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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與人的存在
2021年07月30日 10:3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楊國榮 字號
2021年07月30日 10:3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楊國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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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為人?這一問題雖由康德明確提出,但從更廣的視域看,它同時又在歷史中不斷地被追問。人在反思自身時無法回避以上問題,人的存在之多方面性則規定了對以上問題理解的多方面性。然而,從更為本源和綜合的視域看,對人的理解難以離開“事”。“事”既關乎現實世界的生成,又與人自身的存在相涉。以人與物之間的互動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為形式,“事”從不同方面成就人,并賦予人以多重存在規定。通過做事,人形成多樣的社會關系,“事”的展開既基于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交往,又使人的社會關系獲得現實的品格。在其現實性上,“事”同時構成了意義生成之源。

  一、人之“事”與人之“在”

  在實質的層面,人因事而“在”。這里所說的“事”,泛指人所從事的多樣活動。它既關乎日用常行,也涉及更廣領域中人與物之間的互動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這一意義上的“事”因人而有,并與人無法分離,“作焉有事,不作無事”,“舉天(下)之事,自作為事”。人的存在伴隨著人的活動,“事”則由此而生。世間本無“事”,“事”源于人之“作”。“事”發生于人之“作”,這同時表現為“事”不同于“物”之所在。從人與人的關系看,離開了實際的交往行動,則無論是正面或積極意義上的“事”,還是負面或否定意義上的“事”,都無從發生。因人而有之“事”,同時又成為人的存在方式。

  作為人的廣義活動,“事”既展開于人存在的整個過程,也內在于人存在的各個方面。凡人之所“作”,均可視為“事”;人之所“作”方式不同,“事”之形態也各自相異。從日常生活中的飲食起居,到制天命而用之、贊天地之化育的過程,人存在的多樣方式  與“事”的多重形態呈現某種一致性。

  “事”的意義既可以主要呈現于當下,也可能影響未來較長的歷史時期。從具體的形態看,“事”呈現出結構性。以目的性為出發點,“事”既展開為一個過程,也形成一定的結果。目的的確認,過程的展開,結果的形成,表現為“事”在時間之維的基本結構。結果可以視為目的的實現,其實質的意義則在于合乎人的不同需要。

  從人與物的關系看,作為人存在方式的“事”具體展現為人對世界的變革。荀子曾指出:“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無君子則天地不理”。這里的“君子”可視為人的象征,“理天地”則表現為人改變物的做事過程,這一意義上的“事”可以視為制天命而用之、贊天地之化育的具體化。人既通過“事”創造新的天地,也通過“事”重塑存在。在此意義上,所謂“事在人為”,具體便表現為“世在人為”——人生活于其間的現實世界,本身由人所做之“事”而成。

  當然,以人之“做”為前提,“事”雖異于“物”,但又與物呈現互動的關系。一方面,“事”可以改變“物”,并使之進入“事”;另一方面,“物”也能夠存留“事”,并使“事”中展現的人的本質力量及“事”中形成的意味內含于“物”。物不會自發地滿足人,唯有通過人作用于物的做事過程,物才能成為合乎人需要的對象。

  就做事本身而言,其意義不僅僅在于成功完成相關之“事”,而且在于做事者內在精神的提升。人之“事”與人之“心”無法相分,“心”既制約事,也在“事”的展開中豐富、深化、發展,這一過程具體表現為歷事以練其心。“事”作為人之“作”,可以視為人之“心”的外化形式,“心”則表現為人的內在存在規定,在做事、處事的過程中“能其心”,相應地意味著提升人自身的存在規定性,而“事”本身則構成了人實現這種提升的前提。與“能其事”相關的“能其心”,首先與人做事的能力相關。

  與“事”同在的人,既以能力為其內在規定,也包含價值層面的品格,后者具體表現為德性。從現實的形態看,人做事的過程不僅關乎能力的提升,而且涉及德性的養成。與之相對,“事上磨煉”以實際的做事或處事為前提,并具體地表現為在參與“事”的過程中自我歷練,由此切實地培養自身的德性。在這里,“能其事”進一步引向“成其德”。

  從更普遍的層面看,“事”與“德”之間的關系表明,德性的涵養離不開“事”。人之“行事”本身具體展開于日常的庸言庸行。在道見之于“行事”的過程中,一方面,道本身展現了其真切性;另一方面,人通過實際地踐行道而成就德性。

  以“事”成其德與以“事”能其心、以“事”變其物相互關聯,從不同方面展現“事”對于人的意義。進一步看,人不僅在做事、行事、處事等過程中改變對象、確證自身的存在,而且由此獲得對存在的真切感受。以“事”變革世界的過程不僅展示了對象的實在性,而且也使人在領略自身創造力量的同時,感受自身存在的真切性。可以說,“事”既賦予人的存在以實在性,也使人真切地感受到這種實在性。

  “事”的展開過程,涉及多重方面。在“事”的展開過程中,身與心、理性與情意、知與行彼此交融,人自身則在這種統一中走向真實、具體的存在,人的豐富性、復雜性、多方面性也由此得到實際的展現。

  二、“事”中生成的交往關系

  與“事”同在的人,并不僅僅以個體的形態存在。做事的過程既作用于物,也與人打交道,人與物互動的背后,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事”的展開,則既以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為背景,又構成了人與人之間交往關系形成的現實之源。

  與人之為人的根本規定相關的社會關系,并非僅僅以靜態的形式存在,在其現實性上,它與人所“從事”的多樣活動無法相分。社會關系與“事”的關聯,既表現在其形成過程,也體現于其現實化過程。

  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即使并非直接源于“事”,其現實化也往往離不開人所從事的活動。以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而言,親子、兄弟等關系的生成首先基于多方面的家庭生活,其關系的社會性質,則與具有社會意義的為人處世相關。

  人所處的不同社會關系以及相關的社會活動,同時也制約著人的不同品格。《禮記》在談到“人義”時,曾指出:“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所謂“人義”,也就是人之為人應該具有的品格或德性,與所處社會關系的不同相聯系,人應該具有的品格也各有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品格并不僅僅呈現為靜態的規定,而是通過各盡其責的多樣活動體現出來,此處的各盡其責,具體表現為做好各自的“分內之事”。

  相應于人“在”世的多重向度,“事”也展開于社會的不同方面。在政治領域,“事”取得了“為政”、“治理”等形式。廣而言之,經濟生活中的勞資關系、教育過程中的師生關系、健康領域的醫患關系,既形成于生產商貿、學校教育、醫療保健等社會活動,又在這些活動中獲得現實的品格。

  在一定社會關系中展開的“事”同時關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后者既不同于物與物之間的互動,也不同于人與物之間的交相作用。從人與物的關系著眼,“事”的完成以合目的性與合法則性的統一為前提;以人與人的交往關系為關注之點,則問題往往涉及更多方面。哈貝馬斯曾從語用學的層面,分析了建立合理交往關系的條件,包括運用語言而展開的交往過程中的真實性、正當性、真誠性、可理解性等。

  與語言層面的交流溝通及超乎語言的內在默契相聯系的,是交往和做事過程中理解與感知的相互關聯。理解更多地與理性的認知、辨析、推論等相涉,它既體現了對“事”中之人和“事”中之物的自覺把握,也構成了人與人之間彼此溝通的前提。“做事”過程中理解與感知的以上互動在賦予“事”以現實品格的同時,又從一個側面展現了“事”與社會交往過程的具體關聯。

  三、“事”與存在意義

  基于一定社會關系的人在其存在過程中,總是有著多樣的價值關切并追尋不同的存在意義。這里所說的價值和意義既關乎世界,也涉及人自身。作為人所從事的活動,“事”也具有價值內涵,并與意義的追求相聯系。從本源的層面看,意義本身便生成于人的做事過程之中,價值的實現,也難以離開人所做之“事”。

  就對象而言,本然之物本無意義,意義的生成離不開人之所“做”。《易傳》已以思辨的方式涉及這一點:“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在“感”尚未發生時,存在難以超越“寂然不動”,正是在“感”展開的過程中,意義才展現出來,所謂“遂通天下之故”,便隱喻了以上關系。在更本原的意義上,“感”同時包括以人之所“做”為形式的做事過程,而“遂通天下之故”則相應地意味著由“事”而理解世界。

  人不僅由“事”理解世界,而且以“事”改變世界,后者具體表現為化“天之天”為“人之天”,而世界則由此獲得多方面的價值意義。從本然之物的人化這一維度看,人所做之“事”首先表現為勞動。

  化本然之物(“天之天”)為人化的存在(“人之天”),與物器之辨相聯系。“物”在寬泛意義上包括自然對象與人化之物,相對于“物”的“器”則通過“開物成務”或人所做之“事”而形成。在“物”與“器”的關系中,一方面,人的存在過程離不開化“物”為“器”,后者表現為本然之物向人化之物的轉換;另一方面,“器”的生成又以“物”的存在為前提,并需要依據于“物”之實然和必然。

  以世界的變革為指向,“事”的展開又關乎實踐理性。如果說正當性原則與向善原則規定了“事”演化的價值方向,那么有效性原則所制約的則主要是“事”展開的方式、程序和途徑。相應于實踐理性的形式之維和實質指向,“事”同時展示了自身在理性層面的不同意義。

  意義不僅涉及對象,而且關乎人自身。事實上,體現于“事”的實踐理性便兼及以上兩個方面。具體而言,在做“事”的過程中,人既賦予世界以意義,也關切自身之“在”的意義。海德格爾曾認為,人的基本存在處境表現為深沉的“乏味”或“無聊”。這里的“乏味”或“無聊”近于空虛,可以視為一種無意義的存在形態,以此為人的基本存在處境,意味著將空虛或無意義視為人的存在的基本規定,這一看法與海德格爾從煩、畏等方面規定人的生存過程似乎彼此呼應。如果從另一角度思考海德格爾對人的存在處境的理解,那么以上看法也許可以轉換為如下問題,即如何超越存在的“乏味”或空虛?作為追求意義的存在,人無法僅僅安于已然,相反,他總是通過創造性的活動以努力獲得新的存在意義。事實上,人的存在意義,首先便體現于價值創造的過程,意義的生成最終也植根于這種創造性的活動。人的價值創造并不是無內容的空泛形式,就其現實性而言,它即展開于人做事的過程。以價值創造為指向,“事”同時內在地體現了人的本質力量,按其實質,通過“事”而賦予對象以價值意義的過程,同時也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的過程,而“事”本身則由此成為價值創造之源。

  就人自身的存在而言,“乏味”或“無聊”的形態,往往與無所事事相聯系,不管是無“事”可做,還是有“事”不做,都會給人以乏味、空虛之感。擺脫這種存在狀態,以參與多樣之“事”為前提。與無所事事相對,“事”的展開關乎價值目標的確立、行動步驟和方式的謀劃、計劃的實施、結果的評價,其中包含著參與者的多方面關切。“事”的啟動基于人的多樣需要,并關聯著存在的不同方面,與之相應,“事”的參與和關切既使人在做事過程中趨向于充實,也使人感受到多樣的存在意義。

  當然,“事”固然讓人超越存在的“乏味”形態,但“事”的展開,也有讓人操心、操勞、煩的一面。“事”展開于不同的社會領域,從其開始,到其終結,都離不開人的關切,這種關切同時伴隨著操心。做事過程,既需作用于物,又需與人打交道,操勞其間,有順當之日,也有不如意之時,順逆的情形與無盡的操勞交錯,每每將人帶入煩的境地。

  愁苦體現的是負面的價值意義,對人而言,與之相對的正面或積極的價值形態往往表現為幸福,而達到這種積極的價值形態,同樣基于人所作之“事”。

  就價值形態而言,“事”不同于“物”。對于“物”,可以作出有用或無用等區分,但無從辨析其是非、對錯、正當或不正當,“事”則有是非、對錯、正當或不正當之別。“事”所呈現的不同價值形態,與人的存在無法相分。從終極的層面看,世界本無意義,意義因人而有。作為意義的表現形式,價值同樣與人的存在和發展相聯系。

  進而言之,以重要性、緊要性等形式呈現的價值意義,其具體的內容乃是通過“事”而得的體現。生活中不能不應對的事務,屬“事關己者”;現實中的重要之事,也就是對人的存在有實質影響之事;緊要之事,則是迫切需要處理之事,如此等等。這里的價值意義,源于人自身的存在,所謂相關性、重要性、緊要性等都相對于人的不同存在境域和現實需要而言。如果說正當與否主要關乎“事”的不同價值性質(正面的價值意義或負面的價值意義),那么重要與否則更多地展現了“事”與人的不同存在處境的不同關聯。以正當、重要等為具體的價值規定,“事”在人類生活中的意義,進一步得到了多樣的彰顯。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哲學系。《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7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李秀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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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楊國榮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馬云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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