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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古文典型在清初的重構
2021年07月26日 10:5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郭英德 字號
2021年07月26日 10:5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郭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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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康熙四十年(1701),江蘇吳江文人潘耒撰《樸學齋稿序》,指出:“五十年來,家誦歐、曾,人說歸、王,文體浸趨于正。然而空疏淺薄之弊百出,惟求波瀾意度仿佛古人,而按其中枵然無有,是可以為古文乎?”潘耒在思考“何為古文”這一問題時,認為清朝定鼎以來,歷經五十余年,唐宋古文與唐宋派古文流播文壇,使得“文體浸趨于正”,但同時也滋生了“空疏淺薄之弊”,重法度而輕內質,背離了“古文”原本的意涵。

  清康熙前中期文壇上,經由士人群體的倡導和實踐,“善學古人之文者,多奉唐、宋大家為準的”,已經蔚然成風。在逐漸揚棄秦漢文、六朝文之后,清初眾多士人,無論是布衣文人還是縉紳士夫,都旗幟鮮明地選擇了唐宋古文,作為文人的歸趨、文體的正統、文章的矩范和文法的淵藪。

  清初士人如何在觀念上倡導唐宋古文風范,并重新建構唐宋古文典型?重新建構的唐宋古文典型,為什么堪稱“文體”之“正”?古文習作如何避免因倡導唐宋古文而滋生的“空疏淺薄之弊”?在清初重構唐宋古文典型具有何種文化功能?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試圖解答這一系列問題。在進入正題之前,有兩個前提需要事先說明:第一,本文將“唐宋古文”作為一個整體的歷史存在,集中探討唐宋古文在清初如何被重新建構為一種文化典型。第二,本文采用“求同存異”的方法,將“清初士人”視為一個整體的歷史存在,考察其對唐宋古文的“共識”,因此主要關注士人群體文學思想、文學批評的共同性。

  一、何以為“正”:清初唐宋古文典型的重構

  清初士人既不是原汁原味地全盤接受唐宋古文,也不是亦步亦趨地盲目追隨明代唐宋派文人,而是在清醒地反思唐宋派古文理論與古文創作的基礎上,深入闡釋唐宋古文的形態特征,力圖在觀念上重新建構唐宋古文典型。綜合來看,清初士人重構的唐宋古文典型具有三大形態特征,即“原于道”“生于心”“精于法”。這三大形態特征,無論與唐宋古文的“原型”還是與明代唐宋派古文,都呈現出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

  首先,在本體論上,清初士人高度強調唐宋古文“原于道”的形態特征。清初士人對“道”的內涵的理解各有不同,或以“元氣”為道,或以“六經”為道,或以“圣賢”為道,或以“道德”為道,或以“義理”為道,或以“天下”為道,甚至僅僅以某種道理為道。盡管如此,當他們從本體論的角度回答“唐宋古文是什么”的問題時,卻大都秉持文即是道、道即是文的觀念,明確指出“文道合一”是唐宋古文所昭示的“文體”之“正”。

  從淺層的內容構成上看,清初士人認為,唐宋古文蘊含著“道”。黃宗羲贊同王慎中“文之為道,因博取而曲陳”的主張,并進一步指出:“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文以載道,猶為二之。”從深層的精神內涵上看,清初士人進一步認為,唐宋古文本身即是“道”。這是劉勰“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之說的異代回響,雖然“道”的內涵在劉勰那里是“自然”,在清人這里多為儒道。

  其次,在生成論上,清初士人極力突顯唐宋古文“生于心”的形態特征。“心”作為中國古代文化的核心觀念,同“道”一樣,也具有抽象性、多義性和模糊性等特征,但它作為人的主體特性的含義卻是較為確定的,并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同。盡管清初士人對“心”的內涵的理解各有偏重,或主“性”,或主“理”,或主“情”,或僅僅是泛稱主體的“心”,但是當他們從生成論的角度回答“唐宋古文表現什么”的問題時,大都明確指出,唐宋古文是唐宋文人主體意識的直接流露與真率表現。他們認為,文由心生,心生為文,這才是唐宋古文所昭示的“文體”之“正”。

  最后,在創作論上,清初士人交口稱賞唐宋古文“精于法”的形態特征。從南宋以來,受到科舉文章寫作的影響,文法的講求成為散文理論批評的重要內容。尤其是在復古、擬古之風甚囂塵上的明代,雖然闡說法度的價值取向不盡相同,但是主張在古典詩文的經典文本中體認法度,尋求創作法則,作為創作典范,成為諸多文學家闡說法度的基本立場。繼承這一傳統,盡管清初士人對“法”的內涵的理解各有偏重,對“法”的效用也褒貶不一,但是當他們從創作論的角度回答“唐宋古文如何書寫”的問題時,大都明確指出,唐宋古文著意于文法的講求,甚至達到精益求精的程度,因此堪稱“文體”之“正”。

  綜上所述,清初士人認為,唐宋古文的形態特征表現在三個層面:就本體論而言,因“原于道”而致文道合一;就生成論而言,因“生于心”而為情至之文;就創作論而言,因“精于法”而成文章巨觀。他們認為,正因為唐宋古文具備原于道、生于心、精于法的形態特征,因此堪稱“文體”之“正”,足為古文典型。

  二、如何“趨于正”:唐宋古文典型的精神旨趣

  既要倡導唐宋古文典型,又要避免在習作實踐中可能隨之而生的“空疏淺薄之弊”,清初士人重新深入省察唐宋古文大家的傳統時,提出了有助于“文體”“趨于正”的兩條取徑原則:其一是取法乎上,根本經術;其二是反對摹擬,自成一家。

  鑒于學習唐宋古文和明代唐宋派古文容易滋生“空疏淺薄之弊”,清初士人極力倡導唐宋古文家根本經術、自成一家的古文習作途徑,做到內外兼修,培本固元。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以“六經”為代表的儒家經典具有確定不移、不容置疑的神圣性,植根于深厚的集體信仰,體現為絕對的文化權力,從而強有力地支配著歷代士人的精神文化活動。因此,倡導根本經術,就可以順理成章地使唐宋古文典型獲得傳統的權威依據而實現合法化,從而躍身成為“正統”的文化權威。但是,如果古文家僅僅取法乎上,根本經術,而未能獨抒己見,自出心得,則難免“終身不脫依傍二字,斷不能登峰造極”。而唐宋古文家則因為不懈地追求“自得之于己”,努力地鍛鑄古文的審美魅力,方始成就為古文典型。因此,只有“皆自胸中流出,而無比擬皮毛之跡,當其所至,與歐、曾、《史》、《漢》不期合而自合也”的古文,“方可與歐、曾、《史》、《漢》并垂天壤耳”。

  再進一步看,清初士人以根本經術、自成一家的取徑原則重構唐宋古文典型,使唐宋古文典型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傳統,其最終目的是提純與升華唐宋古文典型,達臻醇樸雅正的文學品格,從而使“文體”最終“趨于正”。潘耒正是有鑒于明末文章衰頹,入清以后,“纂言君子頗覺其弊,思救之以雅馴之文”,從而倡導唐宋古文與明代唐宋派古文,而林佶的古文恰恰以“文辭清醇典雅”見長,因此值得賞譽。從總體上看,清初士人認為,提倡以唐宋古文為典型,就是要追求醇樸雅正的文學品格,這才是古文的“正派”。陳廷敬就稱許汪琬自覺地以唐宋古文和明唐宋派古文為典范,從而得以“追宗正派而廓清其夾雜不醇者”。

  到康熙前中期,無論是朝廷還是民間,都一致地倡導與崇尚以唐宋古文為典型的“雅馴”“醇雅”的文學品格。這種文學品格,雖然呈現為一種文學性的創作追求與理論倡揚,但究其實質,卻無非是官方政教意識形態的外顯與表征,從而與政教意識形態殊途同歸地趨向于“正統”,共同建立一個符合政治權力要求的思想文化秩序。清初文壇為建立思想文化秩序而倡導與追求“文體”“趨于正”的努力,從康熙前中期開始由官方與民間以不同的方式加以運作,到康熙、雍正間形成主流思潮,其顯著標志是確立“以清真雅正為訓”“以清真雅正為宗”的官方文學思想。清初士人重構唐宋古文典型,無疑順應了主流的文學思潮,并且充沛著、推動著主流文學思潮。

  三、為何“趨于正”:唐宋古文典型的文化功能

  在任何時代,重構文化典型的過程都不僅是一種歷史活動,更是一種現實活動,是在與社會文化互動中展開和完成的。人們總是基于歷史傳承的知識經驗與現實社會的文化感受,為傳統的文化典型重新建構一個閱讀、分析、理解、運用的觀念系統,進而揭示、彰顯乃至宣揚傳統典型內在的文化意義及其背后的意識形態。因此,重構文化典型往往是一項規范化、甚至制度化的社會文化活動,其旨趣在于闡釋、保存、發揮傳統典型的文化價值,并使之適應現實社會環境,介入當代文化建設,充分發揮其應有的文化功能。

  明代士人提倡唐宋古文,自有非常實用的文化功能,即輔助科舉考試。然而時過境遷,面對明清易代“天崩地解”的歷史巨變,清初士人自覺地重構原于道、生于心、精于法的唐宋古文典型,已不僅滿足于輔助科舉,其最重要的文化功能是自覺地追求經由古文寫作,以探究天地之“道”,辨析自然之“理”,闡釋圣賢之“經”,或者發抒個體之“意”,進而回應文明存亡的時代命題。對清初士人群體而言,重構唐宋古文典型,殫精竭慮地致力于古文習作,這種文化行為已經不僅僅關乎個人的仕進、身份、才華、學識或名聲,而是“關系天下國家之故”的文化事業,足以在當代發揮守望文明、傳薪文化的重要功能。因此,明末清初士人之所以在由秦漢文、六朝文、唐宋文等構成的“古文辭”傳統中,特別鐘情于唐宋文,包括與之淵源深厚的《左傳》《史記》,就是因為看重唐宋古文以及明唐宋派古文具有更為鮮明的經世致用傾向,并且更便于勝任經世致用的文字書寫。

  在明清之際社會動蕩的情勢之中,儒學傳統中學術與文學的經世致用取向得到了空前的強化。經世致用既是一股洶涌的學術主潮,同樣也是一股洶涌的文學主潮,鮮明地彰顯了易代之際士人承續文明的深切期望。顧炎武明確地提出文須“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將來”的時代命題,說:“文之不可絕于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他還強烈地要求:“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文學家須以“救民于水火之心”貫注于詩文之中。因此,唐宋八家古文的習作就尤為重要,也尤為實用。

  另一方面,時至康熙前期,清廷更加高調地以“文教”為尚,隆興“文治”,也特別重視學術與文學的實用性文化功能。康熙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經筵講論畢,玄燁與熊賜履“論及文章”,說:“文章以發揮義理、關系世道為貴。騷人詞客,不過技藝之末,非朕之所貴也。”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玄燁親撰《古文淵鑒序》,表達了“欽定”的古文觀念:“夫經緯天地之謂文。文者,載道之器,所以彌綸宇宙,統括古今,化裁民物者也。是以乾苞坤絡,非文不宣,圣作賢述,非文不著,其為用也大矣。”“文”的根本功能在于“用”,尤其是“經緯天地”“化裁民物”之“用”。在“學理”層面上,玄燁這一看法與士人提倡的經世致用之說是潛相交通的。因此,借由統治者的政治權力,這種注重實用的文學觀念必然成為重構唐宋古文典型,并確立其正統地位的強勁動力。

  由此可見,在與社會文化互動中重新建構的唐宋古文典型,契合清初學術思潮的總體走向,成為經世致用的書寫載體,既足以彰顯士人承續文明的精神期望,又足以輔助朝廷推行文教的文化政策,因而既勢所必然、也理所當然地成為“文體”之“正”。

  結 語

  本文開篇引錄清康熙四十年潘耒撰寫的《樸學齋稿序》,強調“五十年來”這個時間點,這值得我們特別注意。正是在清朝定鼎五十年前后,文壇上的士人、尤其是士大夫群體開始自覺地思考和闡釋“本朝文章正傳”這一時代命題。到康熙三十年前后,清朝立國已歷四五十年,能否標樹、如何標樹本朝的“文章正傳”,已經成為士人、尤其是士大夫共同的文化焦慮。

  從文化建構的意義上看,“文章正傳”包含兩層內涵,一是“傳”即傳統的文學資源,二是“正”即正統的價值觀念,二者水乳交融,缺一不可。因此,清初士人一直竭盡全力地借助傳統的文學資源,以重新建構正統的文化典型。在清初五十余年,經由士人群體的倡導和實踐,文壇上呈現出“家誦歐、曾,人說歸、王”的景觀,唐宋古文逐漸超越秦漢文、六朝文,成為文人的歸趨、文體的正統、文章的矩范和文法的淵藪。清初士人在反思明代唐宋派古文理論與古文批評的基礎上,深入闡釋唐宋古文“原于道”“生于心”“精于法”的形態特征,重新建構了“文體浸趨于正”的唐宋古文典型。鑒于唐宋古文易于滋生“空疏淺薄之弊”,清初士人極力倡導唐宋古文家根本經術、自成一家的古文習作途徑,從而提純與升華唐宋古文典型,使之達臻“不悖乎六經之旨、不離乎史遷之法”的醇雅風格。在與社會文化互動中重新建構的唐宋古文典型,契合清初學術思潮的總體走向,成為經世致用的最佳書寫載體,既足以彰顯士人承續文明的精神期望,又足以輔助朝廷推行文教的文化政策,因而成為有清一代文章的“正體”。

  歷史上任何重大的文化選擇,都離不開主流意識形態的隱性支配或顯性干預,文學觀念的重新建構也不例外。相比較而言,在中國的“古文辭”傳統中,秦漢文、六朝文具有更為鮮明的“修辭”特性,唐宋古文則具有更為鮮明的“載道”特性。而在中國古代社會中,“載道”始終是主流意識形態高度認可的文學觀念,因此唐宋古文更易于被主流意識形態所涵納、同化和改造,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文學載體與文學象征。于是,從康熙中期開始,唐宋古文成為“不二之選”。經由朝廷與民間共同陶冶熔鑄,到了乾隆年間,清初士人重構的唐宋古文典型得以再度重新建構,搖身一變成為“欽定”的古文典型,身價陡增。在中唐與北宋時期帶有濃厚“革新”色彩的“古文”,歷經千百年之后,居然成為官方意識形態“情有獨鐘”的文學典型,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諸賢九泉有知,不知當作何感想?

  (作者單位:河北大學文學院。《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5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張雨楠/摘)

作者簡介

姓名:郭英德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崔蕊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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