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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明起源中的巫及其角色演變
2021年07月26日 16:5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李禹階 字號
2021年07月26日 16:5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李禹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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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文明起源中,氏族、部落的神權、軍權往往是合一的。這些氏族、部落的酋長,既是主持宗教祭祀儀式的巫,也是掌握軍權的首領,并在史前社會復雜化進程中促進了早期分層社會向早期國家的轉型。本文是在近年來豐富的地下出土材料及相關理論基礎上,對原始宗教及巫的性別、職能、角色演變,神權對史前分層社會和早期國家產生的作用,商周時代宗教與巫的二元分化,女巫群體形成等問題作進一步較全面、深入的研究,試圖以此更清晰地認識中國文明起源中宗教、禮制、國家的相互關系及其特征。

  一、史前社會復雜化與原始宗教

  史前中國的原始宗教有一個漫長發展進程。伴隨原始定居聚落的產生而出現了最早的原始宗教及祭祀、占卜等形式,并可能已出現主持這種祭祀、占卜的巫師一類人物。

  當人類社會還處于蒙昧狀態時,巫師及其所從事的求神、占卜、驅癘等巫術就作為人類精神活動的伴生物產生了。但是,作為史前先民社會群體性、聚集性的原始宗教活動,則是隨著史前社會復雜化而逐漸形成的。在史前中國,正是隨著各區域社會復雜化進程,原始宗教迅速發展,宗教祭祀的規模也日益擴大。距今5000年左右,我國各區域社會中原始宗教開始蓬勃發展。

  史前中國原始宗教的發展,與其時的社會復雜化密切相關。距今7000年前就出現了具有戰爭與防御性壕溝的環壕聚落組織。距今7000—5000年左右,環壕聚落逐漸增加,同時以級差為特征的聚落群組織不斷出現。目前在我國中部、東部與北方的史前文化區域,都發現了許多這種花費巨大、具有戰爭防御作用的先民環壕聚落及“古城”等。早期國家不僅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也是在文明諸要素如政治、軍事、宗教、文化等多方面合力作用下不斷演進的。正是這些要素的聚合,使得早期國家在演進中蛻變而出。其結果,不僅使早期先民社會在通過內聚方式提高對外應力機制中,逐漸構成血緣與地緣相結合的社會政治體;也在不斷強化、完善其氏族、部落的公共職能及原始道德、宗教信仰等精神生活要素中,形成早期華夏文明獨具特色的原始宗教和作為祭祀主持者兼社會管理者的覡巫群體。

  二、史前巫師的性別特征及社會角色

  隨著史前社會復雜化及原始宗教的發展,各區域出現大批反映原始宗教遺跡的聚落遺址。從考古材料看,當時的巫師既是氏族、部落的首領,也是原始宗教儀式的承載者。這些首領兼巫師的人大都為男性,并在氏族、部落中占據著神圣地位。

  1999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秭歸距今8500—7800年的東門頭遺址中發掘出一塊太陽神石刻。太陽神刻為一個直立男神像,軀體底部頂端內刻畫有男性生殖器。太陽人圖像腰部兩旁,分別刻畫星辰,頭上方刻畫有23條光芒的太陽。同時還出土一件紅色陶盆,盆口沿平折并呈放射形光芒狀。顯然,男子刻像及紅色陶盆,均體現出超自然的太陽崇拜及人與神通的宗教觀念,而該男子應是當時聚落的巫師。幾乎與此同時,在湖北秭歸縣柳林溪遺址第一期遺存中,發現一尊人物坐像。說明當時從事宗教祭祀的巫師主要為男性,并且受到尊崇。在距今約7000多年前的北方內蒙古興隆洼遺址、阜新查海遺址中,也發現選用真玉精制的玉器如玉玦、玉鉆孔匕形器、玉斧、玉錛等祭祀用器及男性巫師兼首領的情形。

  從考古材料看,距今6000多年前的原始宗教主要還是出于先民生產、生活的實用需求。早期原始宗教大都符合先民實用性的原則。但是,隨著史前社會的發展,這種僅僅屬于實用與經驗性質的原始宗教,則開始發展為早期分層社會中或大或小的,具有超越性、“權威”性的神圣權力,而這些掌握神權或兼及軍權的巫師則成為聚落或聚落群的各級首領。這種現象在距今6000—4500年前后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墓葬中甚為普遍。從這一時期各區域文化遺址墓葬中,都能發現男性巫師兼軍事首領的普遍情況。

  在距今5000年前后,由于大型或超大型聚落群的出現,史前巫師的地位、角色也發生了顯著變化。如果說在距今7000年前后的巫師主要還是在單個或小型聚落群中通過實用性、經驗式的“權威”獲得先民尊崇的個體巫者;那么這一時期巫師的權威性質發生了變化。這種權威既有著早期巫術、巫師的實用、經驗的特點,也有著分層社會中神權與軍權結合的“公眾”式首領人物的屬性。這種屬性表現在史前各大型、超大型聚落群中的“王巫”與不同級別的軍事首領兼巫師等身份上,甚至也表現在專門從事祭祀、占卜的“祭司”性質的“巫臣”“巫僚”身上。原始宗教逐漸以一種“權威”方式主宰著史前社會的先民精神,并在社會分層中不斷擴大、顯現它的超然性、公共性神權;同時,作為這種權威力量承載者的巫師群體,也在不斷地層級化甚或專門性地“祭司”化,并在以神權為主的治理手段中逐步與世俗權力的“威權”式手段融合,維護著史前分層社會的精神凝聚與秩序穩定。

  三、巫師的文化承載及功能

  史前巫師的權威,不僅源于宗教祭祀等禮神事務上,而且還表現在這個群體所掌握的知識文化及對氏族、部落在生產、管理方面的貢獻。史前的巫師群體,正是從最初的經驗中逐漸獲得超乎其時聚落先民的知識文化素養,是早期社會的哲學家、天文學家、工匠及醫者。這種素養使他們既獲得氏族、部落先民的尊崇,也影響著先民社會組織及社會生活的大小“傳統”。

  (一)巫與天文、天象

  原始農業比現在更加依賴于天時、氣象、節氣。從原始思維角度看,變幻莫測的氣象、雷電、風雨也使先民對周圍的時空環境更有著畏懼與恐怯。這種情形使天文歷象、觀象測時成為原始宗教首先關注的重點。而最早的“巫”,正是觀象測時的掌握者。從考古材料看,距今8500—7800年的湖北秭歸東門頭遺址發現的男性太陽神石刻圖像,在其腰部兩旁分別刻畫星辰,頭上方則刻畫有23條光芒的太陽,就充分體現出三峽地區早期天神膜拜和巫與天象間的神職意識。這些以天文、星辰為對象的龍、鳳鳥、神獸紋天象圖的發現,說明早期聚落先民的宗教信仰較為集中地體現在與天文、天象有關的觀象授時或預卜吉兇上。所以,祭祀與天象合一,是早期宗教的重要特征。

  (二)巫與工

  “巫”“工”原本一體。最早的“工”實際是專門制作祭祀用玉器、法器兼從事祭祀的“巫”世家。在巫舞合一的古代社會,巫在向神祝禱的歌舞中,常揮動兩袖、手持“法器”起舞,因此“巫”字像人持“法器”起舞,而“工”則有巧飾之“法器”之意。在早期聚落社會中,打造石制武器、工具應是氏族、部落中各家分內的事。隨著原始宗教的發展,祭祀禮器如精美玉器及石、骨法器在工藝上日益繁復,于是產生了專門從事治玉與制作法器的“巫工”世家。而最早的“工”也就成為巧飾祭祀禮器的設計、制造者的代名詞,是氏族、部落中的技作巧匠,是大型祭祀儀式所需精美玉、石、骨制禮器的制作能手。

  (三)巫與醫

  在史前中國,巫、醫亦一源。《說文》:“醫,治病工也……古者巫彭初作醫。”早在凌家灘87M4中,除了發現玉制鉞、璜等與武器、祭祀有關的大量隨葬器物外,還發現具有專門用途的玉石,而這些玉石可能是刮痧治病的用具。在87M14中除發現玉璜3件外,還發現玉石料5件,一些研究者認為從其形制看應是中醫用的砭石,而墓主則是巫醫。這說明該墓主既與祭祀有關,同時還兼具醫的職能。所以,古代中醫大約出自史前巫醫。而此后巫醫以巫降神祛病消災的事,在歷代文獻中則多有記載。

  (四)巫與原始道德

  史前巫師還是原始道德及社會秩序的維護者。由于當時血緣與地緣的交叉性特征,以祖先崇拜為核心的祭天、祭祖活動已經成為各聚落群先民凝聚共同精神信仰與價值觀的重要手段,因此這些與“天”“祖”相聯系的宗教信仰即弗雷澤所謂“公眾巫術”起著維護聚落等級秩序的原始道德觀念與規范。而聚落的內聚性更需要通過“祭祖”“祭天”的宗教信仰而建構一種以神人之倫為基礎的權力關系。在前國家時代,這種權力關系更主要表現為一種與血緣祖先身份高低、親疏遠近,或者與氏族、部落首領的軍事統領、管理經驗的“權威”相交叉的精神力量。它促使先民產生對“祖先”“神靈”的敬畏,而又將原始道德倫理去附麗在祖先神靈身上,以此維護部落、家族間的社會與人倫關系,強化氏族團結。由于這種關系摻雜了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神靈禁忌及早期的天文、氣象等因素,因此它常常使史前先民文化中的情感與理性、迷幻與科學相互纏繞,互相依托,共同形成原始宗教的神圣價值與道德觀念。在這里,信仰因素與政治因素、科學因素與倫理因素相互滲透,建構起史前先民的精神結構。這種情形在考古材料中也能發現。

  四、從“權威”到“威權”——史前巫師地位、角色的轉化

  塞維斯等西方學者曾認為,酋邦能夠進行動員與組織、獲取資源的力量來源,主要是宗教神權的“權威”,正是這種“權威”使前國家組織在“非暴力”情形下具有大規模動員、組織民眾的能力。這種理論對解釋我國史前分層社會亦有著參照性。從距今7000年以降的中國史前史來看,許多區域都開始進入社會分層及沖突、暴力等狀態中,也出現了諸多層級特征明顯的聚落與聚落群。從考古與人類學資料看,史前中國各個區域文化演變都是社會分層、原始宗教、血緣繼承、世俗權力等相互糾纏、合力的結果。這種合力使各個區域社會逐漸由“權威”性管理向“強制”性的武力、宗教混合體的“威權”治理方式轉型。而且隨著史前社會的復雜化,一些上層人物如巫師之類通過“公眾巫術”而不斷占有“公權力”,并將過去屬于服務性的“公權力”轉變為具有暴力及威懾意味的政治性“威權”。這些巫師兼首領集團通過神權和王權力量,在不斷占有公共資源的過程中,促進了“酋邦”向早期政治國家的轉型。

  由于受生態環境及其他內外諸因素影響,史前各區域在宗教神權與世俗權力的關系上各有偏重,并產生權力資源配置的差異。不論權力資源的配置如何側重,“巫王”或“王巫”,即“巫”與“王”一身二任的情況卻是相差無幾的。隨著世俗性權力加大,逐漸形成以王權為中心的三位一體的權力配置結構,宗教則演變為王權形而上的超越、神圣的本體保障。史前社會復雜化過程中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多種因素的合力,形成了中原地區先民社會復雜化進程中精神與制度力量的整合。它使社會的維持機制,通過其不斷強化的精神性、禮儀性的物化形式(例如大型宮殿建筑群、成套禮器群以及等級不同的墓葬制式等),來達到維持現實社會組織和政治等級的合法性、神圣性的目的。

  史前巫師群體的身份、角色則在這種社會演變中不斷轉化。距今5500—3700年前后的中國,既是早期分層社會(酋邦)快速發展并向“古城”“古國”轉化的時期,也是巫師兼首領的權貴由對部落社會的經驗型“權威”管理向強制型“威權”統治過渡的時期。它使巫師兼首領的“巫”“王”合一者成為角逐“公權力”場域上的主角。這種格局是史前社會復雜化的一個顯著特點。

  史前社會的發展,是神權與世俗權力結合的結果。古史傳說中的史前“帝”“王”世系的崇拜對象,其祭祀主神大都是當時統治部族的先公先祖,兼具血緣祖先神和護佑神性質,是集神圣性、世俗性、社會性品格的最高神祇。

  王權對最高主神祭祀的壟斷,切斷了自然界諸神向統一、超越的宇宙主神上升的道路,它使“王”兼“巫”者的一身二任的祭祀天地、封禪山川的功能更加突出。民間社會中形形色色的“家祭”“宗祭”,也使各宗族、家族內部的祖先崇拜和血緣祭祀泛起,形成不同等級和規格的神主(祖先)崇拜,并與國家宗教祭祀一道產生了由權力距離形成的等級差異的祭祀禮儀。它的結果是淡化了普通中國人對于國家統一神祇的尊崇與信仰,強化了民間社會對鄉土社會神祇(如土地、山川等神)及對自己的宗族先祖的尊崇、禮祭,形成國家、社稷與鄉土社會各祭其祭、各祀其祀的宗教傳統。這也使過去正在分化的巫師群體進一步呈現二元分離局面。

  五、商、周時代的巫角色、功能的轉變

  從夏至商,虞舜時代的宗教傳統在傳承中不斷“變異”。由于文獻與考古材料的闕如,對夏代國家及宗教、祭祀禮儀我們還不能詳細探討。可是,從華夏早期的神話、傳說看,夏代基本繼承了虞舜時代原始宗教的種種特征,最高統治者壟斷了最高天神與人間交往的威權。商代甲骨卜辭的發現,使我們初步地了解其政治、宗教情況。在商代卜辭中,“帝”或“上帝”具有最高權威。它可以命令、指揮各種自然神祇如雷、電、風、雨、云等,也管理著人世間的吉兇禍福如戰爭、出行、作邑、婚姻、狩獵等各種事務。從商代卜辭、金文看,商代至上神的“帝”或“上帝”,既是自然與人間的主宰,也是殷民的祖先宗主神祇,即商民族的祖先神。以統治部族的祖先神為主神的祭祀制度,表明三代禮制中與“帝”相通的宗教諸神,乃是地上王者的祖先及其附屬方國的先公、先王。同時,商代王室還按照人間政治、尊卑等級而設立了以商人祖先神為最高主神的神權秩序及等級性祭祀禮儀。在這種祭祀禮儀中,主持祭祀的仍然是商代最高的“巫王合一”的“王”,及其屬下方國、大臣等各級“巫政合一”的首領。隨著國家職能的發展及宗教的二元分化,巫師群體也出現進一步的二元分化與細致的職能分工。隨著民間巫、祝事務的發展,史前氏族、部落中的巫亦形成不同功能、職業的巫師群體,并且在社會演進中其職能也在隨之變化、發展。從商至周,巫師職能不斷細化為巫、史、卜、祝等專門負責祭祀、占卜、記事的官員。特別是周代朝廷中巫職能演變更加明顯。三代時一個重要宗教現象,便是女巫的專門化。女巫群體的出現,是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

  由于西周禮樂體系是一套復雜的政教合一體系,它除了包括西周的政治等級制外,還通過禮樂制度融入了古代宗教中的祭祀、占卜、舞雩、驅癘、望祀等內容,將具有“天命”與“德”的本體保障的王權合法性通過“禮”所標示的等級觀念固化下來,形成“天命”、神靈蘊含在“禮”中的現象。由于“天命”、神靈蘊于“禮”中,就使先秦時代的早期宗教無法構成一個能超越王權“天命”觀及世俗政治等級觀的宗教信仰與秩序,從而奠定了周代的國家祭祀、“天命”信仰及道德價值觀念對各種宗教信仰的整合與控制。國家權力通過禮樂系統不斷整合、吸納早期宗教內容,宮廷中巫、祝、卜的功能通過皇室隆重的禮祀天地、河流、山川的宗教祭祀活動而表現出來。宮廷巫、祝不僅成為代王室禮天、祀地的職官群體,也成為其后2000多年來帝制中國禮樂祭祀體系中重要組成部分;而民間巫、卜則在鄉里社會的延續中,成為古代民間社會生活的重要內容。可以說,周代“禮制”對古代宗教各要素的融合,使過去巫的功能在與禮樂精神整合、同一的保存、改造和轉化中,逐漸淡化了原始巫、巫術的符號及象征意義;而在民間,由于下層社會需求,也使一部分繼承原始巫術的巫、卜活躍在民間,成為中國古代鄉里社會對民眾生老病死、禳災消禍、驅癘求福有關的專職性載體,并構成古代中國歷時悠久的民間巫術傳統。

  (作者單位:重慶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6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齊澤垚/摘)

作者簡介

姓名:李禹階 工作單位:重慶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郭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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