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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文選】復雜勞動力供給和人力資源配置效率
2021年07月19日 10:3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6期 作者:李靜 劉霞輝 楠玉 字號
2021年07月19日 10:3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6期 作者:李靜 劉霞輝 楠玉

內容摘要:復雜勞動在生產活動中提高生產率的實際發揮程度,復雜勞動力供給的可持續擴大再生產,成為創新驅動的活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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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今世界隨著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勞動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復雜勞動在生產活動中提高生產率的實際發揮程度,復雜勞動力供給的可持續擴大再生產,成為創新驅動的活力源泉。貫徹落實創新發展戰略,需要解決好在合理配置已有人力資源和培育壯大高質量人力資源之間的綜合平衡問題。

  馬克思從商品生產的勞動二重性出發,在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基礎上,提出了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的理論。馬克思指出,“我們把勞動力或勞動能力,理解為一個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他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就使用價值說,有意義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質,就價值量說, 有意義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量,不過這種勞動已經化為沒有進一步的質的人類勞動。”“它是每個沒有任何專長的普通人的有機體平均具有的簡單勞動力的耗費。”“比較復雜的勞動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二者的不同比例“是在生產者背后由社會過程決定的”。較高級的復雜“勞動力比普通勞動力需要較高的教育費用,它的生產要花費較多的勞動時間,因此它具有較高的價值”。“為改變一般人的本性,使它獲得一定勞動部門的技能和技巧,成為發達的和專門的勞動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訓練,而這又得花費或多或少的商品等價物。勞動力的教育費用隨著勞動力性質的復雜程度而不同”,這種教育費用“包括在生產勞動力所耗費的價值總和中”。“勞動力的價值,就是維持勞動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勞動力的價值規定包含著一個歷史的和道德的要素”,其需要的范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方式一樣,本身是歷史的產物,因此多半取決于一個國家的文化水平”。

  馬克思強調,關于締結勞動力商品使用價值的契約與其使用價值的實際發揮在時間上是分開的,后者才決定生產活動的效率。“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在買者和賣者締結契約時還沒有在實際上轉到買者手中”,“勞動力只有表現出來才能實現,只有在勞動中才能發揮出來”,“因此,力的讓渡和力的實際表現即力作為使用價值的存在,在時間上是互相分開的。”“生產力當然始終是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生產力,它事實上只決定有目的的生產活動在一定時間內的效率。”

  復雜勞動在生產活動中的具體發揮程度,對科學技術的應用具有重要意義。馬克思闡明了從一定的歷史形式出發,區別物質財富及其物質生產與精神財富及其精神生產的重要性,以及前者對后者的決定作用和后者的反作用,精神生產中包括“創造勞動能力本身的勞動”。復雜勞動的培育或供給首要來自于教育科研等部門機構的精神生產,非物質的精神生產勞動不是從自然資源中去占有改變了形式的物質產品,而是為了取得反映自然界和社會事物的各種形式的理性觀念(如科學理論知識等),或提供某種相應的知識性服務(如教師傳授知識等)。

  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如果技術應用效率提升足夠有效,提高技術應用效率是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必然趨勢,且技術應用效率的提升可以有效解決企業人力資本錯配問題。提升技術應用效率足夠有效時,可以顯著推動人力資本有效配置,從而共同促進經濟增長率的提高。

  開發人力資本的概念最初由美國經濟學家費雪(O.I.Fisher)在1906年出版的《資本的性質與收入》一書中提出,當時并未引起太多關注。直至1960年舒爾茨(T.W.Schultz)在美國經濟學聯合會年會上系統闡釋人力資本理論,人力資本對增長的影響方受到學界的持續關注。與舒爾茨同時代的貝克爾(G.S.Becker)、明瑟(J.Mincer)、丹尼森(E.F.Denison)等,也從不同視角對人力資本進行論述。舒爾茨和丹尼森重點對教育投資的收益率和教育對增長的貢獻進行了定量研究。貝克爾和明瑟主要從微觀角度對人力資本進行研究,著重探討了人力資本投資與個人收入分配的關系。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羅默(P.Romer)、盧卡斯(R.Lucas)等為代表的內生增長理論應運而生。他們將接受正規教育和在職培訓等形成的人力資本引入增長模型,認為人力資本積累是長期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有力推動了人力資本理論的深化。隨后,相關研究圍繞人力資本與國家或區域增長差異,人力資本影響經濟增長的具體路徑機制,以及社會經濟制度與人力資本的關系等方面展開。發展經濟學關于人力資本的討論,更重視教育和健康或衛生對人力資本的影響。城市經濟學將人力資本納入城市化和人口流動模型,考察人口流動對人力資本的影響。

  關于人力資本使用效率的研究,可追溯至對要素錯配的討論,相關文獻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新古典經濟學研究,假設同質要素在部門間充分自由流動、邊際報酬相等。要素錯配主要源于非位似偏好產生的收入效應,以及部門技術差異帶來的替代效應,著重關注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另一類研究可歸結為發展經濟學的新二元經濟結構增長理論。該理論假設要素的部門間流動存在障礙,著重對農業部門和非農業部門的要素報酬進行核算,反映勞動力配置扭曲和要素報酬差異之間的關系。要素配置扭曲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逐漸形成一個重要的分支學派,現有文獻多是在兩部門模型框架下,通過校準的方法分析要素錯配對經濟增長或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其分析路徑一分為二。一些研究從勞動錯配和資本錯配二維角度,審視增長問題。另一些研究著重從微觀層面,考察勞動力配置扭曲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例如,Camacho和Conover利用哥倫比亞制造業企業1982—1998年的微觀數據,以美國為參照,發現哥倫比亞的勞動力錯配和資本配置扭曲程度均高于美國。Yang和Chen利用印度尼西亞微觀企業數據,通過量化要素錯配程度,發現企業要素錯配造成該國全要素生產率下降超過40%。Brandt等估算中國要素市場扭曲程度,發現30%的全要素生產率損失,可由要素配置扭曲來解釋。Patterson等的研究表明,勞動力的部門錯配可在67%的程度上,解釋2007年后英國勞動生產率持續嚴重的停滯現象。

  國內學者對人力資本使用效率的研究,主要專注于考察經濟轉型期人力資本錯配對創新或經濟增長的影響。相關研究多以直接描述為主,只討論人力資本錯配對于經濟增長的負向影響,視角較為單一。例如,人力資本結構研究課題組對中國工業部門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要素匹配協調度的測算,考察二者匹配關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中國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強調,優化人力資本配置,提高人力資本定價的市場化程度,是優化增長方式與結構變遷的動力機制,主張推進科教文衛體等事業單位的轉型和改革,提高服務業供給人力資本的質量。李靜等發現,在經濟轉型過程中,人力資本的市場化配置可能失靈。袁富華等提出,以人力資本要素和知識要素積累為核心的效率模式重塑,是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根本任務,以知識部門為代表的新生產要素供給是增長突破的關鍵。

  關于技術進步或創新的討論,現有文獻基本圍繞發展中國家如何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創新激勵以及技術與要素的匹配展開,鮮有學者就技術應用效率提升如何促進經濟增長問題展開討論。新增長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技術模仿,實現增長“蛙跳”。現實卻并非如此,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在不斷拉大。一些學者指出,落后國家從西方發達國家引進先進技術的過程存在嚴重阻礙,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同引進的技術不匹配,是導致引進技術無法推動其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人力資本是決定引進技術適宜性的關鍵。

  技術應用是企業技術創新戰略“研發→最終產品生產”投入產出路線圖中的隱藏要素。現有增長文獻大多隱含地假設,企業一旦有了研發投入,其技術應用效率便自然達到最大值。本文模型表明,企業是否將提高技術應用效率作為技術創新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取決于發展階段的經濟水平。現實中,新技術的發明者和應用者是被配屬到不同生產環節中的高質量勞動力。

  錯配是勞動力市場上供求均衡的表征。人力資本錯配可以界定為,部分人力資本被當作簡單勞動力配置,反映現實中企業“高技術勞動力從事低技術性生產”現象,比較改善人力資本配置效率和提升企業技術應用效率帶來的經濟增長路徑差異。人力資本錯配指標,以勞動和資本密集型產業人力資本密度,與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人力資本密度的比值衡量,為非高技術產業人力資本密度與高技術產業人力資本密度的比值。各產業不能單一按照高技術產業和低技術產業進行劃分。相對于勞動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高技能勞動者匯聚較多。比較不同類型產業的人力資本密度,能夠反映全社會人力資本錯配的情況。相對于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當勞動和資本密集型產業人力資本密度較高時,表明人力資本錯配較嚴重;反之,則人力資本配置較合理。

  人力資本錯配的解決依賴于企業技術應用效率的提升。企業主動提升技術效率水平,是經濟增長宏觀過程中的必然趨勢。技術應用效率是企業內生增長的隱藏要素。較高企業技術應用效率不是經濟增長過程中的恒定特征,只有當經濟與技術達到一定發展的增長水平后,企業提高技術應用效率才成為必然趨勢。當錯配不能經市場得到直接改善時,欲抵達更高速的增長路徑,必須追求企業更高技術應用水平的提升。理論上,企業在其技術水平達到較高程度時,會優先考慮其技術應用效率,直至技術水平不再大幅領先于競爭對手,才會投入進一步的研發。因此,企業技術創新戰略遵循循環策略:研發投入→提高技術應用效率→再研發投入→再提高技術應用效率……

  在微觀結構上,企業技術應用效率提高可以推動人力資本有效配置,進而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的正面影響。在宏觀結構上,通過制度性政策提高企業技術應用效率,對增長的影響,比通過市場性政策解決人力資本錯配更有效率。微觀基礎的人力資本投入水平,受宏觀結構的人力資本供給水平制約。提高企業技術應用效率可推動人力資本有效配置,進而提升經濟增長率,是實施跨越式增長的條件,其學理在于技術應用效率的提升能夠解決人力資本錯配。如果企業技術應用效率能夠獲得較大的提升,那么提升技術應用效率是實現最優增長路徑的必要條件。

  一旦企業技術應用效率能實現普遍的跨越式提升,將給經濟高質量發展帶來顯著的增長效應。特別是相較于解決人力資本錯配的思路,直接從制度上提升企業技術應用效率,能夠實現更加快速的高質量經濟發展。同時,解決人力資本錯配也是提升企業技術應用效率的“副產品”。但若僅把解決人力資本錯配當成提升經濟增速的投入品,則經濟可能無法盡快地趨向最優增長路徑。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提高企業技術應用效率以實現高質量經濟發展的特殊歷史條件,使提升技術應用效率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和歷史機遇。壟斷競爭市場條件下,企業為了長期生存而鎖定未來的競爭優勢,對提升技術應用能力的投入一般較高。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正處于快速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市場需求在不斷促進高技術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但企業技術應用效率的提升由于受到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行政與市場的壟斷及分割等影響,仍有較大潛力亟待發掘。

  如前所述,企業技術應用效率的提升可以來自制度性政策安排,特別是科教文衛體等部門的繁榮發展和組織水平提升,不僅能夠產生更多的人力資本供給,還將直接減少企業內研發與應用之間的摩擦,也就是提升社會平均的技術應用效率。我國要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僅要加大研發投入,還要注重保護人力資本權益、使其充分發揮作用的制度性安排,以及制定提升科教文衛體等部門供給能力的宏觀綜合平衡政策。

  企業研發投入和技術應用效率的提升,離不開科教文衛體等服務部門的組織水平和供給效率。一方面,這些部門產出人力資本,作為企業研發和技術應用效率的投入要素;另一方面,這些部門能夠成規模地獲取新技術,再提供如培訓與教育等提高技術應用效率的服務,以及如藝術與醫療等保護生產者能力(穩定技術應用效率)的服務,所以成為市場主體從研發到提高技術應用效率的重要社會媒介。可以認為,科教文衛體等部門的繁榮發展和組織水平提升,將直接決定企業從研發到應用的效率。

 

  (作者單位:李靜,安徽大學經濟學院;劉霞輝、楠玉,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原題《提高企業技術應用效率 加強人力資本建設》。《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6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張征/摘)

作者簡介

姓名:李靜 劉霞輝 楠玉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文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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