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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畫對話:文化符號學解析的進路
2021年07月23日 17:3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陳祥 字號
2021年07月23日 17:3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陳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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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在藝術創作與實踐過程中,隨著認識的不斷深入,得出“詩畫有別”與“詩畫一致”兩個截然不同的命題。然而,無論是西方哲學對二者進行的藝術分類,還是中國古典美學提倡的二元融合,都難免圍繞圖像與文字的界限問題展開,局限于詩畫關系本身。也許,詩畫對話從本質而言,是兩種藝術門類彼此不斷交流與融合,從而相互交織、借鑒、吸收、發展,最終導致變化和新意義生成的產物。塔爾圖符號學派代表人物尤里·洛特曼重新探索文藝作品及其本質,創造性地發展了“文本”的概念。他并不局限于研究藝術文本的編碼和解碼問題,而是將其看作“以特殊方式建構的融合了大量濃縮信息的結構機制”,從而視作者、作品、讀者、語境、藝術語言、代碼、信息、文本意義等因素為有機的整體系統,關注其間的交叉性與差異性,考察各種因素相互對話、相互作用的結果。于是,文字與圖像從消極的意義攜帶者,轉變為一種動態的信息生成機制,能夠通過符號系統模式向讀者傳達特定信息,具有認知、交際和審美功能。在此基礎上,“兩個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文本一旦相互碰撞,就可能產生突變,創造出一個完全不同于原先兩個文本的新文本,其中包含著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也為新文化和新文本的出現提供了契機”。于是,文化符號學視域下的“文本”觀,可以為學科研究的跨界探索提供新的意義與視角。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不同類型文本間的對話都有文化價值與研究價值,洛特曼進一步強調:“代碼可以相互轉換的領域保證了最低程度的理解,代碼不能轉換的領域引起了創造不同等價元素的要求,并成為翻譯的基地。”本文選取符號代碼具有一定相似性與差異性的兩個文本,即迭戈·里維拉的壁畫《墨西哥歷史》與卡洛斯·富恩特斯的小說《最明凈的地區》,避免“文學圖像化”和“圖像文學化”的研究,而是將圖像與小說文本看作動態的、具有意義生成功能的符號系統,重點揭示“詩”“畫”文本間的交際模式,試圖超越兩種藝術形式迥異的壁壘,以探索文本間的對話及意義生成。

  壁畫《墨西哥歷史》創作于1929—1935年,里維拉在占地276平方米的畫面中,選取典型歷史事件和重要人物,以生動逼真的方式呈現民族歷史,試圖讓人們重新看待并反思被遺忘的過去,從而凝聚國民的文化身份與精神價值認同。畫家并不滿足于簡單介紹民族歷史或借此反映藝術見解與政治主張,而是試圖通過圖像文本與讀者進行對話與交流。顯然,考慮到文本的意義與語境、符號與代碼,以及讀者個人的閱讀體驗等因素,這樣的交流最終會衍生出復雜的、多層次與多維度的對話。此時的文本已不局限于表現固定客體,而具有一種意義衍生的功能。在此基礎上,欣賞者或其他作者也能夠以不同的符號系統續寫文本,從而使整個系統中的子文本都處于動態的相互交往與相互翻譯之中,形成新的藝術文本互動與對話。因此,我們既能將該作品看作一個完整的、具體的文本,也可將其看作“墨西哥民族史”這一文本系統的部分片段。而發表于1958年的小說《最明凈的地區》,完全可以被認為是該畫作的“他者”或曰“異己”文本。研究者仔細梳理小說中大量具備機關與線索功能的符號不難發現,富恩特斯不但能通過文字形式與里維拉的繪畫互文,并且由于發表年代的原因,還可以在畫家原有基礎上添加新的符號文本,進一步補充書寫“墨西哥民族史”。

  基于此,參照《墨西哥歷史》的圖像文本對小說進行解讀,可以“按圖索驥”書中的歷史人物,令讀者對抽象的文字和歷史事件產生更加具體的藝術感知。由于小說文本與繪畫文本的表達方式迥異,富恩特斯不但能夠安排壁畫中出現的歷史人物進行對話,還可以利用小說創作的語言表述優勢,引發書中人物內心的自我對話,深化并揭示圖像符號難以表達的心理活動與情感體驗,從而形成一種不斷指向內在的符號系統。此外,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對墨西哥歷史的理解程度存在差異,閱讀畫作時也必然會產生意義的變化。“文本的意義創造性機制決定其不可能是一種預設的、一成不變的存在,而是通過與異己文本和讀者對話,不斷被加工、解讀與變形,由此動態地創造出新的意義。”相對的,讀者欣賞《墨西哥歷史》時,適當結合富恩特斯的小說文本,不但可以滿足歷史與現實、外部環境與內心世界的對話,還能夠追隨書中人物的足跡,自由穿行于過去、現在、未來,從而打破畫作原先自右向左的閱讀順序,使圖像文本的敘述主體不斷轉換。在轉換過程中,文本的子結構與不同讀者對話,令其深入了解墨西哥的自然風光和淳樸歷史、西班牙殖民侵略的殘暴與血腥、上流社會的為富不仁和醉生夢死、底層平民的艱辛生活與悲慘遭遇等文本片段,形成多個異質的話語層面,使文本變得更加不均勻,從而在相互比照圖像與文字的基礎上,拓展讀者的藝術想象空間,由此豐富文本的內涵與外延。

  洛特曼認為,一切承載完整意義和整體功能的文化符號,都可以被稱為文化“文本”。在此基礎上,不同符號域中的文本相互碰撞與交融,不斷喚起讀者大腦中各種超越詩畫界限的共鳴,從而將文藝作品與讀者的歷史環境、文化背景和心理情境相結合,進一步影響受眾的

  接受和解讀,不斷衍生出新的對話與啟迪。隨著時代的發展,后世學者在文本語言的定位、文本意義的探求、文本意義的解釋等方面,對洛特曼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思與發展。然而不應否認的是,文化符號學的視角,對于詩畫關系的問題,以及人文學科間的跨界探索等方面,都具有一定啟示意義。

  (本文系江蘇高校哲社項目“迭戈·里維拉與墨西哥共產主義運動研究”(2018SJA0225)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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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陳祥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趙明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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