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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雅與專業之間:英國學科構建的牛津模式
2021年07月27日 14:3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陳磊 字號
2021年07月27日 14:3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陳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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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學科的形成與構建問題是兼具理論與現實意義的重大議題。英國作為第一個邁進現代工業社會的國家,其經濟、社會和政治演進的路徑獨具一格。學科構建和學術思想的變遷往往與一國社會、文化和政治狀況緊密相關。英國現代學科門類的形成與發展同樣構造出了一條以傳統容納現代、以現代因素延續傳統的折中式漸進發展路徑,這與法國、德國、美國等頗為不同。其中,牛津大學在適應英國現代社會變遷的轉型過程中,調整傳統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內容與方式,使之容納現代新興學科以適應專業化的發展趨勢,同時堅守其塑造政治、文化英才的教育理念,從而創造了學科構建的“牛津模式”。這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英國現代學科形成與發展的形態。

  博雅教育的核心:古典學定于一尊

  在中世紀時期,牛津大學的教學科目以所謂“七藝”(Seven Liberal Arts)和三大“高級科目”為主。“七藝”是本科生學習的主要內容,包括文法、邏輯、修辭及算術、幾何、音樂和天文,以現代眼光觀之,可謂人文和科學科目的結合;“高級科目”則有神學(包含哲學)、法律和醫學,是中世紀教士、法官和醫生的主要培養科目,可授予博士學位。這些科目大體上構成了中世紀學人的知識世界。牛津大學學者對其中一些領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但尚未出現真正的專業分科意識。如14世紀中期,以托馬斯·布雷德沃丁(Thomas Bradwardine)為代表的莫頓學院(Merton College)數學家群體幫助牛津大學的數學研究躋身歐洲領導地位,甚至啟迪了牛頓和伽利略等后人的研究,而布雷德沃丁同時也是著名神學家。

  文藝復興對古典遺產的挖掘和探究,驅使牛津大學在延續中世紀傳統課程框架的同時,教學和研究古典化與人文主義化。“七藝”科目仍在,但邏輯學接受了人文主義改造,文法則在拉丁語之外引入希臘語和希伯來語,古典語言與文學要素開始占據重要地位;講授道德哲學的倫理學課程被引入本科生教學,但須符合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信仰;數學不再僅僅是學者的研究對象,而是進入了課程體系之中,且被認為與古典人文主義相互兼容。總之,課程內容中的經院哲學因素由于過分抽象且與實際脫節而被逐步摒棄。

  博雅教育理念的形成與教學內容的變異是同步的,更是對教學對象發生變化的某種適應。都鐸王朝時期,大量貴族子弟開始以入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為榮,改變了牛津大學以平民子弟為主的學生構成。隨之,牛津大學的教育理念和宗旨也被迫調整:從中世紀以灌輸紀律和道德訓誡為旨歸,轉變為以涵養心靈、鍛造好人和好公民為上,進而幫助貴族子弟更好地適應未來的生活和公職生涯。教學方式上,17世紀后公共“講座”日漸衰落,變為以學院導師私人指導學業和生活為主;但講座成了大學教授們所采納的教導形式,處于本科課程體系之外。這些教授是開拓新興領域的主力軍,牛津大學設立了希臘語、幾何學等系列教席。如1621年設立卡姆登(William Camden)古代史教授職位,旨在補充倫理教學;同年設立的薩維里(Henry Savile)天文學教席則助推牛津大學成為天文學研究重地;17世紀50年代牛津大學成為眾多實驗室的聚集地,擁有羅伯特·波義耳(Robert Boyle)的真空泵等裝置。實驗哲學傳統的形成促使牛津大學的科學研究更具組織化,甚至推動了皇家學會的建立。

  然而,占據牛津大學課程和培養體系核心位置的仍是以古典學為中心的人文科目(the liberal arts)。導師制的推行促使學院導師們把控了本科生的教學,卻較少從事研究工作;而教授不僅數量少,其學術探索更難以融入教學體系。由此,18世紀的牛津大學陷入了“學風怠惰”的境地。為扭轉這種頹勢并抑制法國大革命引發的學生激進思潮,牛津大學于1800年設置榮譽學位考試制度,重塑博雅教育系統,強化了古典學的至尊地位。盡管1807年條款設置了古典學(Literae Humaniores)和數學物理學兩大榮譽學位科目,但后者處于相對邊緣位置。

  博雅教育理念下的學科分化

  19世紀初,牛津大學課程體系的重組維持著古典學的核心地位,仍旨在對貴族士紳子弟進行精神訓練以幫助其參與公共生活,只是更側重于塑造學生的個性和判斷力等內在特性。牛津大學著名學者本杰明·喬伊特(Benjamin Jowett)聲稱,學生的心靈接受古典學教育的涵養和刺激后能夠更好地從事未來職業。但英國工業革命展開后對職業化的需求增加、牛津大學學術研究逐漸落后以及學院導師的專業化教學壓力加大等因素,迫使其博雅教育進行擴容。

  自1809年起,自由派借《愛丁堡評論》(Edinburgh Review)等陣地不斷抨擊牛津大學古典教育體系落伍于時代發展,呼吁政府介入其課程系統乃至治理結構的改革。譬如,1831年威廉·漢密爾頓(William Hamilton)批判牛津大學主導的博雅教育篡奪了教授的“學術教育”職能,主張恢復教授職位的專業功用。盡管愛德華·科普爾斯頓(Edward Copleston)和約翰·亨利·紐曼(John Henry Newman)等人極力為博雅教育辯護,但牛津大學的內部壓力卻與日俱增。牛津大學學人深切感受到學問分支激增,在文獻學等領域更日益落后于歐陸大學;學院導師則疲于應付知識擴展后的教學任務,亟須進行專業分工。但任何改革似乎都難以動搖牛津大學博雅教育理念的基本點。19世紀的牛津大學校長堅稱,大學首先是訓練政治家、外交家和管理者的地方。而強調專業研究的牛津大學教授在呼吁增加現代學科以適應社會發展時,也只能聲稱這些學科同樣能夠錘煉判斷力,實現博雅教育目標。例如天文學教授W. F. 唐金(W. F. Donkin)就聲稱,實用天文學也足以訓練學生的心智。

  為此,喬伊特于1848年3月聯署45位導師向學院院長控制的董事會周會呈遞考試改革方案。該方案堅持博雅教育的導向,但希冀在古典學外納入新興現代學科。其重點是在學士學位的第三次考試中增加三類學科群的選考科目,分別是神學,哲學、歷史和語文,數學和物理科學。這種學科分類與現在相比仍顯粗糙,如政治經濟學等被歸入歷史學名下。但不可否認,它極大擴充了牛津大學教學的知識范圍,反映了知識分化趨勢,如數理部分明確涵蓋生理學、地質學、電學等學科。

  在內外壓力之下,董事會周會于1850年4月出臺新考試章程,增設自然科學、法律與現代史兩大考試科目。此時古典學的考察范圍包括希臘語、拉丁語、修辭學、神學、政治科學和古代歷史等,新增科目的考試內容則涵蓋相關領域的新興知識。1864年,牛津大學取消古典學作為本科學位必考科目后,新興學科專業化的空間得到完全釋放。1872年,法律與現代史分離。1886年后,化學、物理學、生理學、植物學和地質學等科目的獨立地位相繼得到承認。19世紀末牛津大學相繼增設地理學、人類學等教職,加之1894年和1903年分別設立的英語語言與文學學院和現代語言學院,其新興學科群日漸豐滿。而隨著1920年哲學、政治學與經濟學(PPE)學院正式成立,這些學科正式從歷史學和古典學的教學中脫離,牛津大學的主要現代學科最終分化完成。

  牛津大學的學科分化展現了英國現代學科不斷從古典學問中衍生、脫落和增添的過程。這些學科被引入本科教學體系,是為其博雅教育服務的,其運行仍掌控在實施這一理念的學院導師手中。但它們畢竟為牛津大學乃至英國新興學科的發展開拓了制度空間,極力跟上學術新進展的牛津大學教授們從此有了施展專業研究才能的舞臺。

  牛津模式的性質與影響

  維多利亞時期,牛津大學學科分化與構建的方向和節奏不僅受其治理結構制約,而且為其數百年來形成的旨在鍛造教俗精英的大學使命與博雅教育理念所塑造。學院制(collegiate system)主導的架構決定了舊體系對新興學科的容納是漸進的、不斷調適的。換言之,任何改革都必須遵循牛津大學的使命首先是育人而非學術研究的理念。

  這一理念深刻影響了牛津大學的學科重點與研究性教育的發展路徑。一是古典學在博雅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延續到其他人文學科,使牛津大學形成相對側重文科的局面。古典學作為第一大專業,其學生人數在20世紀初被歷史學超過,后者則在70年代被PPE專業超過,但牛津大學培養精英的理念始終沒有改變,嬗變的只是專業載體。二戰前夕超過75%的導師和85%的牛津大學本科生畢業于人文學科即是明證。二是專業研究建立在博雅理念之下,研究性教育發展相對遲緩。譬如牛津大學設置自然科學課程的首要目標是培養學生的教養和科學素質,而非造就專家。博士教育則長期被牛津大學視為一種“迂腐”,直到1920年才將其引入。

  但牛津大學的學科構建模式不僅實現了博雅教育目標,也拓展了其研究性功能,所培養的政治精英遠超競爭對手,被譽為“通向權力之門”。此外,牛津大學的人文研究長期處于西方學界的頂端,自然科學的研究水準也逐步達到了國際頂尖水平。

  牛津大學結合博雅與專業理念的學科構建模式,對英國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通過校友擔任大學校長或公職,牛津大學影響了蘇塞克斯大學等諸多新興大學的教育理念,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等高校則模仿設置PPE專業,等等。美國諸多大學曾效仿德國大學的研究性模式,但其中不少又重新吸收博雅理念,如洛厄爾(Abbott L. Lowell)領導哈佛大學借鑒牛津大學的導師制等。如今中國的諸多大學也在借鑒這一路徑。但就處于一流學科建設關鍵時期的眾多中國大學而言,牛津模式給予的啟示是,絕不能簡單地模仿它,而應嚴格根據自身大學的定位、使命和歷史傳統,走出適合自己的道路。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牛津大學歷史學科形成研究(1850—1939)”(19CSS013)、華僑大學高層次人才科研啟動項目“斯塔布斯英格蘭史書寫研究”(18SKBS104)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華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作者簡介

姓名:陳磊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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