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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社會最高權力的變遷及其影響因素
2021年07月27日 09:1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晁福林 字號
2021年07月27日 09:1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晁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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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力是社會關系中的重要控制力量,是保證社會運轉的必需手段。“權力”一詞雖然形成較晚,但其意蘊卻很早就出現了。先秦時期,人們曾經用各種方式表達“權力”這一概念。社會上的權力有不同的層次和范疇。由甲骨卜辭,可以看到神靈是商代最高權力的體現。這種神的權力被稱為神權,神權的物化形式是“神主”。從權力角度來說,商代就是神權(亦即神主)的時代。到了周代,周天子和各諸侯國的國君擁有社會最高權力,所以周代可以稱為君權(亦即君主)的時代。春秋戰國時期還出現了“民主”的概念。這個概念并非是民眾自己作主,而是國君替民眾作主,實際上是“君主”概念的另一種表達方式。這就是在秦王政稱“始皇帝”之前,商周社會最高權力運轉的大致情況。應當指出,權力在當時社會實際中的表現和發展卻遠非如此簡單。考慮到關于商代神權、周代君權及春秋戰國時期“民主”觀念的興起已多有專家論析,而商周社會最高權力的演變脈絡及其特點的系統縷析尚未之見,故特從這個角度出發試行討論。

  一、神主與商代國家祭祀

  夏、商代去上古未遠,其最高社會權力(亦即王權)除了靠初期的國家權力來鞏固之外,還十分需要傳統的神靈崇拜發揮作用。神靈世界實際上成了夏商之王持有的最高權力的保護傘。作為社會最高權力的代表,商王必須為這種權力尋找依據,證明其政權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商王執掌社會最高權力的依據又是什么?從《尚書·盤庚》中我們看到的是“先后神靈”和“恪謹天命”兩項,其所強調的是祖先神靈和天命。

  中國古代歷朝帝王皆炫耀自己品德之高尚、能力之非凡,有的還編造出“龍種”之類的神圣光環放到自己頭上,來為自己最高權位的合理性作證據。自夸和讓他人來夸,無所不用其極。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文獻抑或卜辭中都罕見商王自夸的文字。不自夸并不是不想自夸,而是因為手中權力還不夠強大。商王既然不能靠炫耀自身來增強權威,那么,他就獨辟蹊徑,憑藉“神”來達到目的。商王率領民眾侍奉神靈,并且一切以神靈世界為先(“先鬼”),目的就是強化自己手中的權力,商王歷來堅持敬神靈而強己威的路線(“先罰而后賞”),頗有假鬼神以令天下之意。

  商代祭祀中受祭的對象即人們心目中的神靈,這些受祭的神靈是以“主”的形式出現的。在殷人龐大而復雜的神靈世界里,神靈固然虛幻,然而作為神靈物化載體的神主則是現實的。商周時代物化的神主有石質與木質兩類,稱為“袥”或“宔”。所以主、宔、袥皆神主之意。殷墟卜辭中習見的表示祖先神靈的“示”字與“主”字通用,或者說兩者為一字之分化。示,即神主,諸家之說比較一致。和“示”、“主”具有同等地位的還有“尸”。神主是神靈附著于物,稱為“主”;神尸則是神靈附著于“人”,稱為“尸”。“尸”亦有“主”之意,即人化的神主。這種禮俗到春秋時尚存。

  商代社會比較穩定,沒有出現過大的動亂,這與商王恰當地采用神權維護其統治有很大關系。大大小小頻繁的祀典,名目眾多的祈禱,使得整個商王朝就像一座被神監視著的心靈監獄。眾多的神靈(神主和神尸)似乎都在睜大眼睛注視著眾人的一切行動,使祭拜者的心靈受到巨大而持久的震撼。商王在祭典上自然也同樣為神靈所懾服。商代王權所受到的限制,這是其中之一。

  商代王權受到的限制還表現在所祭神靈的多樣性,反映了諸多方國部族在商代政治生活中有較大影響,使商王不能獨斷天下。商王朝的占卜和祭祀形式從表面看是商王的行為,實際上則是國家祭祀。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首先,商王朝祭典所祭的神靈中異姓氏族的首領也占有一席之地。特別是那些對于商王朝貢獻卓著的大族的祖先,在祀典中享有與商王族的先公、先王幾乎同等的祭祀規格。作為商王族與其他各族的保護神的祖先神靈,既有商朝的先公先王,也有非王族的祖先,他們共同構成祖先神靈世界。周代祭祀的一個重要原則是只祭本族的先祖,而商代的情況卻并非如此。

  其次,各氏族向商王朝進獻占卜用的龜甲,以示對于國家祭禮的參與。這在記事刻辭中有所記載。占卜所用牛胛骨易得,而龜甲則較難尋,所以各氏族進獻龜甲成為一項重要任務。眾多氏族向商王朝進獻龜甲,固然表示對商王朝政治上的支持,但更重要的一項應當是表示各氏族參與了商王朝的祭祀。在殷人看來龜甲獸骨是交通神靈的神物,是探賾索隱的利器,神意要通過其上的裂紋方可顯示。某氏族進獻(或被征集)龜甲,蓋寓有本氏族的神物參與祭祀之意,表示其氏族亦參加了商王朝的國家祭祀。

  其三,時王的祖若父(特別是父),按說是神靈世界中最能增強商王個人權威者,但在商代祭典中,對于祖若父并不特別重視。表現出的是對祖先神靈的“厚今而不薄古”的態度,說明商王是以祭典的方式在盡量大的范圍內團結商的王族及子族,再通過其他的祭典和方式,讓子姓部族以外的部族也參與到國家祀典中來。神靈世界(特別是祖先神靈)已成為商王朝各個邦國部族的共同信仰所在。祀典也就成為聯系各邦國部族與商王族的重要紐帶,表現出非王諸族對于商王的影響之大。

  其四,如果說神靈是下界投影的話,那么表達王權強大的應當是“帝”。“帝”在商代神靈世界中的地位如何?總結這些方面的內容,可以看出“帝”的性質,專家指出它“是個具有巨大威力的自然神”,是很正確的。但是,還應當看到“帝”的權力是有限的,它不做(或不能做)的尚有許多事情。帝對于人世間的影響雖然很大,但只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行為,人們雖然希望它來保佑,但大部分事情并不指望它。以“神”為主,這并非商代的發明,而是商人對于原始文化傳統的繼承。縱觀有商一代歷史,可以說商王依賴神靈世界、以神為主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維護最高權力的目的,也適應了社會政治發展的需要。但是,從另一方面看,商代的神權同時也給予王權以限制,使商王不得不忌憚于非王諸族及異姓方國部族的勢力和影響。

  二、宗法王權:周代君主的盛與衰

  經過周革殷命的政權更迭,周王朝的最高權力呈現著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周代最高權力掌握在周王以及其下大大小小“君主”手中。周天子以及諸侯國君主的權力在周初主要是經由兩個途徑來實現的:其一,采用殷商故技,托庇于神靈;其二,創立宗法體系,實施分封制度。這里,筆者認為值得進一步思考和探討的問題是,在因襲商人做法的同時,周統治者又進行了怎樣的創新與發展。

  我們先來考察周人神靈世界的問題。周人對于殷商神靈世界不僅多有繼承,依然尊奉天神和祖先神,而且為適應宗法王權的需要,還大力進行創新和改造。十分顯著的是,周人拉近了原來被高懸一格、不食人間煙火的“帝”與人世的距離。此外,周人創造出“帝廷”作為天帝“辦公”場所,據說,周人的祖先可以到帝廷并侍奉在帝之左右,傳達帝的旨意。

  通過改造,以“帝”、“天”為主的神靈世界成為周代王權強有力的后盾。周人曾勸說殷遺民要順服于周,說這是“天命靡常”(《詩經·大雅·文王》)的結果,春秋中期,楚莊王問鼎王城之下時,周人還以“天命”作為利器而使楚不敢輕舉妄動。

  周人創造了“天子”之稱,作為其神圣性質的根本依據,亦是其天命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天子”之稱應與周代宗法制的創制有關。宗法的核心在于嫡長子繼承制。嫡長子有宗法觀念里面的“承重”、“傳重”之責,即嫡長子有繼承和延續宗族祭祀和宗族統緒的重責。在宗族的各種關系中,父子關系是至為重要者。父親要將一切重大責任和權利傳給嫡長子。周王得天命,猶言天之重責和大權傳給周王,周王亦即天之嫡長子,天子之稱實即宗法關系里的父子關系的投影。天子即天的嫡長子,所以《尚書·召誥》說:“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皇天上帝更改其長子即此大邦殷之命,將這命授予周。周王接受天命,擁有無疆界的美善。“天子”之稱亦是周人的一大發明。

  周人對于最高權力的總體設計是:周王向上對于天國而言,壟斷了天國和天命;向下對于社會而言,則是以宗子的身份而凌駕于蕓蕓眾生。自周公制禮作樂以降,周王即成為天下大宗的宗子。周代社會的最高權力可以稱為“宗法王權”。宗法與分封是周王最高權力的兩翼,宗法偏重于周王子孫,分封則兼及整個社會。自“君統”而言,周王是社會政治的主宰;自“宗統”而言,他又是普天之下最高的宗子。“君統”言其政治地位;“宗統”則表示其傳統的宗族關系。在西周時期,這二者是合一的。周王的最高權力通過分封諸侯(以及重申任命)、巡狩,賞賜、設監以“監國”、“監軍”;諸侯依禮朝聘、納貢等措施得以實現。以周公為代表的周初政治家們的國家改造與設計,盡管反映了高度的政治智慧,但由于歷史的局限,君主權力的實現與國家機構的合理配置還顯得比較粗糙,尚不能滿足長時段的社會運轉的需要。

  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周王擁有的最高權力因宗法分封而興,亦因之而衰。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分封制度乃是對于宗法王權的一個制約因素。宗法與分封固然把周王架到無與匹敵的“天下共主”的最高位置,但也讓他不與基層社會權力發生關系。各諸侯國的大夫、士、庶民僅對其直接的"上”(即諸侯、大夫、士)負責,而與周王無直接干系。周王所擁有的社會最高權力便層層消弭于這個層次結構之中。

  總之,宗法王權的確立,雖然為周王擁有社會最高權力開辟了新的路徑,但隨著貫徹宗法精神的分封制度的不斷實施,王權也隨之衰落。并且,被高高懸置于上蒼的天國只是周王專擅天命的后盾,而不可能如同商代那樣成為限制王權的天網。從這個角度可以說,社會最高權力在西周時期進入“有法無天”的時代。可是,這個“法”(即宗法)對于王權也是一種限制。王權要擺脫羈絆,真正成為“無法無天”的專制權力,還有一長段路要走。

  三、“民主”:新君權的影子

  周王朝自厲幽以后,王權日益下降,社會最高權力漸漸分散到各國諸侯手中。春秋以降的各國“君主”,沒有了頭上的光環,也不再專擅天命,他們手中的利器之一就是“民主”。

  正如神主的光芒下“君主”已經悄然顯現一樣,在君主的光芒中“民主”也開始露出。一個饒有興味的現象是我國上古時代“民主”的理念,最初是穿著君主的袍子,邁著君主的步伐登上政治殿堂的,或者可以說它只是“君主”觀念的折射,只是“君主”的另一種表達。先秦時期的“民主”的觀念與“君主”沒有太大的區別。這個時候的“民主”,實即君主,“民主”意即民之主人,也是君為民做主的意思。商周時代君權神授,天命可以授權于君,也可以將這權力拿走而轉予他人。春秋時期則不然,君權可以為國人、庶人、民眾等的態度所左右。

  春秋時期的“民主”觀念,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上述這些可以算做第一方面。這個方面的要點在于強調國君是“民”之主人,是“民”之管理者,并且這是由天意來安排和決定的。這是那個時代的“民主”觀念的主要方面。另外一個方面,就是以民為本的理念。前一個方面實質上是強調“君”對于“民”的重要,強調“君”治民乃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而后一個方面,則是努力闡明“民”之重要。具體說來,春秋時期,這一逐漸興起的理念固然離不開周王朝政治理念中“保民”、“惠民”、"恤民”、"治民”等說法,但比之于其前的“民主”觀念,也可以看出以下幾個新的特點:

  其一,能夠成為“民主”者,不再完全是由上天所決定,而可以是憑借個人的高尚品德而為“民主”。

  其二,不稱職的“民主”可以被撤換。以前的“民主”要由天命來更換,春秋以降則是由民來更換。這是新的歷史時期出現的新觀念。

  其三,君民關系由“利”來系連。君利之,民則歸附;否則,民則離去。

  其四,國家的最高權力表現在對于民眾的管理和控制。

  要之,春秋時期“民主”觀念的興起,是自西周后期以來庶民群眾力量逐漸登上歷史舞臺的標志。由于民之重要,所以君主要為民做主,為民負責,即成為民之主人,而在此之前,君主則只對天或祖先負責。這一轉變的意義非同小可,它既標志著社會最髙權力沖破天命和宗法的束縛而取得更大的行為自由,另一方面在社會實踐中君主的權力也處處受到“民”(包括國人、庶民、庶人等)的限制和掣肘。

  四、余論

  縱觀先秦時代社會最高權力的迄邐變遷之路,可以看出,三代君主在其權力尚未強大的時候,無不充分利用天、祖、民這些影響巨大的力量為其權勢服務,為其權勢尋求終極的依據,宣示自己權力的合理與合法。應當說,社會最高權力的增強有其合理性。三代之君主,在邦國林立之時他是天下之中的旗幟,在漫無秩序的狀態之中他是秩序的標識。可是,等到這權力逐漸發展時,君主們的貪欲和權勢欲日益膨脹,擺脫“天命”、宗法以及“民”之羈絆,就成為他們夢寐以求的企盼。貪婪的君主們雖然需要光環、需要保護傘、需要被擁戴,但絕不希望被掣肘、被制約、被束縛。天命也好,祖宗也罷,就連民眾也讓君主們憂慮和擔心,此正如《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所說,“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唯恐不能乂;諸侯日旦失其四封之內,戰戰唯恐失損之”。

  歷史進入戰國時代。各國變法運動引起巨大社會變革。推動變法的各國君主,其目的就是為了使其手中所擁有的權力最大化,將束縛其權力的最后一塊絆腳石踢開,把“民”徹底馴服,把這塊絆腳石變為提高其君權的踏腳石。戰國時期各國大力推行的變法運動,實際上是為君權的進一步提升創造條件。對于君主集權,歷代的有識之士皆有明確認識。戰國時期直至秦統一天下,社會巨大運轉的犖犖大端者有以下幾項。其一,通過廢井田開阡陌,實行授田制將宗族里的士庶變為國家直接控制的自耕農民。其二,設三公九卿為皇帝之仆,直接聽命于皇帝。強化郡縣鄉里制度,使普通勞動群眾直接為君主所控制。其三,虛置天神和祖先,極力宣揚皇帝個人權威。秦始皇統一六國、專制皇權橫空出世,可謂戰國變法運動在政治上的最終成果。這時候,對于皇帝的最高權力來說,該拋棄的都扔掉了,該虛置的都被淡化了,該控制的都緊握在皇帝一人之手了。秦始皇為夏商周三代社會最高權力的發展畫上一個森嚴無比的句號。從此開始,專制權力壓迫于民眾頭上,忠君觀念荼毒于民心兩千余年,直到明清之際的早期啟蒙思想家方才明確指出專制君主是“天下之大害”,開始對它發出一點影響微弱的批判聲音。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2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齊澤垚/摘)

作者簡介

姓名:晁福林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郭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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