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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簡與河西社會交往史新識
2021年07月31日 08:3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王子今 字號
2021年07月31日 08:3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王子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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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視“生產”對于歷史進步的意義,同時又突出強調“交往”的作用。交往促進生產的進步、經濟的流通、文化的融合,交往的規模決定了文化圈的空間范圍,交往的頻次也影響著社會生活的節奏。不僅如此,交往史與政治的興亡、經濟的盛衰、文化的繁榮和沒落都有關系。因此,“交往”與“交往史”應當是歷史文化研究的重要主題。很多歷史跡象表明,兩漢時期的交往達到空前的熱度,產生了積極的效能。社會結構、社會生產、社會生活和社會意識都因此有所變化。近年來一系列的出土資料在很大程度上充實和補益了文獻記載的不足,使我們看到更加豐富生動的交往史面貌。

  一、“客”與“送客使者”

  戰國時期的“客”曾經是非常活躍的社會人群。《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以“客曰”的口吻陳說“客”與“君”的“交”,說到“客”以“交”為基本方式的活動,“市道”是其原則,目的在于利益追求。漢代的“客”依然主要是靠“交”的行為實踐人生,謀求功業的。我們這里重點關注此所謂“交”與“賓客欲往”的“往”,即“交往”的社會表現。

  “客”自東周時期空前活躍。借助新異思想、成熟謀略、機智言辭實現了文化交往的“客”,曾經以政治言行和文化論辯推動歷史前進,甚至改變歷史走向。直到東漢時期,“通賓客”、“交通賓客”依然是一定等級的政治人物社會交往的習慣。而“賓客”往來四方,交結上下,在社會生活中有非常突出的表現。

  漢代權貴往往有“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的行為。河西漢簡可見“遠客”“有客從遠所來”及“東方來客”等簡文,可知多有以“客”的身份生活在西北邊塞的“東方”人。居延簡文所見“客吏民”“客民卒”稱謂,暗示“客”具有與“吏”“民”“卒”不同的社會身份。“客民”“客子”作為身份標志,也值得注意。“客”也用以標識使團成員身份。敦煌漢簡“東方來客”“久客關外”“身皆遠客未曉習俗不便”等簡文,都體現出“遠客”一方面經歷著“關外”艱苦生活,另一方面體驗著并不很適應的當地“習俗”,實現著文化交往。漢代促成中原文化與西北方向外域文化交流者,以“使”的作用尤為突出。他們經歷艱苦磨難,走向更遙遠的地方,以實現空間更廣闊的文化交往。回顧社會交往史,“客”和“使”的歷史功績都不能忽略。

  居延漢簡有“送客使者甲渠鄣候”簡例,整理者對于“送客使者”的解釋是:“送(西域)各國使團成員歸國的使者。客,《說文·宀部》:‘客,寄也。'段玉裁注:‘自此托彼曰客。'王筠《句讀》:‘偶寄于是,非久居也。'”畢竟漢代促成中原文化與西北方向外域文化交流者,以“使”的作用尤為突出。他們經歷艱苦磨難,走向更遙遠的地方,以實現空間更廣闊的文化交往。回顧社會交往史,“客”和“使”的歷史功績都不能忽略。

  居延漢簡:“候長候史馬皆廩食往者多羸瘦送迎客不能竟界大守君當以七月行塞候尉循行課馬齒五歲至十二歲”,說到出入境的“客”的“送迎”。“客”很可能指往來西域的使團成員。敦煌懸泉置簡所見“使送康居諸國客”,“使送大月氏諸國客” 等,可能是西域使團前來的記錄。他們在長途行旅中的交往體驗,豐富了自己的人生,也使得這條東西交流通道上的文化風景更為多彩生動。

  在民族交往中,“譯”的作用特別重要。所謂“譯人傳辭”,對于文化溝通的意義是無可替代的。居延漢簡“詔伊循候章發卒曰持樓蘭王頭詣敦煌留卒一人女譯二人留守余”,敦煌漢簡“都護虜譯持檄告戊部尉欽車師前附城詡”,都出現“譯”的身份。后者“虜譯”稱謂尤其重要。出土文獻中所見“譯”的作用與史籍記載相結合,可以說明當時文化交往進程的復雜背景與困難條件。

  二、社會交往史中的“流民”“亡人”

  離開鄉土、脫離戶籍的自由移民或稱“流民”“流人”。“流民”數量驚人,形成了特殊的交往關系。

  “流人”稱謂屢見于漢代帝王詔書,其指代對象與“流民”大略一致。居延漢簡中有出現“流民”字樣的簡文。如“居延流民亡者皆已得度”等。這些文書記錄都說到官吏“收流民”,應當反映了邊地“流民”政策重視收容安置的方式。簡文“收流民”后注明地方,如“收流民酒泉”,“收流民張掖金城隴西郡中”,大概正常文例言“收流民某郡中”。相關簡文,可以與《后漢書·竇融傳》提供的行政史料對照理解。所謂“收流民張掖金城隴西郡中”,空間幅面已經相當廣闊。“流民”脫籍,在原有社會結構變易之后,又會形成新的交往關系。

  居延漢簡中可見“客民”稱謂。河西“客民”從事各種形式的勞作和經營,生產形式和生活情狀應當與在家鄉原來的背景條件完全不同。新的人文環境和社會關系,也形成了新的交往條件。簡文說明“客民”參與了“貰賣衣財物”的經濟行為。“貰賣衣財物”通常是來自東方的戍卒將家鄉出產的織品和衣物帶到河西,以“貰賣”方式轉讓。這是一種比較復雜的交往行為,曲折完成了絲綢之路上特殊形式的織品交易。居延軍事文書遺存中所見《卒行道貰賣衣物名籍》《戍卒行道貰賣衣財物名籍》《卒行道貰賣名籍》《戍卒貰賣衣財物爰書名籍》《戍卒貰賣衣財物名籍》等題名的簡冊,說明戍卒攜帶織品到邊地出售的現象所受到的重視。“貰賣衣財物”行為涉及城鄉交往與軍民交往。河西漢代烽燧色彩紛多的絲綢發現,提供了紡織品由東而西貿易的實物證明。戍卒在“貰賣衣財物”的交易中有比較積極的表現。而“客民”也參與了這種社會交往行為,應該是交通史、經濟史、社會生活史研究者予以關注的現象。

  通過對有關“客田”的漢簡資料的分析,可以察知相關行政程序。如出土于大灣的簡所謂“欲取檢”“當得取檢”的“取檢”,應是在居延“買客田”者原居住地提供調查證明文書過程的文字記錄。而“檢”,或是主管部門核查之后的證明。這是對“客”進行有效管理的重要行政方式。我們看到長安地方官員為這樣的“客”提供相關證明的簡例。京師和邊塞之間經歷遙遠路程的行政交往,通過這種方式得以實現。

  軍民以“亡”的形式向匈奴方向的叛逃,即史稱“亡入匈奴”情形,文獻多有記錄。而禁止這種逃亡,是邊塞戍衛的重要責任之一。烽燧制度所謂“亡人赤表火”,就是防止人口“亡出”的措施。“從軍”“不還者”“子孫”“邊人奴婢”及“盜賊”們“亡”“亡出”“亡出塞”“亡走北出”,是習見“邊事”,也是邊地特殊的交往史現象。民人流亡,作為執政者無法控制的交往條件較編戶齊民身份下更為便利的流動人口,其出現往往與行政失敗有關。“民流”逢亂世動蕩,會擴展其規模,形成新的交往環境。社會變局之中,于是導致新生政治力量出現。

  三、“學”與“仕”:文化交往和行政交往

  學人和吏人,在文化交往和行政交往中表現比較突出。當時社會活躍階層“見聞比較廣闊,知識易于傳達”,特別值得注意。這里,“交通的發達”或許也可以讀作“交往的發達”。

  漢代官學私學都得到空前發展,學人千里負笈成為一時風尚。學人遠行之見聞,可以豐富其閱歷,增益其學識。而這種人生實踐中的交往經歷,尤其可貴。

  王國維指出,“漢時教初學之所,名曰‘書館',其師名曰‘書師',其書用《倉頡》、《凡將》、《急就》、《元尚》諸篇。其旨在使學童識字習字。”羅振玉、王國維已就“斯坦因博士所得古簡”中的“字書”有所討論。列入“小學類”的出土文獻,有《蒼頡》和《急就篇》。陳直亦曾經著文《蒼頡急就篇的殘簡》,就居延漢簡和敦煌漢簡中發現的《蒼頡篇》《急就篇》的遺存有所討論。漢簡遺存多有小學書發現,在河西邊塞的出土,尤為引人注目。王國維所謂“漢時教初學之所,名曰‘書館’”者,在河西漢塞未必能夠找到遺存。但是類似能夠實現“教”與“學”交流的環境條件,應該是曾經存在的。肩水金關簡“府告肩水關嗇夫許常負學師張卿錢五百錄”所見“學師”身份,應當看作反映邊郡有關“學”的社會關系的重要資料。有學者曾經提供了研究漢代邊塞軍人的文化學習的收獲。應當注意到,數量頗多的士卒提高自己文化素質的學習生活,也是一種交往方式的體現。他們由此更擴大了自己的交往圈,拓展了自己的交往幅度。漢《武榮碑》所謂“久斿大學,然高視”,由游學而“高視”,可以理解為交往層次的上升。

  《漢書·京房傳》說,京房為魏郡太守,“自請,愿無屬刺史,得除用它郡人”,“天子許焉”。《漢書·循吏傳》載:黃霸“補左馮翊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仕用它郡人。”似乎郡縣吏員任用當出自本地。不過,這種情形也有相應的回避本籍的規定,如郡督郵用本郡人,但不用所督諸縣之人。州之部郡從事亦用本州人,但不用所部之郡人。官吏任所籍貫限定,是值得重視的考察主題。從居延漢簡所提供的資料看,任用下級官吏的制度,也促成一定地域內的人才流動。官吏“自請”“除用”,以及從“家”至“官”,都經歷官場與社會的交往過程。居延漢簡可見“遽學成史從姓字始□”,似乎可以理解為由“學”而“史”人生進程的體現。其中“知淺而羞學問”句,強調了“學問”對于能否勝任“吏”職的重要意義。“愚吏”又見于其他簡文。有研究者以為反映了“對吏的選拔、甄別比較重視”,這種體現“對官吏教育”制度之細節的信息,可以說明“學”與“仕”的關系。

  四、商賈“交易之道”

  漢使出行,代表漢王朝贈送對方財物,在一定意義上具有貿易的性質。漢王朝使團的成員又有私自經營貿易活動以牟取暴利者。西域民族或有善于經營貿易的傳統,敦煌漢簡可見涉及“烏孫”的“賣”“受”“高繒”的記錄。河西地方特殊的經濟形勢,使得商業活動具有特殊的優越條件。

  河西簡牘可見“賈販”“逐利”“出入關”的活動。又有“賈人李大仲”的相關記錄,這位“賈人李大仲”,應當是“漢賈客”。《漢書·匈奴傳上》:“漢使馬邑人聶翁壹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顏師古注引孟康曰:“私出塞交易。”這種“私出塞交易”的情形,應當是比較普遍的。“為家私市”簡文多見,如有記載出身河內郡溫縣(今河南溫縣西)的“私從者”“左通”“私市張掖郡中”情形的簡例,從事“私市”“交易”者來自遙遠的中原地方,尤其值得注意。

  五、戰爭:“經常的交往形式”

  戰爭中的競擊、搏殺,以及對峙、降服,都有交往的意義。漢代民族戰爭中還有一種特殊的“交往”現象,即中原軍人有出降匈奴的情形,同時也有“胡騎”“羌騎”服務于漢王朝。漢軍人出降,有李陵、李廣利故事。而草原民族將士亦多有在漢軍中作戰的史例。

  漢武帝時,軍隊建制有“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又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戾太子劉據舉兵,曾“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居延漢簡可見記載漢軍中“胡騎”活動的簡例。居延漢簡“元鳳五年盡本始元年九月以來秦”、“騎屬國胡騎兵馬名籍”簡文,明確了“屬國胡騎”在正規軍制中的存在,可以看作相關制度的文物確證。而與之對應的漢人騎兵,可能稱作“秦騎”。在與“羌胡”作戰時,漢王朝軍隊調動集結的記錄,可見漢軍將領指揮下“羌騎”的表現。

  不同民族的軍人在同一部隊中屯守、訓練、行軍、作戰,形成復雜的交往關系。史籍可見漢人任胡騎校尉、越騎校尉情形。張騫、蘇武都有“胡妻”“胡婦”。前說李陵、李廣利降匈奴事跡,也都有得單于“以女妻之”的經歷。這是在“和親”之外因婚姻得以實現高等級交往的史例。敦煌漢簡可見記錄一位“降歸義”外族女子行跡的簡文。在戰爭這種“經常的交往形式”中,還可以看到簡牘資料反映的婦女兒童的值得重視的其他表現。簡文說到對來“降”的“妻子人眾”進行了安置。“凡萬余人”的規模無疑會造成行政壓力。而外族“妻子人眾”“妻子家屬”來降,在經歷特殊的交往經歷之后,又進入新的交往環境中,開啟了新的交往生活。他們當時的體驗,千百年之后的人們僅僅通過片段的文字遺存難以全面真切地認識。但是這種交往對于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和歷史進步的積極意義,是可以大體肯定的。

  漢王朝制度在河西地方的實施,從戰略設計出發,有促成交往與限制交往的政策。就軍事交通的戰略策劃而言,我們看到,對于絲綢之路交通非常重要的河西道路的作用,當時漢王朝對中原與西域的交往,對與匈奴的交往和與羌人的交往,均持積極態度,而對敵對民族勢力“胡”“羌”二者的交往,則全力禁絕。這就是“通貨羌胡”與“隔絕羌胡”同時推行的策略。相關歷史文化現象,描繪出交往史上色彩紛雜的頁面。

  六、漢簡河西交往史料的物質層面考察

  漢代西來物種的引入,體現東西交往史的重要進步。“天馬來兮從西極”之外,“驢騾橐駝,銜尾入塞”,成為中原生產動力與運輸動力。敦煌漢簡中可以看到體現“驅驢”作為軍事運輸方式的簡例,西來畜種應用于交通運輸,相關勞作組織方式已經形成了相當可觀的規模。與“西方奇畜”引入相關,中土對于作為牲畜飼料的“苜蓿”的引種,是中國農業史、畜牧業史與植物史上的一件大事。

  漢簡所見引入的農作物品種,有“胡豆”“胡于”“胡枲”“胡麻”等。居延漢簡有簡文“胡豆四石七斗”,“胡豆三”。而漢簡資料提供了有關中原人與“西北”交往得到“胡”“戎”作物的更早信息。而毛織品是由西而東傳入中土的更重要的物資。我們尚不明確諸多種類的毛織品與漢簡文字具體的對應關系。中原人通過與草原民族交往得知“產于胡”的“氈”的應用方式,有“氈裘”“氈幄”等。

  張騫出使西域之后,河西成為絲綢之路重要路段通過的地方。漢簡資料的大量發現和深入研究,提供了河西交往史的重要信息。許多跡象表明,漢代社會對西北方向的普遍關注,形成了以“宜西北萬里”為典型標志的文化傾向。西北,是漢代社會交往最活躍的方向;河西,成為漢代社會交往最活躍的地區,河西居民與往來河西的各區域各階層人等,成為漢代社會交往史中貢獻最顯著的人群。河西的社會交往活動,帶動了漢地社會交往的空前熱情,開啟了漢地社會交往的嶄新方式。就民族關系史來說,漢代河西交往考察也可以看作富有典型歷史文化意義的學術主題,而漢簡文字的重要史料價值顯然應當充分肯定。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1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齊澤垚/摘)

作者簡介

姓名:王子今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郭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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