代作了考訂,而且對戰國時代各國君王在位年代作出了新的考訂與編排,糾正了《史記》上所載戰國史事年代的紊亂。但是他依據《古本竹書紀年》所編排的戰國時代魏、齊等君王的年代,還有不夠完善之處;同時由于他著眼于考辨諸子有關史事的年代,未曾對戰國時代各國重要史事作全面的、系統的考訂和編排。”因此,在《輯證》中我們也能看到楊寬與錢穆商榷的觀點,最典型的體現在兩人關于梁惠王年代的爭論上。

  在研究戰國史料的過程中,楊寬發現《史記》上梁惠王未改元前的年世多了一年,惠王的紀元誤上了一年,連帶魏文侯、魏武侯的紀元也誤上一年。雖然只是一年之差,但對于改正《史記》中東方六國年代的錯誤關系很大,基于此,楊寬在《東南日報·文史周刊》第6期發表《梁惠王的年世》一文。按照一般學者的考據,對于梁惠王年世的考訂,只要根據《紀年》來校正《史記》梁惠王的年世,把《史記》魏襄王的年世改作魏惠王改元后的年世,把《史記》魏哀王的年世改作魏襄王的年世,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可是事情并非如此,因為如果把《紀年》和《史記》兩書所記載的魏惠王的事對比起來,便會發現兩書所記的年代不能相合,不是相差兩年,便是一年。據楊寬排比資料,《史記》和《紀年》所載魏惠王的事相差一年有四件事,相差二年的有三件事。《史記》與《紀年》載梁惠王事,相差一年有五事,相差二年有二事,年代相合的沒有一事。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形。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認為相差一年是因為,《史記》所據《秦記》用的是“周正”,《紀年》用的是“夏正”,這些事發生在夏歷的仲冬或季冬,由周正計算已是次年的一月、二月,所以有一年相差。但此解釋不了《紀年》上所載梁惠王的事都巧在仲冬、季冬發生呢?《紀年》和《史記》所載梁惠王的事無一事年代不相差。楊寬根據《古本竹書紀年》,論證梁惠王于三十六年改元又稱一年,未改元前實只三十五年,改元后有十六年,前后在位共五十一年,《史記》把惠王改元后的十六年誤作梁襄王的年世,又誤以惠王三十六年卒,因此《史記》把梁惠王紀元誤了一年。至于相差兩年的都是戰事,大概戰事連綿二年,決勝在次年,《史記》所根據的是《秦記》,《秦記》本是秦史,對于魏國戰爭只記勝負,所以都記在次年了。

  錢穆看到《梁惠王的年世》一文后,對楊寬的解釋并不認同,于是在《東南日報·文史周刊》第10期發表《關于梁惠王在位年歲之商榷》一文,對楊寬的解釋提出異議。認為有的《史記》錯誤,有的前人引用《紀年》不確,以為楊寬改梁惠王在位五十二年之舊說為五十一年,實無堅強證據,并說“此等相錯,古書多有,實難深論。”

  看到有學者對自己的觀點提出商榷,且是自己的錢穆師,為了闡述己見并作回復,楊寬在《東南日報·文史周刊》第14期上作《再論梁惠王的年世》一文作進一步闡釋。以《史記》與《紀年》比勘,魏武侯、魏惠王之年世皆有一年之差,而無相合者,惟所記戰事有差二年者,因《史記》據《秦記》。《秦記》于它國戰事只記勝負之年,因而戰爭連續二年者,往往記在次年。證明兩書確實相差一年。此外,對于錢穆一些零星的質疑,楊寬亦有解釋。錢穆說:“洵如楊君之說,則魏文侯年亦必謂史表仍遞次誤前一年而可,今若定魏文侯五十年,武侯二十六年,惠王稱王改元前三十五年,前后共一百十一年,楊君豈能一一證成史表之凡屬其時魏事均誤上一年,此誠不易持之說也。”楊寬解釋道,《史記》魏惠王未改元前誤多了一年,魏文侯、魏武侯的年世自然也都錯誤了。經過一一論證,最后得出,“文侯既在晉敬公六年初立,其元年定在晉敬公七年,從此下推,文侯五十年,武侯二十六年,惠王改元前三十五年,正和惠王改元的年代相密接。在這一百十一年中,我們把《史記》和《紀年》所載的魏事相參證,沒有一點不和拙說若合符節,簡直找不出一個反正來,該不是‘至不易持之說’吧!”錢穆又說:“楊君復就《史記》本書以求證,而實亦為誤說者。如《史記·魏世家》惠王元年韓、趙合軍敗魏于濁澤,據《趙世家》應在趙成侯六年,即梁惠王之二年,遂疑《史記》對惠王事誤上一年,不悟同時魏敗趙于懷,《魏世家》在惠王二年,而《趙世家》在成侯五年,則豈不又誤下一年歟?至惠王敗韓馬陵,則《魏世家》、《韓世家》、《六國表》皆在惠王二年,此并不誤,凡此皆同一時事,而或則誤上一年,或則誤下一年,或并不誤,豈得以一意說之?”楊寬認為《史記》對這一役的記載非常參差不齊,其所以參差不一,就是因為《史記》魏惠王的紀元誤上一年。此役的起因是由于趙、韓想乘魏的內爭而加以打擊,結果因趙、韓不和反而被擊敗。《魏世家》于惠王元年只說趙韓不和,“韓以其少卒夜去”,二年才將韓趙打敗,但從《紀年》看來,趙在惠王元年已經敗了,就此而言這也算《史記》魏惠王紀元誤多一年的旁證。總之,楊寬依舊堅持《論梁惠王的年世》一文中的觀點,《史記》和《紀年》所載魏武侯和魏惠王未改元前全都相差一年,且無一事年代相合,原因是《史記》把梁惠王“三十六年改元”誤作了“三十六年卒”,于是《史記》梁惠王的紀元誤上一年,年數也誤多一年。

  以上這些討論的內容也體現在《輯證》中。楊寬晚年挑選生平重要文章入《楊寬古史論文選集》,《梁惠王的年世》及《再論梁惠王的年世》兩文皆收入其中,于此可見楊寬對此二文的重視。楊寬在自傳中回憶此次討論時,不無驕傲地寫道:“我曾在新版《戰國史》的《后記》中談到這次討論。看來當時他還不知道我是當年蘇州中學的學生呢!”

  三、考證的方法

  《輯證》涉及從《左傳》之終年,到秦滅六國與統一,期間凡248年的歷史。每年開始,列有周及重要列國的紀年,并注明公元前的年數,“使分散雜亂、年代錯誤、真偽混淆之戰國史料,若網之在綱而有條不紊,脈絡清楚而承前啟后,史實正確而真偽分明。”楊寬如何把如此復雜的戰國史料梳理得有條不紊、脈絡清楚、史實正確而真偽分明呢?從楊寬所有已刊及未刊的著述來看,從來沒有見到楊寬寫專篇文章講考證方法,但細讀《輯證》,則發現他受中國傳統考據學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他能比較熟練自如地運用考據學中的本證、旁證、理證等方法。

  本證法,也稱“內證法”,用本書本文作依據進行考證。楊寬在《輯年》中常用,用《史記》的“世家”與“年表”互相校對,即屬于典型的本證法。如《史記·楚世家》云:“楚伐周,鄭殺子陽。”根據《六國表》的“楚悼王四年敗鄭師,圍鄭。鄭人殺子陽。”可得,“周”乃“鄭”之誤。根據《六國表》謂昭王十八年“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六十一”及《穰侯列傳》“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余”,軹即在河內,可知“取城大小六十一”即在河內,主將為司馬錯。于此可判定《白起列傳》所謂白起于昭王十五年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當有錯。根據《秦本紀》“(秦昭王)二十一年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判斷《六國表》“魏納獻安邑及河內”為誤,魏獻安邑,未嘗獻出河內全部地區。

  旁證法,也稱“外證法”,是指用其他文獻資料作證據進行考證。如《韓非子·喻老》中說:“知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為溲器,故曰:禍莫大于不知足。”楊寬認為此中“溲器”不確,應當是“飲器”。《趙策一》與《史記·刺客列傳》都云:“及三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伯,而漆其頭以為飲器。”《說苑·建本》第三十章亦云:“智伯圍襄子于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知伯,漆其首以為飲器。”《呂氏春秋·義賞》又謂趙襄子“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觴,即飲器或飲杯。并進而指出以人的頭顱作為飲器是西北戎狄之風習,因為《史記·大宛列傳》、《漢書·張騫傳》云:“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

  除了引用其他紙質文獻資料證明己說外,楊寬還結合新出土的竹木簡、帛書及瓦書、銅器銘文與刻辭、石刻等,如《孫臏兵法》、《戰國縱橫家書》、秦簡《編年記》、四川青川《田律木櫝》、《秦封右庶長歜宗邑瓦書》、商鞅方升、秦詛楚文、楚熊章鐘、鄂君啟鐘等。此種方法即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楊寬對此方法極力肯定,崇拜之情顯露無疑。如魏國李愧的《法經》在戰國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法經》首著重囚捕盜賊,這是沿用其它諸國的成文法。所謂“盜”指竊劫財貨;所謂“賊”指殺人傷人。1976年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秦律》竹簡,其中《法律答問》就是處理民間以及官府各種刑事案件,處罰最重者,即非法取得財物的“盜”與殺傷別人的“賊”。所謂“盜”不盡包括竊取錢幣、珠玉、家畜、衣服、祭品的人,還指偷采別人桑葉、價值不及一錢者,徙移封畔而私占田地者。于此,對于“盜”“賊”有了更為具體的了解。

  理證法,是指在缺少證據的情況下,根據事理邏輯進行是非論證。《漢書·藝文志》、趙岐《孟子題辭》、《風俗通·窮通篇》皆認為孟子是子思的弟子,甚至《孔叢子》等書記載子思與孟子之間的問答,從唐代的韓愈,一直到清代的毛奇齡等人都認為孟子問學于子思。然而經過楊寬的考證,這個史實是不可靠的。他說:“自孔子卒,直齊宣王元年,凡一百五十年,孔子卒時,子思為喪主,其時當已年長。子思年壽,《史記》謂六十二,后人有以為六十二或八十二之誤。即使子思年歲八十二,孟子亦不及以為師。”孟子曾說過自己未嘗為孔子徒弟,僅“私淑諸人”,因此楊寬認為孟子是受業于子思的門人而不是直接問學于子思。

  遇不同說法,指出各家說的是非,存其疑。如關于“秦厲共公十年庶長將兵拔魏城。”黃式三《周季編略》改作“秦伐晉拔魏氏城”,并說“或是魏氏邊邑耳。”楊寬認為“此說無據,史文未見其例”。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說:“魏城,秦地,不可言拔,當作補,若后年補龐戲城、補龐城。”楊寬指出“此說亦無據,秦邊邑無魏城。”到底此句應如何解釋,楊寬亦不得其解,坦言“《六國表》此記疑有脫誤。”

  對于史書無其它記載,存疑。比如,《水經·巨馬水注》、《初學記》八、《太平御覽》六十四、《太平寰宇記》六十七引《紀年》中的“晉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丘”,但都沒記是何年。只有今本《竹書記年》列入周定王十二年,即晉出公十八年。楊寬言“不知何據,今姑列于此。”

  對于史書無記載的,縷清已知的,直言“不知”的。如《左傳》言“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對于子贛,楊寬解釋道:“子贛即子貢,端木氏,名賜,衛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一歲,時年五十四,善于外交辭令,又善經商致富。魯哀公六年孔子絕梁于陳,使子貢至楚營救。次年吳向魯征百牢,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哀公十一年吳王夫差賜叔孫甲、劍鈹,叔孫不能應對,由子貢代隊。次年衛侯會吳于鄖,為吳所執,經子貢進言太宰嚭而得釋。是年越以霸主而遣使至魯,約定以駘上為魯、邾之間疆界,欲迫使三桓從魯哀公聽命于平陽之盟,季康子為越使所困,因而欲召子貢前來救解。”短短數語,將子貢的事跡交代清楚明白。但此后如何,文獻資料中沒有任何相關記載,只有《史記·儒林列傳》曾說“子貢終于齊”,具體年月,“不知在何年”。

  對于史書無記載的,根據史識加以適當推測,不妄言。比如,關于司馬錯,秦昭王二十七年秦將司馬錯拔楚黔中,三十年復拔,期間楚必曾大敗秦軍而一度收復黔中。這次戰役秦將疑為司馬錯,楚將當為莊蹻。但秦昭王二十八年以后,史料中忽不見司馬錯之記載,改由白起統帥攻楚。司馬錯為司馬遷的祖先,獻伐蜀而攻楚的計策,自秦惠王后元九年攻滅巴、蜀,到秦昭王二十七年攻拔楚黔中,三十六年屢見戰功。因此,楊寬發出疑問:“何以史公不為之立傳?蓋一敗之后,前功盡棄,有難言之隱邪?”至于難言之隱是什么,讀者可去推測想象,楊寬不妄言。

  四、《輯證》的成就

  《輯證》雖是一部戰國史料編年的著作,但也有疏證。楊寬在凡例中對疏證有所注解,他說:“筆者所作疏證,皆附于主要史料之后,以‘案’字或‘又案’開頭。主旨在于考訂史事之年代,明辨史實之真相,闡明史料之價值。亦或考辨前人所作考訂之是非得失,亦或考辨史料之真偽,以求去偽存真。所有疏證,不在為史料作注解或考釋,但時或由于發覆糾謬的需要,不得不作必要之注解或申辯。”“注解”包括對戰國某一國大勢的鳥瞰、對戰國制度、文化風俗的疏通等等。“注解”類的語言雖不多,短短數行字,但對于理解戰國史方面情況則有著積極的作用。

  通讀《輯證》,首先讓我們能對紛亂復雜的戰國史有一個鳥瞰性的了解,尤其是各國的興亡變化,興為什么能興,亡為什么能亡。比如,在戰國諸強爭霸中,秦國最終統一六國。秦在統一六國過程中采取了哪些方向性的政策改變使得秦強大,在閱讀完《輯證》后,楊寬先生蜻蜓點水地描繪出來。從秦昭王到秦始皇有兩個重要的政策轉變,一個是秦昭王時,范睢提出的“遠交近攻”和主張“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此后即有秦坑殺趙卒40萬。這是一個時期。另外一個時期,即秦王政在執政以后,誠如楊寬所說:“秦王政親自執政,采用尉繚、李斯、姚賈等人的計謀,以金玉財寶賄賂東方六國。……此前秦以尚首之國,戰勝以斬首數目記功。秦王政時,二年麃公攻魏卷,斬首三萬。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斬首十萬。此后兼并六國之戰爭中,即不見有斬首之記錄。桓齮于十四年攻趙宜安時,即為趙將李牧所大敗而走。蒙驁、王翦先后在秦兼并六國過程中建有大功,經歷多次大戰,但全無斬首記錄。蓋六國已喪失戰斗力,同時秦亦以‘義兵’自居。呂不韋《呂氏春秋》鼓吹以‘義兵’誅暴而重立天子,當秦初并天下時,秦王政下令亦自稱‘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丞相等亦皆曰:‘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可見,秦之所以最終統一六國,是因為秦在不同階段采取了不同的對外政策,這些政策的貫徹執行使得秦國笑到了最后。如果不是對整個戰國史有著深切的了解,是不能蜻蜓點水而有如此深刻的見識的。

  《輯證》在考證制度方面、地理方面、歷史人物或事件、民族方面都考訂或者解決了一些問題,繆文遠文已言及制度方面的法制、職官以及地理、民族方面,本節將側重于都城制度、陵寢制度、職官考核及賦稅、風俗文化等方面的考證。

  都城制度,《索隱》引《世本》說、高誘注《戰國策》、《漢書·地理志》都認為西周建都于漢之河南,即西周之王城,東周建都于漢之洛陽,即西周之成周。兩邑相距40里,王城在洛陽市王城公園一帶,洛陽即今洛陽以東40里之漢魏故城。楊寬認為,《漢書·地理志》以王城與成周相距40里,以洛陽即西周之成周,與《尚書》不合。根據《書序》“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可知所謂成周即洛邑。《逸周書·作雒篇》作“大邑成周”,即《尚書》“作新大邑于東國洛”。王城乃成周之宮城,城外有方七十里的大郭。《洛誥》記周公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王城即在澗水附近,大郭即在王城東,橫跨瀍水東西兩岸。又根據考古發現,在瀍河東西兩岸,發現許多西周墓與遺址,墓地以南又發現西周早中期鑄銅遺址。因此,成周大郭在瀍水兩岸,而不是《漢書·地理志》所言以洛陽為成周。

  陵寢制度,周赧王八年,“(悼武王)葬畢,今安陵西畢陌。”渭水流域有兩處名畢或畢原,一個在渭水以南西周國都鎬東南杜中,即《元和郡縣圖志》萬年縣二十八里處置畢原。一個在渭水以北秦都咸陽西北,即《元和郡縣圖志》咸陽之畢原,亦稱畢陌。魏晉以來誤以咸陽之畢原為鎬京之畢原,因而誤以為秦惠文王陵為周文王陵、周武王陵。原來周文王、武王之冢無丘隴的制度,而秦惠文王、秦武王陵已有高三丈以上的丘隴。因此,“陵”之名是由丘隴而來的。

  職官考核,周考王十五年附編,《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王登為中牟令,上計言于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楊寬說,從“上計言于襄子”,可知當時已推行年終考績之“上計”制度,并于“上計”時向國君推薦人才,此開啟漢代郡國上計時貢士制度的開端。

  賦稅制度,在“(秦孝公)十四年初為賦”下,楊寬對秦國的“賦”是什么,使用此類賦的目的是什么,作了言簡意賅的解釋。他說商鞅所用不是魯季孫氏“用田賦”(按田畝征收軍賦)的方法,而是按戶、按口征賦之法,具有獎勵墾荒的作用。根據《商君書·墾令》云:“祿厚而稅多,食口眾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賦而重使之,則辟淫游惰之民無所與食,民無所于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可知商鞅按“食口之數賦而重使之”,具有限制官僚、地主豢養食客數目之目的。根據《商君書·墾令》云:“以商之口數而使商,令之廝、輿、徒、童者必當召,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兩天不荒。”可知具有限制商人多用奴隸的作用。商鞅對家中有成年二男子加倍征賦之法令,又具有確立一夫一婦為單位之小農,作為經濟基礎。

  文化史,在《史記·封禪書》“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其后百二十歲而秦滅周”下,楊寬對秦人信仰五色上帝之說進行了解釋,楊寬言:“《周季編略》云:自秦滅東周推之,距此適百二十歲,則《年表》可從也。秦人信仰五色之上帝。《秦本紀》謂秦襄公‘祠上帝西畤’,《十二諸侯年表》:‘襄公八年初立西畤,祠白帝。’是白帝乃白色之上帝。《封禪書》謂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鄜衍。史敦曰:‘此上帝之征’,于是作鄜畤,郊祭白帝焉。《秦本紀》云:‘文公十年初為鄜畤。’其后宣公四年又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靈公三年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此年獻公又以為得金瑞而作畦畤櫟陽而祭白帝。”經過詳細的文獻梳理,楊寬對秦皇帝的五色信仰說進行了簡明扼要的論述,他說“是秦君于四百年間,先后設置七畤,白帝三而青、黃、炎帝各一。凡此四色帝,皆秦之上帝。按五色上帝之信仰,以四方、五色相配,五行學說又以四方、五色與五行相配。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而祭白帝,明受五行學說之影響。”

  風俗史,在秦靈公八年,“城塹河瀕。初以君主妻河。”從此年開始,秦在占領的地方推行原有部族所流行的“河伯娶媳”的習俗。根據《趙世家》所記霍太山山神的朱書,謂將賜趙林胡之地,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正義》說:“《穆天子傳》云:‘河宗之子孫柏絮。’蓋在龍門、河上之流,嵐、勝二州之地也。”由此可得,龍門以上、黃河上游部族河宗氏,以河伯為其祖先而崇拜。因此,河伯娶媳的風俗可能是河宗氏的巫術信仰,而世界各地沿河流部族都有這個風俗。

  綜上所述,《輯證》從開始編撰到最終出版有將近60年的時間,將戰國248年的史料編年,并對部分史料作案語,即“注解”,所作“注解”涉及到歷史人物和事件、制度、經濟、文化風俗等,這些“注解”是楊寬先生數十年研究功力積累的洞見。這些“洞見”不是就某事考證某事,而是有所貫通,視野非常寬闊,這能給讀者提供一些非常重要的思考。毋庸諱言的是,《輯證》有些不足的地方,如繆文遠書評中指出對當代學者研究成果采用不夠;未附參考書目,于初學不便。此外,可能也存在一些考證和論斷不準確,如楊寬認為魏國公子將兵只是戰國早起的現象,自從太子申、公子卬將兵被擒后,魏國就“不見太子與公子為主將者。”現在看來,這個論斷似不準確。因為在公子卬外,魏國公子將兵的還有公子景賈和公子咎。又如,《輯證》將宋悼公元年誤定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總之,由于此書修訂及定稿后時,楊寬身在國外,學界最新成果不容易看到;又由于在這樣大規模的考證中,可能由于資料不足和推斷失誤,不免有可修正的地方。但就全書整體而言,立論有據,考證精到,“上接《春秋》、《左傳》的編年體的戰國史料匯編和考訂,使原來分散雜亂、年代錯誤、真偽混淆的史料,有條不紊而真偽分明。”因此可以說,《輯證》是繼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后,在戰國史方面“令人矚目的一項成果”,使得戰國史的研究者從中受益。錢穆、楊寬二人在戰國史研究方面的潛力及專精,呂思勉在20世紀40年代就曾言及,他說:“二君(指錢穆、楊寬——筆者注)于戰國史事,推校極密。”現在看來,呂思勉的評價仍然是妥當的。  

  注釋從略。

作者簡介

姓名:賈鵬濤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崔蕊滿)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回到頻道首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聯系我們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聯系我們
色窝窝色蝌蚪在线视频网站免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