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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法論”:中國文學研究再出發的起點
2021年07月30日 11:2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張伯偉 字號
2021年07月30日 11:2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張伯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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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意法論”:一個值得“激活”的批評概念

  “意法論”是一個值得“激活”的文學批評傳統,它可以成為我們今天文學研究再出發的起點。文學研究是一個寬泛的概念,而如果要對文學研究作一個抵達其核心的說明,筆者希望采用“批評”一詞為其重點。以“批評”為基礎的“研究”,就不僅是一門藝術,而且其重心是“辨彰清濁,掎摭利病”。

  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意法”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出現在明代,而從創作論轉移到批評論,則到清初才出現。文學是由語言構成的世界,根據現代語言學家的普遍認識,書面語言有能指(字形和字音)和所指(字義)。籠統地說,文學作品中的“意”就是由所指代表的內容,而“法”就是由能指代表的形式。在作品中,內容和形式是結合在一起的。就創作而言,詩人要透過“法”以完美地呈現“意”;就批評而言,讀者要從“能指”把握其“所指”。它強調不可以將內容和形式強行割裂,反對完全以內容為評判作品優劣的主要依據,而將形式的功能視為若有若無,這就是“意法論”的基本含義。雖然這一概念出現得較晚,但蘊含了這一意涵的不同表述可謂由來已久。這樣一個概念意味著“意”和“法”,或者說內容和形式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二、“意法論”的形成:從經典解讀到文學批評

  當下西方世界的“文學”概念,相較于19世紀中葉的歐美,已經極度泛化了,它在相當程度上回歸并擴張了19世紀之前的傳統,其范圍等同于圖書館里的一切文獻,于是書寫、文本等概念也常常成為“文學”的代名詞。在這樣的參照系對比之下,章太炎對于文學的定義,所謂“文學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在今天看來,稱得上是含有“異彩”的“孤明先發”。他將文學作品和文學研究一并納入“文學”概念,而將“文學研究”的核心落實在“論其法式”,也就是法則格式,屬于“能指”的形式范疇。這也就意味著,無論面對的是哪種文本,只要以“論其法式”的眼光對待,就是在從事文學研究。換言之,面對文本,若不“論其法式”,就是不合格的文學研究。所以,討論“意法論”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起源和發展,我們完全不應該把眼光局限在狹義的“文學”視野,也因此而會發現,這一批評概念擁有廣泛而深厚的經典解讀的基礎,雖然他們并沒有明確使用“意法”的名詞。

  漢代興起的經學,其宗旨就是要尋求文本中的微言大義。古人小學“一年視離經辨志”,“離經”是章句之學,重在分章析句;“辨志”是理解闡釋,重在心意趨向,既“離經”又“辨志”,辭章和心意是密不可分的。趙岐《孟子題辭》中說孟子倡導“以意逆志”,就是“欲使后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這話也可以反過來理解,就是“解其文以深求其意”,這與鄭玄所釋“離經辨志”的程序可相呼應,蘊含了由“怎么寫”進入“寫什么”,從辭句進入意義。

  然而在后世的實踐中,出現了兩種不同傾向的弊端:一則“惟知章句訓詁之為事,而不知復求圣人之意”;另一種則“脫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前者是漢代的“俗儒”,“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乃至“一經說至百馀萬言”,實際上是將文辭“碎片化”,也就喪失了對文意的理解。后者指魏晉玄學的“得意忘言”,也就是對于文辭的忽視乃至無視。其末流演變為脫離文本而指測文意,就造成“坐談空妙,展轉相迷”的問題。上述兩種弊端都是將“離經”和“辨志”相割裂,將辭章和文意相割裂。

  朱熹要將兩者重新結合,“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于此者而得之”。“所以進于此者”含體用兩端,就“用”而言,是指通過什么方式使其意得到完美表達,也就是“怎么說”。

  純粹就狹義的文學批評來考察,“意法論”的形成經過了較為漫長的時期。文學創作總是傳達作者對于人生的感受和看法,古人往往用“意”來表示,但如何恰當地使用語言形式(文)在描寫事物(物)中傳達作者的感受(意),從陸機開始就深感其難,所謂“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前者患在不夠精思,后者患在缺乏技巧。陸機雖然對于文學創作的法則有所認識,但他在“知”和“能”兩者間,顯然重“能”輕“知”,所謂“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劉勰之前,對“文辭”的論述都是概括性的。只是到了晉宋時代之后,人們對文學寫作法則的重要性有了普遍認識,如陶淵明講“文術”,沈約講“工拙之數(術)”,鐘嶸講“詩之為技”,蕭子顯講“吟詠規范”,尤其是注意到文學創作法則的豐富復雜、變化無窮,如果對“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就無法擁有真正的“自覺”,無法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文心雕龍》才對文辭法則作了較為細致的闡說。而北方以杜正藏《文軌》為代表,“論為文體則,甚有條貫,后生寶而行之”。南北合流,終于在唐代形成了“規范詩學”,而在宋代也以對“文法”和“句法”的探討成為詩文評的重心。元好問曾編《錦機》,自云“文章天下之難事,其法度雜見于百家之書,學者不偏考之,則無以知古人之淵源”,此書就是“集前人議論為一編”,充分體現了他對“法度”的重視。元代開始出現以“詩學”為名的書,如《詩學禁臠》,所謂“詩學”即詩之學,也就是詩歌研究。其中心內容不外乎法則格式,所以常常與詩法類著作同列,也常常與詩歌啟蒙教育相關。其內容談不上多么高明,卻構成了中國詩學的基本框架,成為學詩者首先要掌握的知識。

  到了明清時代的詩文評中,就出現了一個新概念——“意法”,并廣泛運用于批評實踐(后來也運用到書法批評,但含義有變)。舊題歸有光《文章指南》強調,文章貴在“意法尤覺整齊”;舊題鍾惺《唐詩歸》評高適《重陽》詩“悲壯深老,意法俱妙”;評元結“當觀其意法深老處”。晚清劉熙載評文則曰“學《左氏》者,當先意法而后氣象”;評詩則曰“絕句意法”;評曲則曰“本此意法而廣之”,可見使用之頻繁。于是,人們就將“寫什么”(不只是題材,而是透過具體題材所欲傳達者)概括為“意”,將“怎么寫”概括為“法”,借陳用光的表述,就是“夫詞(代指文辭)依法以行,依意以立。理之不窮,何以立意;法之不具,何以屬詞”,一篇作品的構成,就是文字、意義和法則。意義貴深刻,法則貴圓滿,一篇佳作應該是“意”與“法”的完美結合。

  三、“意法論”闡發之一:文本化

  “意法論”形成之后,人們認識到一篇作品的構成包含了文字、法則、意義,對應于此,作品的研究不僅應該關注這三個方面,而且貴在融合為系統。在這個意義上,傳統“意法論”在批評實踐中還處于“未完成”階段。但是,這一方法的“大輅椎輪”即基本原則已經確立,需要的是在理論上的繼續闡發和在實踐中的繼續完善。為了便于說明,筆者把“意法論”包含的文字、法則、意義分解為“文本化”(文)、“技法化”(法)和“人文化”(意),并從這三方面闡發其內涵和意義。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分解只是詮釋上的便宜之策,在實踐中應該是統一的。

  首先是文本化。文學研究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認識,就是把文學當作文學來閱讀和理解。任何一篇優秀的文學作品(這樣說是假設了一個前提,即只有優秀的作品才是值得研究的),都是作者在文字上千錘百煉的結果。

  在中國的文本解讀實踐中,早就擁有了“細讀”的傳統。姑且就以漢代來說,漢人建立了經典解釋的傳統,其方法有三,即“條例、章句、傳詁”,其中傳詁以解釋經典字義為主,章句以解釋文義為主,條例則歸納經文凡例,并據以理解經義。章句是博士對弟子的口說,故務求詳密。佛經疏鈔之學傳入中國,義疏之學也就在儒家經典解釋中流行起來。而將“細讀”從字句擴展到篇章,則是佛經義疏中的“科判”之學。繼而再影響到文學研究,比如唐代詩格類著作中的作文“科判”,李善《文選注》的解讀“科判”,都與當時的文學教育密切相關。上文所引元好問的話,正是對中國的“細讀”傳統——“文須字字作,亦要字字讀。咀嚼有馀味,百過良未足”的詩語說明。而“細讀”也必然是“慢讀”。本文強調文學研究的“文本化”,其問題指向主要是基于中國文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考據成為文學研究的主流,文學作品不可能“文本化”,只堪當提供材料之用。因此,捍衛文學的自主自律,守望文學研究的疆土以免被考據學或歷史學異化,就是“文本化”的又一重意義。

  四、“意法論”闡發之二:技法化

  法則是“意法論”的題中應有之意,在“文本化”,也就是“熟讀”“慢讀”“細讀”之際,我們還要繼續磨煉自己對文學形式的敏感度。這就是“技法化”。

  就古典詩學而言,唐代建立了“技法”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規范詩學”,涉及詩的聲律、對偶、句法、結構和語義。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五個項目中,前四項是純粹的文學形式,而“語義”屬于語言的“所指”,是內容范疇的項目,但唐人講“語義”,不是脫離了文學形式的獨立的、孤立的抽象概念或意識形態,而是建立在與文學形式相關基礎上的統一體。 “語義”與“法則”是具有內在統一性的。在宋代文學批評實踐中,就有人將這套原則貫徹到詩歌解讀之中。但他們往往犯了一個根本的錯誤,就是聚焦于一聯詩的解讀,將它獨立并孤立起來,完全不顧整篇語境,導致其解讀的“碎片化”。雖然貌似很有新意,本質上則是穿鑿附會的臆說。

  在中國文學批評傳統中,技法雖然在詩格、詩法類著作中反復出現,但在批評實踐中的貫徹是有限的,這導致了其結論如同一種“印象式批評”。在此傳統的影響下,現代學者如梁啟超、聞一多的評論文章,盡管辭藻華美、感情動人,甚至讓后來者產生無法企及的眩暈之感,借用埃德蒙·威爾遜的描述,“即試圖以詩化的散文重現詩歌之美的評論”,也還是“印象式批評”的現代版和擴大版。而當代大量的文學研究論文,一旦涉及藝術分析,除了引用傳統詩文評之外,幾乎無從作出自身的審美判斷。至于對文學作政治和歷史批評,注意的往往是其中的內容,但正如菲爾斯基指出的:“任何有價值的‘文本政治批評’都必須直接面對審美體驗的細節特性,而非對此避而不談。”而所謂“細節特性”,往往是與復雜瑣細的技法聯系在一起的。昧于法則、不講法則、無視法則,無論是出于詩學知識的不足、審美表達的陋習或是意識形態的傲慢,都不能成為脫離技法分析的理由。只有通過“細讀”,才能發現某些技法的隱蔽性,甚至是“一步一步以精確的程序和類似數學般縝密的方法來完成”。通過對某些技法形成的追溯,也能讓我們發現一個文本和其他文本之間有著怎樣的“秘密對話”。而特定的技法,總是與特定的文體形式相聯系,我們不能用“四聲八病”或“二十九種對”的規則去分析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反之亦然。所以這樣的研究,也就必然具有從中國文學自身出發的特征,其效果絕非套用任何其他批評方法可以比擬的。

  20世紀歐美文學批評對形式的重視,集中體現在英美“新批評”和俄國形式主義,如克林斯·布魯克斯的《精致的甕》集中于“詩歌結構研究”,雅各布森的《俄羅斯新詩》集中于對詩歌的語言研究。但他們在注重詩歌“怎么說”的同時,卻有意無意地將作品的“詩性”與“社會性”相對立,在強調文學“獨特性”的同時,放棄思考“文學如何改變了我們認識自己與世界的方式,以及文學對我們的精神世界的內在影響”這一同樣重要(如果不說更為重要)的問題。而脫離了意義的技法分析,也難免變得瑣碎而沉悶。所以,在為作品的藝術力量正名的同時,我們需要繼續探索其社會意義。

  五、“意法論”闡發之三:人文化

  人文化是“意法論”在批評實踐中追求的最終目的。眾所周知,“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說詩”方法,這一方法的思想基礎,就是儒家人性論。儒家人性論所代表的中國人文精神傳統,就落實在“心”也就是“仁”之上。

  文學研究的“人文化”,首先就要承認作者的意圖在作品中的呈現,而不是以什么“作者死了”為由對作品進行隨心所欲的解讀,強調在理解基礎上的闡釋。正因為有作者的存在,作品就是他精心構撰的世界,每一個詞、典故、意象都是作者為了優化其達意千挑萬選而來,所以,為了呼應作者的“苦心”,專業讀者也就是文學批評家就應該用“慢讀”的方式對作品窮觀返照,從而作出應有的審美判斷。“人文化”的第二個含義是,閱讀作品時的“學習并批判”,其“批判”的鋒芒不僅要指向作品,更要指向自身,透過閱讀能夠加深的不僅是對作品的理解,也是對自我的認識。當文學研究增進了自我認識,它才使真正為人類所特有的能力,即自我批評的能力,開始活躍起來。”筆者更想指出的是,這樣的閱讀方式,不只是當今世界卓越的人文學者的“特識”,更是中國人文世界的傳統。“人文化”的最后一個含義是,不以本民族文學為至高無上或無與倫比,在“文學”的框架內研究自身文學,在“文化圈”的范圍內研究國別文學,并且通過比較的方式,尊重在交流活動中存在的差異和產生的變異,克服“固化”和“呆滯”的觀念,敞開文學研究的大門。

  文學研究最終將我們引向對于人的認識,首先是對于自身的認識,在與其他人——陌生的人、不同的人的相遇中,糾正自我中心主義。總之,“人文化”反對以“診斷”的態度對待文學,強調“傾聽”和“對話”;反對以“文獻”的態度對待文學,強調“感動”和“反思”;反對以“工具”的態度對待文學,強調“語境”和“理解”。

  在一個令人期待的文學研究中,“意法論”可以將“文本化”“技法化”和“人文化”三位一體地融匯起來,并且在研究實踐中建立起一種動態的平衡。這項任務已經歷史地落到現代學者的肩頭,沒有任何理由可以逃避或推諉,本文竊愿為此“導夫先路”,至于“踵事增華”,則請待來茲。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5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張雨楠/摘)

作者簡介

姓名:張伯偉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崔蕊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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