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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興與諷寓的相遇與耦合 ——從海外漢學到當代文論話語
2021年07月30日 11:1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朱海坤 字號
2021年07月30日 11:1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朱海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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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古典詩學體系中,比興作為獨立范疇,擁有豐富且復雜的內涵,在中國古代詩歌世界是圓滿自足的。有學者認為,“興”這個概念難以在西方的文學理論中找到與之相匹配的概念。但是,在全球化時代跨語際的文學研究中,它的翻譯與解義成為無法回避的問題。歐美漢學界以“諷寓”(allegory)代替“比興”來從事《詩經》研究,這種做法是否得當,曾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并受到國內學界的關注。本文藉此引出話題,在辨析這一組概念的內涵異同的基礎上,討論比興如何借助概念耦合進入當代文學現場和文論話語。

  一、比興與諷寓的相遇

  中國的比興范疇和西方的諷寓概念在各自的文學傳統和文化語境中原本是各自獨立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漢學家們在翻譯、闡釋和研究《詩經》時,對漢唐儒生執意從那些素樸自然的情詩民謠中強制闡釋道德原則與政治倫理的做法感到困惑和不滿。法國漢學家葛蘭言最早將之命名為“諷喻式詮釋”。這個命名得到了普遍認可,在歐美漢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

  歐美漢學界征用西方的諷寓概念從事《詩經》研究,引發了西方文論話語之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正當性問題的爭論。這場爭論產生了三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一是諷寓與中國古典詩歌不相容,無法代替比興范疇;二是諷寓具有經典闡釋的普適性;三是中國有自己的諷寓傳統。如果不回到問題本身,這樣的爭執不僅難避免,也無價值。在跨文化、跨語際的文學研究中,文學觀念和理論話語的碰撞常常不期而遇。本土語境中圓滿自足的事情一旦跨越了文化界限,往往變得疑竇重重。關于諷喻的討論是歐美漢學界對如何正確地命名《詩經》闡釋的探索,其間必然滲透著他者的概念、理論和方法。“諷寓”與“比興”在歐美漢學界的相遇,為當代文論研究開拓了一個新的問題域:如何運用比較互釋的方法合理地借“諷寓”概念實現“比興”范疇的現代轉換?

  二、諷寓與比興鑒同

  余寶琳反對西方漢學家用諷寓命名漢唐《詩經》闡釋。按照余氏的邏輯,這樣做要么對諷寓的認識發生了偏差,要么對《詩經》傳箋作了牽強附會的闡釋。然而,這兩種情況并未發生。葛蘭言等人沒有闡發《詩經》的哲學或宗教主題,反倒對這類掩蓋詩歌本意的做法不滿,提出了類似朱熹的廢《序》主張。這表明,比興與諷寓有一定的可比性,它們有相同之處,也有各自的獨特性。其相同之處主要有以下方面:

  其一,從概念歷史看,諷寓和比興都經歷了從文本闡釋方法到文學創作原則的轉向。諷寓最早產生于希臘哲學家對荷馬史詩的闡釋。他們把神話故事看作對抽象的哲學或道德觀念的寓示,致力于找尋字面之外的深層意蘊。賦比興發源于先秦時期《詩》的傳授與闡釋活動,后來被視為詩歌創作的基本法則。《詩大序》把《周禮·春官》中以聲為用的“六詩”改為以義為用的“六義”,實現了對《詩》的經學化改造,為政治倫理隱喻提供了方便法門。漢儒們的闡釋行為對后來的詩歌觀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在理論上完成了從比興解《詩》到比興創作的轉換。

  其二,從語義結構上看,諷寓和比興都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符指關系。allegory在詞源上由希臘語中的allos(意為“另一個”)和agoreuein(意為“說話”)構成,其本意為在字面意義之外,還指向另一種深層意蘊。充滿張力的言意關系是中國古代詩歌的自覺追求,是興的題中之義。這不僅在《詩經》傳箋中體現為以“關關雎鳩”托喻“后妃之德”,或以“墻有茨”譏刺衛君無道之類的美刺觀念,也是鮮明的詩論話語。

  其三,在概念的種屬關系上,諷寓與比興都包含隱喻的因素。昆體良和西塞羅把諷寓視為“連續的隱喻”的觀念得到了廣泛而穩固的繼承。《牛津簡明文學術語詞典》說:“諷寓可以被設想為一個擴展成結構化的系統隱喻”,強調隱喻與諷寓的局部與整體關系。羅斯蒙德·圖夫認為,諷寓“展示了隱喻中從具象到抽象的正常關系,并呈現為一系列別具深意的細節”。比興同樣具有譬喻的性質。李健認為,隱喻是中國古典詩學的原生概念,而且“中國古代的隱喻理論基本上是依附在比興的觀念之中的”,比興作為整體性的藝術思維方式對個別的隱喻意象具有涵容性。

  其四,從意義的主題看,諷寓與比興雖各有側重,但存在交叉關系,并非絕對矛盾。以諷寓的主題的形而上學性質為依據,反對將它用于《詩經》闡釋的研究,有失偏頗。實際上,諷寓的主題除宗教和哲學之外,還有政治、道德和歷史的。在《文學術語詞典》中,艾布拉姆斯把諷寓區分為歷史與政治諷寓和觀念諷寓兩種主要類型。《普林斯頓詩與詩學百科全書》采取了同樣的分類方式,并把后一種具體地表述為道德的、哲學的、宗教的或科學的諷寓。

  中國古代的比興觀念看重政治倫理諷喻,但這不意味著缺乏二元論的宇宙觀,而是蘊含了古人對文道關系的思考和道之存在方式的認知。《周易·系辭》曰:“圣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古人認為,天道幽微,難以言明,故觀物取象,因文明道。漢儒比興解《詩》,結合《左傳》,以詩證史,真正在意的是寄托在具體歷史事件上的天道和倫理,是普遍性道德政治原則。這種思想在孔子那里已開其端。

  三、諷寓與比興辨異

  諷寓與比興有相通性,也有差異性。朱立元提出,借鑒西方文論來實現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是一個學習與博弈共存的“化西”的過程。運用比較的方法厘定概念的邊界與屬性,是實現中西文藝理論話語相互融通、耦合的前提條件。一個文學概念的產生、定型和變化,一方面是基于共同的文學經驗,形成概念內涵的集束性和可通約性;另一方面扎根于特定的文化心理和民族傳統,具有獨特的屬性和適用范圍。就諷寓與比興而言,其間的差異性不容輕忽,主要有以下三點:一是體裁差異,諷寓以敘事性作品為主,比興在古代則專屬于以抒情為主的詩歌;二是思維方式差異,諷寓以理性分析見長,而比興偏勝于審美直覺;三是創作方法差異,諷寓基于模仿說,常用擬人法,而比興類屬表現論,多從感物而來。

  中國古代詩論始終強調情感表現在詩歌創作中的核心地位,不僅要求在創作上“發乎情”,在內容上“吟詠情性”,還在效用上提倡“持人情性”。比興在詩歌的情感表現中的作用是建立內在情感與外在物象之間的審美關系。學界通常把這種關系稱之為類比或并置。但是,與諷寓以一種合目的論的方式人為地建立抽象觀念與具體形象之間的符指關系不同,由比興所形成的心物關系是自然的和直觀的,往往不受詩人主觀意志的宰制,古人稱之為“感”或“感物”。鐘嶸《詩品序》云:“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中國古代感物美學的哲學基礎是氣化哲學中的天人合一觀念。漢代董仲舒提出,宇宙中萬物消長、四時輪替、政教治亂皆是天地之氣化育的結果,而且天人相參,“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人的喜怒哀樂與萬物之榮瘁盛衰相互關聯。這為中國古代詩學中的心物交感奠定了哲理基礎。與西方諷寓觀念側重于從具象到抽象的縱向認知超越不同,中國的比興觀念可謂是心物交融的橫向審美超越。

  四、比興與諷寓的耦合

  在南朝齊梁時期,伴隨著文學的自覺和獨立,文論家們對“興”的理解出現了分歧,由此開啟了兩種不同的詩學道路。一路以鐘嶸為代表,他從純文學的立場理解“興”,進行審美化重構,釋其名曰“文已盡而意有余”,剔除漢儒附加其上的政教意味。他提倡“滋味”說,主張賦與比興參酌而用,使詩歌達到“詠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的審美效果,開啟了中國詩學中含蓄蘊藉的風格傳統,在后世得到了司空圖、嚴羽、王士禛等人的繼承。另一路以劉勰為代表,他紹繼《詩經》風雅傳統,接續和強化了“興”的現實關懷屬性,倡導詩歌的政教干預功能,認為詩人諷刺“若針之通結”,起到針砭時弊的作用。在《比興》篇,劉勰梳理漢晉以來的文學史,對“辭人夸毗,詩刺道喪,興義銷亡”的狀況表示不滿。這種觀念在初唐以后得到了回響,演化成中國詩學中的興寄與諷喻傳統。陳子昂對齊梁以來文章道弊、風骨不傳而彩麗競繁的形式主義詩風極力貶斥,提倡“興寄”說。杜甫和白居易等都自覺創作諷喻詩,冀其詩作能夠起到上裨教化、下紓民困的作用。這一路向來被視為中國古典詩學的嫡脈正統。

  中國的興寄詩學注重詩歌的現實介入功能及其藝術化方式,對于當代文論具有實際意義,有補于當下文學觀念的闕遺。文學與社會、文學與政治、文學與道德等的關系關乎文學本身,在中國現代文學傳統中,始終是核心要素之一,也是中國傳統文學觀念的延續。比興雖然在《詩經》闡釋傳統中有依附主流意識形態、贊成厥美的一面,但其占主導地位的是怨刺和批判精神,這一點恰是當代文學的應有品格。發揚文學的興寄傳統,除復歸文學的現實關懷外,還要強化文學語言的藝術品格。作家應當感物興情,為情造文,并融情于物,因物喻志,化概念為形象,使讀者披文入情,觀象會意。將“文學的介入”與“介入的藝術”相結合,追求藝術審美與社會關懷的雙重功能,彌合歷史主義與形式主義的裂痕,是中國古典比興詩學融入當代文論的價值空間。但是,中國古代的比興詩學要融入當代文論話語,仍面臨一些難題。其一是跨越文體界限,從詩歌走向小說等敘事文學;二是拓展諷喻的主題,從古代較為單一的政治倫理向度擴增到現代社會生活的廣闊領域。在這兩個方面,比興范疇有必要與西方的諷寓觀念相銜接,實現概念耦合,以便真正進入當代文學現場。

  比興范疇要活在當下,必須具備對敘事文學的創作與批評進行有效地理論闡釋的能力。以比興為代表的古典文論范疇在當代文學話語中的缺位并非由于它們缺乏闡釋新事物的能力,而是某種拘泥固守的心態造成概念的僵化。作為一個有生命力的概念,“比興”若要活在當下,不能以攝取它的全部義項為條件。如果全盤照搬西方是錯誤的,那么全盤照搬古代也未必可行。對古代文論進行創造性轉換,關鍵在于找準問題,古為今用。比興的施用從詩歌向敘事文體的遷移,關鍵在于延長比興的思維鏈條,從原本偏重于感興抒情的直觀性審美感受變為感與思的結合,適當加入理性思考的成分。諷寓就此在創作心理和方法上對比興構成了必要的補充。由于“比”本身所具有的理性內涵和類比屬性,加強創作過程中的理性思維和模仿成分,并不違背比興范疇本來的意思,只不過在概念的相互關系上,當代的比興觀念要把“比”作為興的次概念,著重在“興寄”。

  興寄的文學觀念包含三個遞進的意義層次。首先是在創作發生層面上的因事起興,文學創作是由對社會現實生活的內心感觸所引發的藝術沖動,藝術情感務求現實性和真摯性;其次是在創作構思層面上的融情于思,將真摯的情感融貫于深刻的思想,由事入理,發掘個別生活經驗背后的普遍意義,才能產生持久的藝術魅力和沉著透徹的批判價值;最后是創作手法上的比興寄托,借助聯想、象征、隱喻等藝術方法寄意于比,創造意蘊深厚的藝術形象,實現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藝術效果。

  諷寓在20世紀化身為現代社會文化批判的有力武器。在諷寓的主題拓展方面取得成就的理論家有兩位:本雅明和杰姆遜。諷寓于20世紀20年代為本雅明提供了在猶太教文化視域下進行世俗現代性批判的美學方式。他從巴洛克悲悼劇碎片化的廢墟和死亡意象中發現了“救贖領域的永恒生活”。晚年本雅明又把諷寓用于商品拜物教和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批判,以揭露現代社會的進步幻象。受到本雅明的啟迪,杰姆遜把諷寓當成重建社會歷史批評的主要途徑。

  相比中國古代較為單一的社會結構和相對固定的文人身份,當代中國的社會生活更加豐富,文學書寫的題材和立場更加多元,思想資源和理論視野更加廣博,這為現代形態的比興詩學或興寄觀念創造了更具寬度和深度的施用空間。但單是概念內涵的相互融攝并不足以實現比興范疇的現代轉換,創作是批評和理論的基石,比興真正融入當代文論話語,根基在于在文學創作實踐中自覺地運用比興思維。具體地說,作家要觸物起興,緣情運思,寄思于比,寓情于象,意存象外,運用藝術化方式實現文學的現實關懷與干預。

  結 語

  劉勰曾自敘論文宗旨道:“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他對文學的看法既不盲目地崇古,也非一味地貴今,而是要求理論切合文學的實際狀況。對于當今的文學理論研究而言,在中與西之間,存在類似的狀況,理論話語自身沒有高低之別,其要害是在比較中鑒其同,辨其異,面向實際問題,實現概念耦合和話語重構,進入當下文學現場,有效地闡釋文學作品或文學現象。

  比興與諷寓在歐美漢學界的相遇折射出全球化時代的中西文藝理論碰撞與對話的必然性,也為中國古典詩學中的比興范疇的創造性轉換提供了契機。比興與諷寓兩個文學概念在內涵上存在交叉關系和互補性。它們從各自獨立走向耦合,是以當代文學研究的問題意識為導向的概念互補和內涵融攝。比興范疇自身的現實介入功能及其藝術化方式是其進入當代文論話語體系的價值空間,而積極吸取和借鑒諷寓的藝術方法及其對現代社會生活廣泛而深刻的批判性,則是比興寄托的詩學傳統活在當下的必要條件。

  (作者單位:深圳大學美學與文藝批評研究院。《中國文學批評》2021年第2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張雨楠/摘)

作者簡介

姓名:朱海坤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崔蕊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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